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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 吴晓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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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不时到电影院感受日益火热起来的电影市场,使我想起当年看电影的情景。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寨子里要能看上一场电影,依旧缘于公社或大队里有农业大会战或篮球比赛之类的活动。公社里没有放映队,都得去县电影院请。
    寨子上有个成天游荡的智障者,总能及时而准确地告知寨上人,哪天哪个寨子有电影看,放的是什么片子。于是,一到那天,一放学回来,我们一帮小伙伴便催着父母赶快做晚饭,或者索性自己来弄。往往才吃到一半,就有更心急的伙伴到门口来叫,于是丢下碗,空着半边肚子就走,任父母怎么劝,也没耐心继续吃了,宁可回来再吃剩饭剩菜。之所以这么急迫,缘于当时农村的娱乐活动太稀缺,电影更是稀奇货。晚去的话,就只有站在晒场边看那扭曲的影像了。
    放映员总是要先到大队支书或小队长家吃喝到差不多才在大小队领导前呼后拥下来到放映机旁,这时观众们早已闹哄哄地等得不耐烦,但也不敢发出怨言,生怕放映员扭头回去或放得不清不楚。
    别以为放映员到场就马上有电影看了,大队支书或小队长还得乘此机会发发言,交待点注意事项,就算其实没必要讲,也得说上几句,要不怎么显出地头蛇的地位?大队支书或小队长打着官腔发言时,底下的村民们都希望他长话短说,甚至于心里说他是王大妈的裹脚,又长又臭。
    等到真正放映时,往往已是晚上八点钟左右。
    正片露脸前,得先放一卷20分钟左右的纪录片,我们称之为加演片。加演片一般二十分钟左右,内容多是国家的新生事物。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和手机,加演片便是乡亲们了解祖国新貌的最好方式。
    正片往往是战斗片和样板戏,比如《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打击侵略者》《奇袭白虎团》《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五朵金花》等,也有动画片,却只记得《大闹天宫》了。那时批判资产阶级情调,没有专门的爱情片,爱情故事都穿插在战斗故事里,男女主人公一般都不说情话,再激动也要保持半米距离,顶多就是手拉着手表示关心和决心。尽管每一部片至少已看过两三遍,但还是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因为放电影的场地就像个集市,总比窝在家里好玩。
    我们最喜欢看的还是战斗片,李向阳,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韩英等英雄形象给我们种下了英雄情结,不时跟小伙伴们模仿故事中的细节,还随时准备着接受祖国的召唤,走向战场。一听到影片里吹起冲锋号,我们就禁不住跟着大叫“冲啊!”看着影片中的坏人,忍不住会咬牙切齿地一边做着砍杀的动作,一边大叫“毙了他!”
    也不时听到小孩的哭闹和女人的叫唤,倒是有些厌烦,但吵不走我们盯着银幕的眼神。
    精彩的情景出现在散场后。如果是月照之夜,心有所属的青年男女早已找好自己的心仪对象,钻进了阴暗的墙角或树林里。还没有男女朋友的,就三三两两慢行或停在路边,寻机搭讪,希望认识一个令自己牵挂的同龄异性。即使是黑漆漆的夜里,相互思念的双方也会抓紧时间,毫不畏惧地走向黑暗深处。放个露天电影还创造了谈情说爱的机会。还是小学和初中小屁孩的我们自然没有撩妹的胆量,但要是能跟同龄的异性友好地搭讪一两句,也有了足够快乐一两天的兴奋剂。
月黑之夜里,散场回家的人们还组成了电筒光甚至是火把的游龙,煞是好看。看电影的人至少来自七八个寨子。
