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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生活网讯】明中期来这里寻找商机的小工商户是第二批入住的老东坎人
黄河第三次会淮后，造陆速度加快，新造陆地迅速成长，吸引了大批远近人口入迁新生土地。因为仁和片是进入新区的必经之地，并已有居户；而且这里交通方便，从仁和开始有人居住起，已经踏出了由岸边套滩地通往境外，并可直达县城山阳的路；去新陆地也已由先期的追进者、探访者踩出新路，出进都很方便，是进入新区的必由之路。这些条件使这里人气大增，有人气就有商机，是这里的商机吸引了周边城镇的一批小商贩、手工业者和相关服务行业纷纷入迁，而到嘉靖年间更有北沙、涟水、淮安等附近城镇的，甚至远处安徽的人来此谋生，这是第二批较集中落脚在这里的老仁和、老东坎人。他们多数居住在西边较高处，也有部分散居于东边的坎地。他们是仁和小街的兴建者，老东坎的开拓者。
（三）远来的工商大户是来这里开辟新阜的第三批老东坎人
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黄河全流入淮，淮河下游真正成为黄河入海口，并转向东南，不但所携泥沙全部倾入现在的滨海境内，因洪水而造成的溃堤溢坝次数也增多，大大地提高了造陆速度，有每日造地百亩之说。大片新生成的陆地吸引了更多拓荒者，到清初，当局还成立了新土地招募认领机构，境内人口迅速增加，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及服务业的需求大大提高，作为后勤基地的东坎商机更大。省内省外，各相关行业纷纷入驻，山东、安徽、江西、浙江等邻省工商业者纷至沓来；镇江、常州、福建等地商家更结帮而至，这些人就是第三批入迁的老东坎人。这批人的入住时间在清初到咸丰年间，他们是兴建正街的主力军。
这里所说的成批只是反映在一个时段中入迁者的主要构成，并不是一种划分。各时期零星入迁的也大有人在，明初被赶散到临近地区后又转迁于此的，先落户农村再转来经商的，本是行商至此而留下不走的等等，迁留东坎的也都应是生意人、手艺人或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为主，他们当然也是老东坎人构成成份。
可惜多数人家已经无法说清入迁时间和具体来处，只有部分可以在方志、家谱及其他资料中查到来处和迁入时间。举例如下：
有文字可查的最早入迁者是汪氏，来自安徽，于明嘉靖年间迁来东坎。
据《陈氏宗谱》称，其先祖在明初由苏州阊门迁居庙湾一带，顺治年间一支迁居仁和镇，后来又由仁和镇迁居新陆八滩等地。
据《庞氏家谱》记载，其始祖相庭嘉靖间由安徽宣城迁居南京，七世孙晋德在清初迁居庙湾，晋德中子临远康熙间迁居东坎。
据《阜宁县新志》卷十七载：吴锡光，字寿泉，丹徒人，祖秉谦，雍正间迁阜之东坎。
据《古仁和镇史话》称：钱家于明初因避乱流徙兴化，清开国时转迁庙湾佃湖；雍乾年间迁至仁和镇。
据《蒋氏家谱》载：其始祖南宋时迁住北沙，洪武间迁居天场乡蒋墩，清初蒋耀亭迁居陶河，乾隆时蒋调佑又从陶河迁居东坎。
据《戴氏家谱》称：其始祖宗势公嘉靖间（1522—1566）由安徽休宁迁居淮安府新安镇，隆庆间（1567—1572）到庙湾经商。九世孙圣绂于清嘉庆初年迁居东坎。
笔者祖籍山东郯城，先祖朝印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迁来东坎。而据了解东坎周姓有五个户头，都来自不同地方。
另据熊姓家人称，原籍江西，其祖上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放木排来此销售，后见东坎有生意可做，也就落脚在这里。
据《郑氏家谱》称，其先在洪武赶散时迁至东台梁垛，清末又转迁东坎。
当然一个最盛时上万人口的老东坎，绝不是这几户人家就能撑起来的，只是多数人家找不到文字记载而已。
在迁居东坎的移民中，除开始时的土著人是追着大海到此外，绝大多数都是冲着这里的商机而来。清初以前迁入的多是小商小贩和个体手工业者，乾隆以后则陆续迁入较有实力的工商大户。这些人的迁入不但带来了工商业开发项目，也带来了适应时局的理念和各地的先进文化，因此不仅使东坎经济发展的步伐跟上了时代的节拍，也使文化、风尚提高到与时代相适应的水平。正因为如此，使这里只用了百余年时间便进入苏北重镇的行列。陆续迁进的人口可能要超过初期的土著人口，但因是分期或分散逐步迁入的，所以在语言上仍无一例外的被同化，按一般规律，进入一个强大的语言场的外来者，到第二代，最多不过第三代一定会被同化的，所以直到推广普通话之前，这里一直是操标准的统一方言。从统一的方言上也能证明，这里人口的基础是原海边的土著人。
由于老东坎人来自五湖四海，并经过数百年的磨合，形成了本地特色的性格，他们有帮无派，谦和包容，热情好客，诚实守信；既有北方人的憨厚勇猛，又有南方人的机敏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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