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大家”推出的“大家”,是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的巴金。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杂文集《随想录》等。
巴金被选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让我们先重温当年的颁奖辞: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
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
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
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青少年时代,
走出封建家庭的桎梏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有过幸福而短暂的童年。
10岁母亲过世,12岁父亲病故,之后,巴金尝尽了人间的悲凉。
多年后,巴金这样回忆母亲:
“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
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
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
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
巴金16岁时,祖父去世,家庭陷入遗产之争。
作为长房长孙的大哥李尧枚,性格温顺,委曲求全,却依然换不来安宁。
巴金看到封建家庭变成了扼杀青春的牢笼,1923年毅然出走。
在《新生·自序》中,他这样回忆出走时的情形:
“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划起了一只独木小舟,向着人间的海驶去。暴风雨吹打我的脸,巨浪颠簸我的舟,但他们并不曾淹没了我。”
离开家庭后,巴金在上海和南京辗转求学,后来远赴法国求学,直到1928年,才从巴黎回到上海。
图:少年巴金(右)与大哥李尧枚
走向作家之路,
甘愿做人间的飞蛾
在辗转求学的过程中,巴金的梦想从做一名革命家变成了作家。
回到上海后,大哥李尧枚前来探望巴金。
巴金告诉大哥,自己准备写一篇反映封建大家庭的小说,大哥非常赞成。
这部小说,就是《家》。小说中的高觉新,原型就是大哥李尧枚。
令人痛心的是,在《家》刚开始动笔之时,备受家庭煎熬的大哥就服毒身亡。
1933年,《家》正式出版,巴金写下序言,题为《呈献给一个人》。
这“一个人”,就是大哥李尧枚。
巴金一直是在用真情写作,他说: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
抗战爆发后,巴金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创作了《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等,他像一只飞蛾,把一切力量贡献给了祖国: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激流三部曲”
1949年之后,
在各种运动中沉浮
1949年之后,巴金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身处政治漩涡之中的巴金,也不得不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
1955年开始“反胡风”,巴金就违心写了批判文章,这成了巴金一生卸不掉的精神包袱。
巴金和胡风,同是南京东南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友。
1936年,鲁迅先生遗体在万国公墓下葬,巴金和胡风一起为先生扶灵柩。
1949年7月后,胡风调到北京,巴金每次到北京去,都去看望胡风。
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开始后,人人都要表态。《人民日报》向巴金约稿,他便写了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这成了巴金始终还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多年后,他这样写道:
“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政治斗争,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羞耻。就出面批斗胡风一事,我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
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巴金与胡风再次相遇。
此时,历尽磨难的胡风坐在轮椅上,面容憔悴,双眼无神。
巴金上前,握着胡风的手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
顿时眼里涌出了惭愧的泪水……
虽然巴金常常表示忏悔,但他在那个特殊时代的所作所为,仍没有完全失去文人的骨气。
1956年,萧乾被带上“右派”帽子,一次会场上,无人理睬萧乾,只有巴金主动和他打招呼,还过去坐在他的身旁。
1962年,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做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仅看题目,就令人肃然起敬。
文革爆发,巴金被作为“牛鬼蛇神”接受批斗,从此,他“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
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不是为自己遭受的苦难悲伤,而是为自己甘做奴隶羞愧:
“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图:胡风、巴金为鲁迅抬灵柩
“文革”之后,
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自1978年到1986年,历时八年,完成了这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大作。
在《随想录》中,巴金为自己做过的违心事真诚忏悔,表现出无比的勇气、良知和责任。
在序言中,他引用林琴南译文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认为自己就是那“奴在心者”。
在《随想录》中,巴金痛苦回忆、深刻反思,完成了最真实人格的塑造。那时候,很多人正在选择性地忘记文革的苦痛,但巴金却执意拿起手术刀解剖自己,成为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2005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
如今,我们当然还会记住他,但记住的是他这个人,未必记住了他的精神。
巴金去世了,也结束了一个忏悔的时代,结束了一个说真话的时代。
在他之后,很少再有作家忏悔,他们或者着眼于时代的似锦繁花,或者沉湎于个人的悲欢离合……
图:晚年,陷入沉思的巴金
爱情与友情,
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
小说《家》出版后,有不少青年给巴金写信。
在这其中,有一位女生引起巴金的注意,她字迹娟秀,始终署名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两人鸿雁传书半年多,相谈甚洽却未曾谋面。
一次,女孩寄来一张照片,明眸酷齿、清新可人。信中说:
“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不能面谈呢?”
这个女孩就是萧珊,原名陈蕴珍。
这一年,巴金31岁,萧珊19岁。
这一面,开启了他们8年的恋爱历程,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爱情。
图:萧珊寄给巴金的照片
1972年,巴金在干校“改造”,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上癌症,半月后去世。
直到三年之后,巴金才获准领回萧珊的骨灰。
从此,巴金再也没“离开”萧珊一步,萧珊的骨灰被放在枕边,与巴金同眠。巴金对妻子的深情,都写在《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两篇散文里。
在文坛上,无人不知巴金和冰心60年多年的交情。
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冰心是巴金的“大姐”,冰心的子女叫巴金“舅舅”,巴金的子女叫冰心“姑姑”。
冰心大巴金四岁,性格也比巴金乐观,在巴金心情忧郁的时候,冰心常常劝他:
你要看得开!我的年龄比你大得很呢!
“有你在,灯亮着。”
这是巴金对冰心说的话,也是读者想对巴金说的话。
图:冰心写给巴金最后一封信,两年后,冰心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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