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独立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带走了大量中国珍贵文物，还有非法文物交易，也使得中国的文物流落海外，造成巨大损失。而民国以来连年战乱，加剧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据统计，中国有超过10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则更是无法计算。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专门在香港从事珍贵文物抢救工作。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抢救回国的稀世名笔《五牛图》。《五牛图》时唐朝韩滉所绘，被秘藏于清宫内禁之中，但却在八国联军之祸时遭抢掠出国。几经辗转之后，该画落入曾在香港汇丰银行任职的吴蘅孙手上。然而当1950年吴蘅孙拮据困窘之际，竟又想着出售这幅名画筹钱。幸而得悉此画下落的人士，紧急向周恩来总理求援，请求国内出资收回国宝，以免珍贵文物再度佚失。
但吴蘅孙要价十万港币，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接手的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库黄金外币几乎被蒋介石给席卷一空，十万港币在当时无异是一笔巨款。不过周恩来还是发出专电，下令“不惜代价，抢救国宝”，派人同吴蘅孙紧急交涉，最后以六万港币的代价成功收回《五牛图》并入藏北京故宫。
再如被乾隆合称为“三希”的《中秋帖》、《伯远帖》（另一个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快雪时晴帖》）。在清末时，被溥仪携出紫禁城，几易其手，辗转至香港。1951年10月，郑振铎得悉“二希”即将询价出售的消息后，立即启动文物抢救工作，最终还是周恩来总理特批动用50万港币，成功购回“二希”，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结束了两件国宝长达数十年的颠沛流离。
鉴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已成了中国流失文物的集中处与转运站，中国还特地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继续在香港寻访与抢救流失的国宝。如乾隆评为“三希”的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贴》、王献之《中秋帖》与王珣《伯远帖》，前两者就是在香港被发现，，指示文物小组前去同持有人郭昭俊洽谈，最后成功于1951年底取回“二希”，使之重新回到故宫的怀抱里。
不过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以万计，能现世的往往又被古董商炒作出天价，根本不可能光凭回购就追索讨回。而且回购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文物的非法买卖，得不偿失。
1970年11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成为追讨流失文物的国际公约依据。但可惜的是，许多欧美国家并未签署或批准这些公约，而且公约不能溯及既往，故即便中国想依法声讨被查获的流失文物时，也未必能一帆风顺地取回。
比如流失文物中最知名的圆明园兽首，其中的鼠首与兔首于2009年在法国将被佳士得拍卖时，中国曾通过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发起停止拍卖的诉讼。岂料却被法国法院驳回，并称请求人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没有文物直接请求权，故无权提请停拍，且还得赔偿两被告方各一千欧元。
而当时的鼠首与兔首持有者法国人皮埃尔，一面表示“我很清楚这两个兽首属于北京圆明园喷泉。有那么一天，十二个兽首全部回到中国手里，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又一面傲慢地宣称“不过，这两个兽首的所有权是我的。我不是非得向中国做出什么表示不可的，也根本没有把兽首还给中国的义务。我完全可以把它给卖了，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其丑恶嘴脸一览无余。
在某种程度上，皮埃尔的态度也折射了许多欧美博物馆不肯交还文物给原属国的深层原因，即自认有更优越的道德观和技术保留文物，歧视性地认定原属国没资格取回，因此2002年才有了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18个知名博物馆发起的《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宣言》，宣称：“如果不是因为全球各大主要博物馆对这些文物的展出，以及它们所折射出的古代文明，今天我们对它们的全球性观赏是不可能存在的”，以守护人类共有文明遗产为借口，公然反对将馆藏文物完璧归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民族弱、文物散；国运强，文化兴”。中国流失的文物若不追讨回来，等同于默认了西方列强抢掠与盗卖的合法性，默认了持有者通过学术外衣把持各国文明诠释权的文化帝国主义行径，这对曾饱受殖民侵害之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啻是精神凌迟，因此中国追索流失文物，不单单是为了自身民族，更是替全球帝国主义受害者立下保护民族文化的典范，以儆列强掳掠之义不敢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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