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击楫中流》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1）
1937年7月7日凌晨，宛平城外卢沟桥畔枪声骤起，日本侵略军盘马弯弓，铁骑直进，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史称“卢沟桥事变”，中国近代史上也称“七七事变”。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不当亡国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爆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并提出 “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等口号。全国各阶层民众在这些口号的感召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最终把侵略者赶出国门之外。
早在“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开始了大举侵华的前期准备。他们首先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并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政权，进而以达到侵占全中国的罪恶目的。在那场中华民族的大危机中，在保家卫国正义的战争中，抗日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旋律，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抗日与否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民族气节、一个组织是否具有爱国意识、一个党派是否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主要标志。
八路军出征前，华北抗日战场一片混乱，国民党守军不敌日军进攻，纷纷溃退。在当时极其不利战局的前提下，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洛川会议”，研究部署八路军出征后的作战方针。最后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开展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战争策略。在洛川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根据地人民奋勇抗击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口担当了历史重任，他们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在斗争的策略方面，他们强调在军事、政治和物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宣传斗争工作。
参加八路军
在“七七事变”那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面对日本鬼子的疯狂入侵，凶残杀戮，看到广大的中国劳苦大众生活在极端困苦的境地，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我决定去参军，去当兵，拿起枪，到战场上去消灭敌人，保卫国家，保护百姓。
1938年5月，不到十四岁的我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为什么要去参军，而且还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不仅与我的家族祖训，即“为人做事忠孝节义”有关，国难当头，房姓子孙当然要为国尽忠，义不容辞。还与我当年亲身感受到日寇的暴行有关，与我亲眼看到的一些事和自己的经历有关，与我们房家庄的一个堂兄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则是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和那个黑暗的社会在我的心灵深处埋下的国恨家仇的种子。
堂兄及进步学生对我的思想触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老家有一个在保定师范上学的堂兄，叫房养基。
与两个进步的同学经常在他的家里议论如何抗日救国的事情。
有一次，他们正激昂慷慨地在堂兄家里议论抗日。结果被人发现，房养基跳窗逃跑，他的两个同学不幸被捕。那个时候，国民党政权称红军为“红眼军”，说他们是土匪，抓到了就是死罪。据堂兄后来告诉我，这两个同学并不是“红眼军”，他们是保定一中进步学生，只是不愿当亡国奴，出于年青人的义愤，出于爱国，才经常在一起议论抗日。
国民党政权对这样的进步学生也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的政策，也把他们当成红眼军杀害了。
这两个年青的进步学生临刑前还在向大家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号召人们积极起来抗日，决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英勇慷慨的行为深深感动了每一个正义有良知的人们。行刑的警察让他们跪下，他们大义凛然，坚决不肯跪下，而且面对警察怒目而视。警察开始用一种圆头子弹打他们，那是一种老式子弹，连发三枪未响，围观群众骚动起来，他们大喊：
