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特赦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进行劳动锻炼,时间为一年。
1960年2月初,植物园领导特意在一次会上宣布:上级指示,溥仪来我园劳动锻炼,我们要做好安排,把工作做好,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对外不要去宣传。
2月16日,溥仪来到植物园,2月18日,正式安排溥仪到温室组劳动。中央统战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有困难另行补助。年纪太大,学习多点儿,劳动时间短点儿……
溥仪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劳动安排让他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生活上,安排住在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一间平房,由两位党员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用车专人负责。
溥仪在园劳动一年中,开始与人保持点距离,说话谨慎,时间一长,关系逐渐融洽,和大家有说有笑,特别是与住在集体宿舍的青年无所不谈,青年人对他在故宫里做皇帝的生活很感兴趣,问这问那,他也如实给大家讲,有时说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自己也哈哈直笑,说我是皇帝,其实我干的事让人笑话。
在劳动中大家尽量照顾他干点轻活儿,可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让别人照顾,说照顾他对自己改造不利。他在温室里参加日常花木栽培管理工作,还参加副业生产,插红薯秧、收玉米、种秋菜、收红薯和萝卜等农活,以及突击拔草、打猪草、挖蛹、打扫卫生等。从不会到会,在基本技能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也出了不少笑话,干活往往不得要领。但他十分认真,工人说怎么干,他都记在本子上,干不好就责怪自己笨。大家常鼓励他说“溥先生干得不错”。一次他插苗子,削插条,不太会使用切接刀,用力过猛,刀子削了手,鲜血直流。大家带他去医务室包扎,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只怪我太笨了。”仍坚持干活。
溥仪自幼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虽然在东北劳改所有所改变,但生活常识很缺乏。溥仪不知食堂是什么。他到植物园劳动,去食堂还得排队买饭。因当时粮食定量,食堂售各种票证如粗细粮票、肉票、菜票和钱票,每次买饭他算不清,就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内部粮票放在售饭窗口上,让卖饭的炊事员自己拿。因为劳动强度较大,他饭量也就大,有时见到他一餐吃三个窝头(一两一个),在饭桌上大家偷偷议论,这个皇上真能吃。
溥仪在日常生活里常常是丢三落四,衣着也不检点。一次他要去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穿了一套较好的中山装,但裤扣也不扣,一个裤筒卷起来,还洋洋得意地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看怎么样,行不行?”大家笑着说:“溥先生,你就这样去见外宾,裤子前边还开着口呢!裤脚卷着是要下地干活?这哪能去见外宾。”他自己低头一看也大笑起来。
在周总理招待蒙哥马利元帅的宴会上,有这样一段对话,周总理向蒙哥马利元帅介绍说:“这是过去的宣统、'康德’皇帝,现在我们都在一起了。”蒙哥马利随口说:“宣统、'康德’皇帝……”溥仪说:“过去的宣统、'康德’皇帝都已死了,现在我是新的溥仪,党和人民给了我新生。”蒙问:“现在做什么工作?很有兴趣吗?”溥仪说:“在植物园,很有兴趣。”蒙问:“现在身体好吗?”溥仪说:“过去有病,现在很好。”溥仪对参加这次会议感到非常高兴,他回来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今天。但是,高兴是高兴,这种场合见到这么多人,虽然自己是新人了,也不能忘掉过去的罪恶,所以有时感到难过惭愧。”
溥仪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在观礼台上,看到了毛主席,他说:“这时刻我感到是我平生最光荣、最愉快、最幸福的时刻,同时也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和不断改造、不断前进的力量。”
从皇帝到公民,他在1960年11月26日拿到“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觉得比什么都贵重。
溥仪通过在植物园的劳动锻炼,思想认识上有很大收获,植物园对他各方面的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
1961年3月,溥仪要离开植物园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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