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期有太多的大臣都死于酷吏之手，狄仁杰虽然是武则天最信任的大臣，但在武则天称帝之初，狄仁杰也差一点死在了武则天重用的酷吏来俊臣的手里。
武周天授三年（692年）一月的一天，上朝以后，文武大臣发现今天少了几位重要的人物。最显眼的是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三位宰相今天都没有来。当时在位的宰相总共有6人，他们3位之外，就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攸宁和武则天外祖父家的亲戚杨执柔。6位宰相缺了3个，人们开始窃窃私语。
后来，人们明白了，这是一宗大臣谋反案，包括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三位宰相，以及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人在内，一共有7人，因谋反罪被捕入狱。主办此案的是酷吏头目来俊臣。
对于如何处理谋反的人，来俊臣早先已经征得武则天的同意，只要一审问就承认是谋反的，都可以免于一死。狄仁杰等人入狱后，来俊臣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据《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狄仁杰当时就回答说：“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狄仁杰承认谋反了。一个惊天大案就这样成立了！
为什么深受女皇信任的宰相要和诸大臣一起谋反？如果他们是被冤枉的，狄仁杰这么说难道仅仅是为了免于皮肉之苦吗？他狄仁杰难道是一个怕死的软骨头？如果他们是被冤枉的，来俊臣这批人又怎敢掀起如此政治风浪呢？
狄仁杰之所以被捕入狱，这里面有着女皇时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也是武则天驾驭时局的一个险招。
首先是狄仁杰的受信任引起了酷吏的恐慌。狄仁杰在当宰相前后，已经成为可以和女皇武则天交心的人。而狄仁杰这批人，反对酷吏政治的立场，一直是非常鲜明的。随着狄仁杰与武则天接近的机会越来越多，来俊臣感觉到恐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酷吏们之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傲视群臣，就是因为他们是女皇唯一依靠的力量。
其次是来俊臣正进入猖狂期。从武则天称帝的第二年，即692年开始，武则天采用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办法，利用来俊臣、侯思止等酷吏，清除了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前辈，他们因此得到重用，进而坐大。偏偏在来俊臣最猖狂的时期，狄仁杰等人受到了女皇的重用。越是女皇重用的大臣，就越有可能成为来俊臣等酷吏打击的目标。
再次是武则天在接班人问题上陷入矛盾。表面上看，抓捕狄仁杰等大臣，好像是酷吏和女皇对着干。实际上，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非常合理的。武则天最敏感的，就是令她困惑的接班人问题。狄仁杰身为宰相，是女皇身边最重要的决策者。他该如何来面对武则天，如何应对这个政治难题呢？狄仁杰被捕入狱，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反对武则天立侄子的。但是，那些专门揣摩武则天心思的酷吏，却嗅出那个时候武则天更倾向于立侄儿武承嗣的意图，也就敢于对那些反对者下手。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仁杰和与他有着相同立场的一批大臣，自然就成为了来俊臣掀起风浪的最佳目标了。而且，武家势力寻找到来俊臣等新一代的酷吏以为鹰犬，开始疯狂咬人。狄仁杰正是这个转型期里武承嗣与来俊臣勾结起来寻觅的一个猎物。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有着一种很深的默契和信任。在接班人问题上，武家侄子的气焰乘势而上，自己也确实想过要做武周王朝的“高祖文皇帝”，可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考虑，机会成本都过高。武则天迫切需要寻找一个适合的倾诉者和参谋者。然而，如此敏感的问题，又有哪个大臣愿意参与谋议呢？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武承嗣勾结来俊臣发出的公然叫嚣，使武则天陡然心生戒备。她需要有另外一个声音来与之抗衡，以维持自己进一步决断的时间和权力空间。于是，她同意了来俊臣逮捕狄仁杰等人的请求，她也相信狄仁杰能够领会自己的意图，深入虎穴，亮明态度，建立起抗衡的另一极。同时，也可让已经猖狂的酷吏更加疯狂，为缓解甚至结束酷吏政治创造条件。
狄仁杰承认自己“谋反”是实，武承嗣和来俊臣又都想置其于死地，但他还是奇迹般的逃出了牢狱之灾。
据史料记载，自从狄仁杰说了那番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气话后，来俊臣也不再过分逼迫他，全当他是承认了。既然已经承认，狱官也就不再那么紧地看着他了，他就乘机在头巾上写了申冤状，藏在绵服夹层之中，谎称天热，让狱官转交给家人。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看到状子，连忙上奏给武则天。武则天命人前去查问，来俊臣却不让使者见狄仁杰之面，而是强取了他的巾带，令人代其作了谢死表，交给使者。武则天还是不放心，坚持召见狄仁杰，亲自询问。上殿之后，武则天问道：“你为何承认谋反之事，是不是真有其事？”狄仁杰叩首，说：“若臣那时不那样说，早就死在狱卒鞭笞之下了。”武则天接着问道：“那你为什么又作谢死表？”狄仁杰一愣，立即明白怎么回事，连忙说：“臣并未写过什么谢死表。”武则天命人拿给他看，狄仁杰指出漏洞，一一辩白。武则天这才知道那是代作之文，由是知道其中必定有假，免去几人死罪，贬狄仁杰为彭泽（今江西彭泽）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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