“6月下雪了，这人有冤呀，不能杀呀！”意思是这两个年青人有冤情。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千古奇冤的案子，被冤的人临死前对行刑的人说，她是被冤枉的，行刑的人不信，问何以见得你是被冤的，被冤的人说：“我死后，天要下雪”。行刑后，果然，六月的天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围观的人们说六月下雪了，既是表达对两个进步学生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也是表达对国民党的憎恨。不过，人们同情那两个进步学生，也怕受连累，只能从道义上给于支持，说六月下雪了。
在人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声中，执行开枪的警察双手哆嗦着又换上了一种尖弹头，枪声响起，两个学生的头颅炸开了，迸裂的脑浆和鲜血汩汩流淌在黑土地上。
这时，人群一阵骚动，一位身穿黑白相间校服的进步女学生，猛地冲进人群，一把抱住烈士的遗体痛哭不已。鲜血染红了她那洁白的校服，情动天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青年学生热血捐国无悔无畏的豪情令在场老百姓愤愤不平：
“这是学生呀！他们不是'红眼军’，他们就是宣传抗日，讲得对呀！凭什么杀他们？国民党真不是人。”
这件事在我年幼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我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才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
三叔房志远及“联庄会”对我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兵灾匪患更甚。全国人民自发组织了各种抗日群众武装团体。我家乡的乡亲们为了保家护院也自发组织了“联庄会”。联庄会既对抗日本人，也防范当时的散兵流寇和土匪强盗。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群众联防性质的地方自治武装组织，主要目的是防范。
我的远房三叔房志远，是联庄会的发起人。因为他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具有权威地位，故被推选为联庄会会长。后来联庄会发展成为半军事组织，在当时日军侵华期间为保卫家乡，保护乡邻的安全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7年10月，抗战初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吕正操将军在冀中率部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其中一部分将士与冀中八路军合并，吕正操将军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他们抗日救国，拼杀在冀中平原，威震敌胆,成为京津地区的一支抗日主力部队。
到了1938年初，吕正操将军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期间，由于联庄会的抗日主张，也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力量，联庄会被冀中抗日根据地吕正操领导的八路军部队接收、改编。因为联庄会的人数众多，三叔房志远因此还当上了八路军冀中军区暂编第二师师长。副师长姓马，杨村人，参谋长杨国良，杨家庄人。
三叔组织联庄会时，我还在北河店煤场当学徒，我的三叔曾动员我去他的部队当兵。由于年龄太小，父母亲没有同意。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晚上，当地一支土匪军把八路军驻扎地的粮库包围并抢劫了。土匪军心狠手毒，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其状况惨不忍睹。三叔带领部队奋力抵抗还击，由于土匪军来的人多，又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三叔的部队伤亡很大，为了保存实力，三叔带着部队冲了出去。那天我正好在三叔的部队玩，当时也跟着突围的部队跑了出来。那次战斗后，三叔的部队损失很大，他逃出来后，因本来就不是当兵出身，更不会带兵打仗，所以，觉得带兵打仗太危险，就不再想当联庄会会长了。随即他悄悄地退出了部队， 跑到北京做生意去了。
那天晚上亲眼目睹的事对我震撼很大，激发我长期淤积在心中的愤恨，我要和英勇抗日的八路军一道战斗，打败侵略者。回到家里，我就和父母说：“我要去当兵。”
我要参加八路军
当年，在冀中平原过往的部队很多，有国民党部队、晋绥军、地方民团等，这些部队都是国民党的部队编制序列。他们由于是政府军，所以，他们的待遇也高，听人说一个月还能发五块大洋。
父亲由于对国民党的部队比较了解，也参加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组织和活动，听到我说要去参军，不知我想当哪种兵，就问我：
“那些穿褐色衣服的是国民党军，他们撤退时抢老百姓东西，你想去当这种兵吗？”
我坚定地摇摇头说：“不，我想当八路军。”
当年八路军都是穿着灰色布军装，军纪严明，爱护百姓。行军打仗从不住在老乡家里，一般都是住在学校和寺庙里。喂马时找老百姓征集草料也都是按当时的市价给马料钱。战斗之余还帮驻地群众挑水，扫院子，给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由于八路军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和朱德，老百姓都称他们是“朱毛军”。还由于八路军打仗英勇，行军速度快，老百姓还传说他们个个都是飞毛腿，在跟鬼子打仗时，只一晚上就把定兴县东边的一个叫容城的县城打下来了，不到四小时就消灭日伪军六百多人。知道了这些，我对八路军更加崇拜和向往，也更坚定了我参加八路军的决心。
母亲听我说要去参加八路军就哭了，她并不是说当八路军不好，只是出于一个母亲对还未成年的儿子的不舍。她舍不得让我离开她，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她总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孩子上学的年龄不能上学，小小年纪就跟着父母一起承担了生活的重担，吃了不少苦。想到这些，母亲心里难过心痛。
