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2年，内忧外患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明朝崇祯皇帝的猜疑也累积了十五年，多次撤换内阁、前方将领，结果仍是军事的节节败退、经济凋敝不堪、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在不断削弱。
危难之际，崇祯想起来一个人被自己革职为民的官员，希望这个人能够挽救一些明朝的衰败之像。
崇祯问此人，当前国乱之际，如何才能挽救大局？
此人告诉崇祯, 在目前外忧内患的严峻局势下, 唯有端正治本, 从治道之本的独体入手,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认为崇祯的猜忌壅蔽的心理症结来源于“求治之心，操之过急”的功利心理，以及由此急功近利导致的用严刑苛法来督责官员的行为惯性。崇祯的“功利、猜忌、壅蔽”的意识深层的信任障碍所导致了“偏倚执着”的思维定式。他希望崇祯以期修正其偏于个人的喜怒好恶造成的“政失其衡”，通过治心工夫，审时度势，熟识人情世势、疏通信任结碍。
可惜崇祯依旧认为自己的治国方法是正确的，错误的是满朝文武大臣。认为此人的建议对于治国安邦毫无益处，随即以“愎拗偏迂”的罪名，再次打发他回老家。而崇祯在最后灭国之际仍执迷不悟，大呼“满朝文武皆可杀！”
向崇祯进言的人是刘宗周，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蕺山学派的创始人, 对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是刘宗周的第四次向崇祯进言。
崇祯二年，刘宗周身为顺天府尹，整顿吏治，清理赋税，政绩卓著，对为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坚决严惩。他先后98次上书皇帝，提出匡救时弊的措施。崇祯大为不悦，将他被排挤出京。
崇祯九年，刘宗周再次被起用为工部侍郎，他上疏皇帝揭发大学士温体仁把持朝政，阴结党羽，图谋起用魏忠贤余党。温体仁在崇祯前面挑拨陷害，刘宗周再次被罢官。
崇祯十五年，刘宗周任左都御史，他对监察院大力整顿，反对处决言官，上书请焚锦衣卫刑具等，崇祯大为不快，又将他革职为民。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占领北京，清军入关南下。从洛阳逃出的福王之子朱由崧南京登基，改元弘光。福王下诏刘宗周官复原职左都御史。
抵达南京后，刘宗周见大学士马士英专权，起用阉党阮大钺，二人狼狈为奸，狂掠民财，大兴土木，还终日歌舞升平。再次多次上疏言事，大加挞伐。马、阮恨之入骨，派刺客数十人前往暗杀。暗杀不成，又诬告刘宗周，迫使他又一次辞职回乡。
辞归绍兴后，刘宗周杜门谢客。
福王朱由崧在位八个月。沉湎酒色，内政不修，政治腐败。清军攻入南京，朱由崧逃亡芜湖，路上被部下劫持，献给清军，后押往北京处死，时年四十岁。
福王之后，潞王朱常淓开杭州城降清被送北京。
福王、潞王消息传来，正在进餐的刘宗周推开食物恸哭进而决定绝食。杭州失守，绍兴迫在眉睫，刘宗周在祠堂告别先祖，选择东郭门外的水心庵，打算择一干净土而死。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名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周却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
他先是投江自尽未果，在灵峰寺（今绍兴县平水江乡平阳寺）绝食。在清兵占领南京后，已绝食23日，68岁的刘宗周在过问鲁王监国之事后气绝身亡。死时双目炯炯，至盖棺时，视犹未瞑。
刘宗周一生先后在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为官。政治上的失意, 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旋涡之中解脱出来, 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慎独”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被反复强调。他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
当年他劝谏也是希望崇祯能够以“心”治天下，以“慎独”治天下。如果崇祯能够听进去并付诸实践的话，或许明朝还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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