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苦缘》一

飘零着叶片的枯树在萧瑟的秋风中颤抖，落日的余辉在归巢鸟群的叫声中慢慢隐去，最后一抹夕阳静静地注视着苦姐，红润渐渐从她曾经俊俏的脸上消失，皱纹像冬天的树根，悄悄爬向她的眼角。到如今已近花甲，一串记忆的钥匙握在手中，恍惚中不知要去开哪一道门。

孤独的身影与不绝的往事，使苦姐的心变成灰色的疲惫，再也找不到抗衡世界的勇气，因为苦姐的人生太过苦涩。

苦姐本名不叫苦姐，世界上没有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起这种名，人们都对本来只是一个符号标志的姓名寄托着对子女的希望，无一例外地给男孩子起名总是把名字起得不同凡响，给女孩子起名总是把名字起得贤淑优雅。

苦姐姓董，名叫艳梅，由于是家中的老大，妹妹们叫她梅姐，到中年后，由于梅姐的生活中出现太多让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慢慢地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起梅姐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都叫她苦姐。就这样苦姐的名就叫开了，她的原名艳梅反倒没人叫，甚至没有人知道了。

艳梅的父母生养了三个女儿，她的父亲董希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毕业于一所专科学校中文专业。在给孩子们取名时为了体现知识分子的文雅和与众不同，大女儿出世时取名艳梅，那个年代不时兴计划生育，没过两年，二女儿和三女儿相继来到他的生活中，董希得分别给二女和三女儿取名：艳菊、艳荷。董家的这三朵金花与她们的名字一样出落得艳而不俗，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赛若天仙。

董希得在一所高中教授语文，妻子兰李枝带着三个女儿在老家农村，那个年代不象现在，很多家庭都象董希得这样，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农村种地，在外工作的人称之为“公家人”，家在农村的称之为“公属户”。这些公家人的公属户不是不想出来工作，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更多的岗位提供给象兰李枝这样没有多少文化的女人。一家五口过着那个时候人们普遍心满意足的日子，不富裕，但平静；不满足，但安宁。

苦姐一家平静安宁的生活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被一夜之间击得粉碎。

那个史无前例的特殊年代，人们也不知怎么的了，全社会分为两大派别，而且不分单位、家庭、甚至夫妻，一派为“造反派”，一派为“保皇派”。因为两派的观点不一样，夫妻反目、家庭不和、兄弟成仇的比比皆是。现代的人也许太难理解那时的一切，比如说保皇派，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皇可保，皇帝不是早在中华民国时期就被推翻了吗？其实造反派造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单位头头们的反，保皇派就是要保护这些被造反派打倒的头头们，造反派戏称那些人为保皇派。这两派人马还闹得不可开交，经常武斗，有的地方甚至动用武器。

在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谁都得加入一个组织，否则就是不革命，作为为人师表的董希得，正是革命精力旺盛，革命意志坚定的年龄，为了体现自己的革命性，他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也就是要打倒头头的那一派。那个时候的革命思想绝不是只挂在口头上的说教，得有实际行动。当然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直接参加武斗。

在一次武斗中董希得被同一派的“战友”误伤，打死在派性斗争的战场上。董希得虽说是教师，但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他参加派别组织后也许只能是派别里的一个卒子。

再说他们学校的那些学生们，都是一些没玩过枪的愣头青，一个个见了枪当成玩意似的，也不会摆弄，哪还有不走火的？那枪子可不认人。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董希得这一派的人围攻政府的一幢大楼，要揪出躲在楼里的“走资派”，里边的保皇派不让外边的造反派进去揪楼里的走资派，双方互不示弱，公然对峙，最后动起了枪。一个年青学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不会摆弄枪，将上了膛的枪横着拿在手上，当对方的人冲上来的时候也许是太过紧张，手指扣动了枪机，枪声响起，董希得应声倒地，“牺牲”在“战斗”岗位上。

董希得死后，由于他的家人都在家乡老家，一时间没人料理后事，其它老师知道跟董希得同在一个学校教书的老师成功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也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同学，于是造反派的头头叫人去找成老师来。