父亲听我说想当八路军，当即表示支持，对我说：
“也是，如今世道这么乱，在家当学徒弄不好会让鬼子抓去当苦工。既然你想好了，那你就去参加八路军吧。”
见父亲同意我去参加八路军，母亲流着泪默默为我准备了一件新衣服。说是新衣服，其实就是用当时农村自己纺织的土布做的衣服。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看着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为自己一针针，一线线地缝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真的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第二天一大早，我穿着母亲连夜为我缝制的新布褂子，在父亲陪同下来到定兴县高里镇驻军——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三支队干部训练所报名参军。
临行前，妈妈边为我整理身上的衣服，边流着泪边跟我说：“达儿，去吧，当八路军可以吃饱饭，我和你爸爸同意了。他去送送你，在外边一个人要好好地照顾自己。妈妈再也不能管你了，你自己要管好自己。有机会就给妈妈写信。”妈妈说完手捂着脸大哭，我看见妈妈的眼泪从手指缝里往外流，我心里也很难受，走到妈妈身边，拉了拉妈妈的衣服对她说：“妈，你回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爸爸说：“好了，不要说了，走吧。”从此，我便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乡，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高里镇入伍
高里镇，这个往昔宁静的小镇，由于八路军的到来而热闹非凡。
我来到了那里，才得知参加八路军还要进行两门课程的考试。 一门数学，一门语文。当时我已读完小学，也读过私塾,加上人又聪明，脑子特别灵活，平时也很刻苦学习。凡考试对于的我来说并非难事，简单的数学题我很快做出来了。语文也不难，主要考一些基本知识。这两门考试顺利过关。考试结束后一位穿着八路军服的考官又问我：
“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我坚定有力地回答说：“打鬼子，救穷人。”
这不是豪言壮语，也不是口号，这是我在那个动荡黑暗时代的亲身感受，是我从心底喊出的声音。
听到我的回答，那位身穿着灰布军装的考官赞许地点点头，又问我：“上战场和鬼子打仗你害怕吗？”
“不怕，我胆子可大了！”当时我虽说刚刚十四周岁，但个头长得瘦高，体重已有八十六斤，我的考试成绩和回答问题的表现以及我的身体条件使我顺利地通过了参军考试，正式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那一天是——1938年5月15日。
这一天是我参军的日子，也是我的人生转折，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也是我投身革命的新起点。从这天起，我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共产党，交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也是从这一天，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血战沙场，为共和国的诞生和壮大出生入死、奋斗不息。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三支队干训所受训
1938年6月，冀中大地，桃苞绽放，柳枝新绿，青青的小草，婀娜娇柔，玲珑的翠鸟，啼啾悦耳，广袤的原野上到处唱响起粗犷高亢的抗日民歌。一望无际的麦田犹如绿色的海洋，只见麦浪浮浮沉沉，时隐时现，延伸至远方的地平线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气温也快速地升高起来，金色的光芒与大地上的万物相映成趣。我沿着去一分区干训所报到的小路，在绿色麦浪中贯通穿行。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三支队干训所受训
这一天是6月2日，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军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三支队干训所的培训。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踏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为新生的共和国诞生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掀开了人生崭新一页。
干训所驻在定兴县高里镇的一所大庙里。我是干训所建立后的第二批学员。我们那一批学员共分为三个区队，我被编在三区队，在那批干训所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一名学员。
八路军规定，刚入伍的新战士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人基础训练，我参加八路军后第一次接受正规军人军姿的训练就是在干训所里进行的。
干训所的基础训练均按正规军校的条例条令执行，训练内容有队列、军人姿态、操抢等。我们还进行了军人基本知识、武器常识的培训，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基本知识、国耻史、法律等知识的教育。
干训所大队长名叫李志云，湖南人，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他中等身材，一副标准的军人气派，且才学俱佳，知识功底深厚，军人英武中带着知识份子的威严，到干训队当大队长前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支队参谋处长。副大队长名叫李志明，东北人，大高个，黑脸庞，身体很胖，说话粗声大气，典型的军人作风，确切地说是典型的军阀作风。李志云原在东北军当连长，后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正好住在李志明家养伤，由于他俩的姓名仅一字之差，成为了朋友加兄弟。抗战开始后，共产党组织发展八路军，李志云便带着李志明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
