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擒孟获”故事家喻户晓,从古到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用了整整三回的文字描述“七擒孟获”故事,并引出了孟获、祝融夫人等人物,驱巨兽、火烧藤甲兵等事件。蜀汉建兴三年 (公元225年) ,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解除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亲自率军南征,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进入南中以后,连连取得胜利。他听说叛军首领孟获深被当地的夷、汉民众所敬服,便设法把他捉获。一连七擒七纵,诸葛亮以攻心的战略,成功地平服了叛乱,稳定了南方,使他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通过“七擒孟获”折射出诸葛亮的完美仁德智慧形象。
关于“七擒孟获”故事在东晋人写的《汉晋春秋》、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朝李贽的《史纲评要》,包括著名历史地理著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等史书中都有记载,然而在离三国时间最近、也是记录三国历史最权威的陈寿《三国志》却只有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叛,只字未提七擒孟获之事。
“ (建兴) 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这十二个字是《三国志》对诸葛亮南征的全部记载。
史学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
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歼灭了西路叛军,杀死叛军头目高定,占据越嶲郡。与此同时马忠也打败了朱褒为首的东路叛军。东西两翼叛军势力肃清后,诸葛亮便指挥大军进攻叛军的最后据点益州郡,“其秋悉平”。这说明当时诸葛亮“南抚夷越”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如谁不愿归附,就格杀勿论,根本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以致七擒七纵孟获。
也有一些史学家们认为“七擒孟获”确有其事。理由是清光绪二十七年 (公元1901年) 在云南昭通县县城南十里白泥井出土了著名汉代“孟孝琚碑”。该碑记载汉代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最著名的两个大姓之一。在民间所供五显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据此,多数专家的观点是孟获是建宁郡曲靖人,是叟族的一个部落酋长,彝名叫兹夺阿窝,汉名叫孟获。既然有孟获,就应该存在“七擒孟获”故事,只不过是被《三国志》遗漏了。
不过,很多人关注“七擒孟获”却忽略了后续的事情——在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方后,南方又发生多次反叛。
《三国志·李恢传》写:“后军反,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三国志·张嶷传》写:“嶷乃往讨,生缚其师魏狼。”这些文字确实是“南人复反”的真实记载。
诸葛亮南征,孟获归顺诸葛亮后,他的妻子率领十二名侗族姑娘和部分士兵继续反抗,后来部下全部阵亡,她匹马单枪继续作战,战马失足陷进烂泥,为蜀兵所杀。
由此可见,“南人复反”指的就是孟婆等不肯归顺蜀政或继续与蜀兵战斗。所以出现了“恢身往扑讨”,“嶷乃往讨”的史实记载。
诸葛亮平定南方后,叟夷多次造反。杀死太守龚禄、焦璜,以后的太守不敢在郡内居住,只能住在离郡八百里的安定县,越巂郡名存实亡。建兴九年,汶山的羌族反叛,建兴十一年刘胄造反,这些事件的发生距诸葛亮平定南方还不到十年光景。以后,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又造反。
诸葛亮的“七擒七纵”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
南方虽属内忧,但国内发展却又是内忧中的内忧、重中之重,只有尽快恢复国内正常生产、增加人口、操练士兵,才能为终极目标——北伐、统一做更充足的准备。南征平定了南方,但南方又复叛,花费了蜀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与精力,阻碍了发展,进一步拉开了与魏国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蜀国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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