    进到县城读高中后,不再有免费的露天电影来补充精神生活,城里只有收费的电影院和录像室。尽管那时学生场的电影票只需一毛钱,文化馆经营的录像室的门票好像也只是五毛钱,但那时还是八十年代初,几毛钱的门票对于来自农村的穷学生来说,已是昂贵的开支了,于是就有同学学着混票,我曾为了不被同学耻笑为胆小,曾旁若无人地夹在众多持票的观影者中间,混进去了一次,但后来却不敢了,总觉得难以次次做到镇定自若,害怕被逮住交到学校去。录像室则一次都没敢混进去,因为录像室不大,只有一个小门,只能一个一个进去,实在没有隐身术能够混过守门老头的鹰眼。不过,三年下来,也看了些不同于样板戏的新电影,比如《伤痕》《小街》《海外赤子》《庐山恋》《红牡丹》《少林寺》等。在录像室看的多是连续剧,至今只记得《敌营十八年》和《安娜.卡列尼娜》了。
    大学里还没有电影院,离街上又较远,基本没在学校看过电影,想起来都觉得好笑,那时还曾选修《电影文学概论》呢。好在附近就是铁二局一处,人家可不时就有看电影的福利,但铁二局也没有专门的电影院,于是我又再次体验露天电影了。遗憾的是竟然全忘了在铁二局一处所看过的电影的片名,只记得多是些《乔厂长上任记》之类的工业改革题材。
    想不到1988年南下来到珠江华侨农场后,还有露天电影看。农场其实也有个兼做礼堂的电影院,但也许离中心区有点远,所以场里放电影和文艺演出,都选择位于工会前的篮球场。那时放的似乎多是港产片,但我一部都不记得了,就只记得《红高粱》,那时曾相当意外:这倾向于地方文化和港澳文化的农场竟然还会放映张艺谋的影片。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次挂彩。那时晚去的我们几个同乡坐在球场旁边的栏杆上边闲聊边看电影,我一下子忘乎所以,身体不听使唤地朝前旋下去,鼻梁砸在栏杆下的水泥坎棱角上,流出了血。同乡们赶紧扶我去医院,缝了十几针。看着医生缝针,有个晕血的同乡还差点倒在手术室了,其他同乡只好赶忙扶他到过道上,避开我的血坐了十几分钟,才回了神。手术很成功,但我总觉得鼻梁还是被砸凹了些,于是哀叹:本来鼻梁就不高,这下又被砸凹了些,命运就更坎坷了。据说鼻梁低的人,往往不顺利。不过,后来只要工会那里放电影,我们依旧会提前赶去,像在老家时候那样,脱下鞋来垫在屁股下,盘腿坐着看。即使影片很一般,也权当去寻热闹,好过闷在宿舍里。不过,不再忽视安全了。
    1993年后,似乎兴起了卡拉OK;进口片渐渐多了起来,国产片也确实在诸多方面逊于老外片;更主要的,还是后来成家后,繁琐事较多,难以再抽空去看电影。
    风水轮流转,近几年来,大概国人看腻了西片,而国产大片的拍摄技术日益提高,内容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越发受到国人的喜爱,国产片的形势日益欣欣向荣。去读了大学的儿子很喜欢看电影,受他影响,我们夫妻俩也不时地重回影院,越看越喜欢上了电影,只要一有呼声较高的影片面世,我们一定会准时去做观众,即使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新片出来,我们也会定时进入电影院,像是去看望久别的老友。
    电影,从初时的科技新玩意,到艺术新宠和文化政治宣传工具,到商业娱乐,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一直还顽强地自我进化着。姑且撇开艺术不谈,单就生活意义来说,电影也不该消亡。电视剧,只能在家里追,容易成为宅人。玩游戏,更是容易没完没了,进而丧志和变态。看电影,则要走出家里,或跟家人一起看,或跟朋友一道观赏,看完后还会讨论讨论,会一起去宵夜一下,不至于自我封闭,还增强了亲情和友情。一部电影,一般也就两小时,散场后总要走出来,不至于沉迷。
电影也像短篇小说,麻雀虽小,但便于精雕细刻,所以不仅五脏俱全,还深邃隽永。电影还像小炒,倒是不如满汉全席般的电视连续剧丰富而宏大,却容易倾注烹调功夫,同样能令人垂涎三尺,念念不忘,一到时间便要移步去光顾和尝鲜。(2019、10、14)

作者简介:吴晓锦,男,苗族,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南沙区珠江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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