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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一带已经形成了深厚的文人画传统，到了明代，江南地区文人科举仕进之途受到限制，故而园居市隐之风日盛。
这些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元代表达松、竹、梅君子品格的花木画，如擅画墨竹的宋克、王绂与夏昶等。
至明中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吴门地区大多数文人画家将精力放在文人雅好之上以追求一种闲情、幽致的生活境界。吴中地处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花卉草木繁盛，赏花、艺花广为流行。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吴门文人画家所绘花木种类逐渐丰富，且花木画开始与现实生活有更多结合，其意涵也因文人间的酬赠往来而变得功能化，甚至世俗化。
「吴门四家」之一的沈周一生未应科举而隐于吴门，其花木画取材广泛，且不因文人身份而仅仅拘泥于水墨画，而是根据其抒情需要适意选择表现方式。
沈周擅画生活中常见的花木与蔬果小品，其《卧游图》册所绘杏花、芙蓉、蜀葵、栀子、枇杷、石榴、绿甲（白菜），多取折枝构图，笔法简逸略带稚拙，设色淡雅清新，在没骨的技法上增加了更多的写意笔墨。
粗笔淡墨的花草蔬果，乍看似一挥而就，但形貌情趣已经完备。
画册末开自题：「此册方可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在沈周看来，欣赏花木与欣赏山水一样，都可以卧游其间，让人怡然自乐。
蔬菜在沈周的写意花木画中比较常见，除《卧游图》册中「绿甲」一页外，另有如《墨菜辛夷图》卷所绘之白菜，皆质朴自然、毫无雕饰。
这一方面是受南宋法常因禅修而绘写意蔬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明代中期出现文人以「菜」比德风气的影响，沈周《菜赞》一诗即有「藏至真于淡薄，安贫贱于长久」之句，这同时也反映了明代中期花木画中表达君子品格的题材的继续拓展。
在表现怡然之情、君子品格外，沈周还有一些带有祝福登科、利市等寓意的世俗题材花木画。作于1502年的《杏花图》轴，画中杏花繁盛，各具姿态，枝干老结，笔墨苍厚，自题：
据此可知此轴乃为恭贺其老师刘珏（号完庵）之曾孙刘布登科所绘。
《荔柿图》轴以法常水墨写意法绘荔枝与柿子连果带叶地交错在一起，取「荔」、「柿」之谐音「利」、「市」，送给兼营药材生意的名医宿田为新年礼物，画面中果实饱满，纤细的枝条与各具姿态的叶片相互交叉出复杂而多变的空间。
与沈周相比，文徵明画花木主要集中在兰、竹、梅、松等题材上，其画竹师法苏东坡、文同，画兰师法赵孟坚、赵孟、郑思肖等人。
作于一五四三年的《兰竹图》卷以书法之笔入画，画兰叶见行草书的飘逸潇洒，画竹叶如写八分书，画石之飞白笔法可见赵孟之风规。
与元人笔下清雅静寂之兰不同，文氏画兰繁密疏放，兰叶似飘带般随风摇曳，且将兰竹图发展为大长卷形制，不再只是单纯画兰竹，而是以坡石、荆棘、麦冬、溪流泉水等为衬景来表现兰竹的各种姿态。
明代画兰知名者周天球、陈元素、项圣谟等都是文氏的追随者。相对宋元时期单纯的墨兰、墨竹图而言，明代兰竹的君子气淡化了，至晚明这种长卷日益呈现图谱化、程式化倾向。
与沈周、文徵明相比，唐寅的花木画多以没骨写意手法描绘桃花、梅花、杏花等折枝花木，平淡质朴却可见真情流露。
其《墨梅图》轴，以枯笔焦墨画折枝梅花，花瓣以浓淡相间的水墨点出，梅花清丽脱俗的姿态跃然纸上。
枝干细硬、斑驳的质感以及下端折断的痕迹极为写实，而花朵则写其意，这是唐寅与沈、文不同之处，即在写生中加入了职业画家的刻画之法。
唐寅此轴构图沿用了沈周《墨牡丹图》、《杏花图》等常用的折枝花木立轴图式，清丽脱俗的梅花搭配洒脱秀逸的书法，相映成趣。
与沈周、文徵明、唐寅等文人不同，仇英作为被文人化了的职业画家，其花木画与文人的写意花木画大异其趣，但却在精工的描绘中流露出清雅的士气。
在《兰花图》页中，仇英以纤细的线条双勾花叶轮廓，兰叶率意流畅，兰花则行笔轻柔，明净清丽的汁绿色晕染阴阳向背。
仇英复兴了宋院体绘画的写实风格，在此图中兰叶上残伤处亦被细致逼真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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