成老师看到董希得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子弹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他的心脏部位，胸口处还在往外冒血，鲜血湿透了棉衣，成老师急忙俯下身子，想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旁边一个造反派的头头说：

“别看了，早就没气了。你是不是想想办法找人把他埋了。”成老师看到他们那种态度，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阶级弟兄，他还是你们一派的战友，现在他为了你们的观点，被你们的人打死了，虽然说是误杀，毕竟你们把人弄死了啊，你们无论怎么样也要给他一个说法，为他举行一个起码的安葬仪式吧。”

“怎么着？这里可是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你也想造反吗？”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头头拿着一根皮带，在成老师面前晃了晃说，那意思很明白，你再吵就连你也一起干掉。

这个时候，成老师旁边的一个稍年长的老师眼看当时的情势有些不对，怕再出事，赶紧过来一把将成老师拉到一边：

“哎呀，成老师，你也不看看这阵式，人都已经死了，还跟他们说什么呀，有用吗？这样吧，再去叫几个人，看在我们同事一场的份上，我们把董老师拉出去埋了吧，入土为安啊。”

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国家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各级政权机关也都不办公了，成了两派，打起了派仗，现在没有一处可以说理的地方，也没一个可以办事的部门。再说那些造反派手中可是真的有枪，弄不好，他们真的敢一枪把你给崩了，这个时候，死个人还不如死条狗。成老师哪里不知道当时的形势，只是出于正义感，出于对一个朋友的死感到冤屈才凭一时义愤，说几句公道话。

那个动荡的年代哪里还有公道，你纵然有一肚子冤枉，有再多的委屈，你就自己忍着吧。想到此成老师也就什么也不说了，现在要紧的是得赶紧通知董希得的家人来学校处理他的后事。这类事情，当时的学校领导都“靠边站”了，他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难保，造反派的“司令部”更不会管这些事情，他们只管造反那样的大事。

成老师找到了几个平时比较正直，也比较要好的老师一起合计着怎么办：“你们看看，事情弄到了这步田地，人也死了，董老师的家属又远在家乡，我们现在得派一个人去他的家里通知家属快来处理后事。（天这么热，人不能再放着了，不然不好办了呀。）”成老师急得手足无措。

“成老师，您先别着急，这样吧，我年青点，我去董老师的家乡接他的家里人。”一个年青老师自告奋勇，这位年青老师的行动让成老师很是感动，也让他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多了一点信心。

“要不要去跟学校领导说说这事啊？”一个老教师在一旁提议说。

“吴校长已经知道这事了，他说，造反派跟他说了，叫他不要管这事，他说他不能过来，这事你们先办理着，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再去找他。”另一个老师说。

“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找吴校长了，找了他也没有用，说不定还会给他添麻烦。”

“董老师也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人死了也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给埋葬了，以后有些事怎么说得清楚啊？”其它老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不埋了，那还能怎么着啊？”成老师也觉得这个事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给了结啦，不然董希得的家属来了怎么跟人家交待。

“不成，我还是得去找找造反司令部的人，现在不把话说清楚，将来董老师的孩子顶职、抚恤金等等事情不就没着落了吗？”

“现在还能跟他们提这个事吗？他们会管这些事吗？”

“不管那怎么成啊？他们不是夺了权了吗？权夺到手上是好玩的啊？董老师的一家人今后怎么过呀？”想到这些事，成老师忧心如焚，在董希得的家属还没到来之前，自己作为他的同事与朋友一定得帮他讨个说法，不然对不起死去的老同学，更对不起他的家属和孩子。

想到这里，成老师好象有了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毅然走进了设在原来学校办公室的造反司令部。几个年青学生模样的孩子手臂上挂着红袖章，嘴里叼着香烟，正在玩扑克牌，其中有两个孩子正是成老师班上的学生，靠里边的一张桌子前坐着一个稍年长一点的人，是学校原来的校工。那些孩子们见成老师进来，也没有跟他打招呼，成老师便主动跟他的学生点头说：

“张同学，你看啊，董老师昨天在战斗中牺牲了，按规定他应该享受一些国家的一些待遇，这个事情，你看谁能给办一下。”

毕竟是自己的老师，那个张同学说：“成老师，那个就是我们的司令，你去找他吧，我们不懂这些事。”张同学用手指指坐在里边的那个校工。成老师只得凑过去跟那个校工说：

“董老师的事你看怎么办啊，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给埋了吧，得给个说法啊。”那个人一听，暴跳如雷：

“怎么着？想找我们要说法吗？我们的说法就是造反，就是革命。他是为了造反，为了革命牺牲的，死得其所，还要什么说法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董老师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按国家的规定，他的孩子可以享受抚恤金。你们看看这个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等他的家属来了也好对她们说清楚呀，人死也就死了，也不能复生了，但是活着的人还得管呀，你说是吧。”成老师不敢对那个校工大声说话，只得忍气吞声地跟他说着这些道理。

“好吧，你别说了，这个事我知道了，你去找人把他给埋了吧，其它的事以后再说。”听那个造反司令如是说，成老师也觉得只能这样了，再说下去也没好的结果，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枝节来，赶紧的退出了造反司令部的办公处。

那个校工也许是觉得董希得是自己一派的战友，也许是良心上过不去，成老师走后马上叫人去把吴校长叫来：

“吴校长，你看那个董希得也死了，他的家里人和孩子是不是有什么规定应该享受什么抚恤之类的东西啊。有什么政策规定吗？你给他办一下吧。”那个造反司令坐在他的办公椅子上动也不动一下地跟吴校长说，吴校长站在他的对面，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

吴校长说：“学校的公章都在你们的手上，没有公章这个事也办不成啊。”那个造反司令好象想起什么似的，连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袋子，里边装着十几个圆木头雕刻的公章，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办董希得的事要用哪一个公章，于是随手将那一袋子公章统统扔给了吴校长：

“你自己找找吧，看看要用哪一个公章，用完了给我送来。”公章就是权力的象征，造反派夺权的时候就是先夺公章，夺得了单位的公章，就意味着夺得了单位的权力。按当时国家规定，可以有一个子女到单位顶职，其它抚恤按规定发给就是了，也没其它什么了，人都没了，再多的抚恤还有什么用。

过了不到一天 的时间，董希得的老婆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来到了学校，看到丈夫还穿着血淋淋的棉衣僵硬地躺在地上，悲痛欲绝，丈夫的死亡对于兰李枝来说无异于天垮了，母女四人哭得天昏地暗，所有在场的人见了无不为之恸容，人们也只能表示一下同情，那无尽的痛苦还得兰李枝母女自己承受。

董希得在自己亲人的哭泣声中，在众多老师和学生的唏嘘声中被草草安葬了。好在董希得的大女儿董艳梅在成功老师的极力斡旋下，到他生前从教的学校顶职当了一名国家职工。那个时期能有一个国家职工的指标正式参加工作，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可是许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艳梅正式参加工作，让她在失去父亲、母亲失去丈夫的悲痛的同时多少有了一点慰藉。

艳梅参加工作后，由于她只有十七岁年纪，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也由于学校特殊的工作环境，分配艳梅当校工。那个时候的校工什么都得干，收发信件，报纸，打扫卫生，照管门卫，反正除教学之外的事都得做。艳梅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能吃苦，工作也干得很出色，大家都非常喜欢她。

特别是成老师和他的妻子更是把艳梅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学校的住房比较紧张，其它教师只要是单身，都是两个甚至三个老师住一间房，成老师就让艳梅住到自己的家里，本来成老师家里住得也不宽敞，他和妻子心痛艳梅，也怕孩子一个人从乡下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一时不能适应，才让她住到家里。

成老师当时有四个孩子，大女儿成平，艳梅到学校工作的那年她十二岁，成老师就让艳梅跟成平住一间房，在成老师夫妇的心里已把艳梅当成自己的孩子，只当自己又多了一个孩子。艳梅很懂事，每天除了上班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外，下班回到成老师的家里也是手不停脚不住地帮着做一些家务活，本来没有什么过多的家务要艳梅做，这孩子觉得住在成老师家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只得多做家务来报答成老师一家对她的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