干训所教官的成份比较复杂，有共产党的干部，有老红军，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军人，也有地方学校的教授。
每次教官讲完课后学员要进行讨论。那个时候我对学习很是用心认真，讨论发言时我也敢于大胆讲话，有一次我们讨论时，队长李志云也参加了，我发言时说：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要为人民打仗，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参加这次培训，听了教员讲课，作为一个中国青年，现在是国难当头时期，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为国出力，不怕牺牲。”
我激昂慷慨的发言，队长李志云听到后，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还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站起来大声音回答：
“报告首长，我叫房扬达。”
干训所像一所学校，不但有军事教员，还有政治教员、体育教员、音乐教员和文化教员。李志云大队长是黄埔毕业的正规军人，所以，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天不亮他亲自带领战士们集体跑操。由于他是旧军队出身的军人，身上总有一些旧军队的习气，也就是军阀作风，他要求学员腿上的绑带要打得规范，绑带花要系在外面，队列训练中谁要松了绑带就得罚跪。每天上午四小时的队列、队操训练。训练中，谁的绑带松了必得罚跪，谁的动作稍不正确就会被教员踹上一脚。
当时，虽然说我的年龄是最小的，但我的胆子大，学东西也快，无论是队列训练，还是演讲发言，我都敢做敢说话。军事训练时我经常给大家做示范动作，因此很少受罚，也得到队长的赞扬。
三个月的训练很快结束，使我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在干训队受训过程中，有一天鬼子对干训队所在的根据地进行扫荡，干训队被迫转移至西山里易县的东邵村，之后一直驻在那里至训练结束。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参加的那期干训队共分为三个区队，相当于三个班，每队人数不等，一般大约二十多人。我们那一批参加训练的队员中大多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那批训练班招收学员时是有目的招收的，主要是想从中培养八路军部队的基层干部，也就是连、排长。
训练过程中，大队长李志云给我们上课时经常跟学员说；
“你们这批学员年纪小，也很可爱，现在要好好训练，好好学习，将来是要你们到部队去当干部。”
副大队长李志明上课时则经常跟我们说：
“你们上课时不听命令就要挨棍子，叫你前进，决不能后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我参加八路军后听得最早也是最多的一句军中名言，也是我一生军旅生涯始终遵循的行为准则，更是我作为军人从基层指挥员到高级指挥员的带兵原则。
那期训练班结束后，一、二区队的学员由于他们的年龄稍大，全部被分到军区各部队。我所在的三区队学员年龄稍小，整体改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因为我在干训队期间军事训练刻苦，政治理论学习认真，不管是理论学习，还是军事训练成绩都很好，讨论发言也很大胆敢说，训练结束时区队长说：
“这小子能说，胆子大，也很聪明，就让他当队长吧，将来必定是一块好料子。”
我当时听了还不乐意，便对区队长说：“我不想去宣传队，也不想当队长，我想到部队去当排长，带领战士打鬼子。”
区队长看着我笑笑说：“不行，军人就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组织上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就这样，我到了宣传队，当了队长。
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三支队三个月的受训，让我完成了从一个老百姓成为一名真正军人的转变。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25团任宣传队队长
1938年9月初，我在中国革命军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三支队干训所第二批学员受训毕业。因年龄尚小，我毕业后被编在了战地宣传队，大家认为我很机灵敏捷，又在当时的八路军里算是知识份子。那个时候，人们的文化知识普遍不高，所以，我被任命为宣传队队长。
曙光剧社
1939年春，我所在的宣传队被编入曙光剧社，归支队政治部管，当时政治部主任白敬洋，组织科长李学炎，宣传队长王晓尧。曙光剧社又分为三个分队，一分队戏剧队，二分队为书画队，三分队歌舞队。我任一分队队长，张化愚同志（作曲家唐诃）任三分队歌舞队队长，姚学森、王凤岐（王毅之）也在歌舞队。在上级的指导下，曙光剧社编演了很多戏，有《八百壮士》《卖花女郎》《瞧亲家》等等，还学会了很多抗日歌曲。直到如今，这些曾经鼓舞中国抗日军民英勇抗战的歌曲我仍能完整地唱出。当时，我也在剧中扮演过许多角色。
革命战争时期的环境是艰苦的，特别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更甚。但是在革命队伍里，由于大家的革命目标明确，八路军官兵平等，所以，战士们的热情很高，士气旺盛。
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打仗之余免不了打打闹闹。歌舞队有一名队员名叫姚学森，不但体格健壮，说起话来还伶牙俐齿，平时总喜欢跟同队身材单薄的王凤岐开玩笑。每次开玩笑，姚学森总能占上风。一日，姚学森又惹了王凤岐，一贯老实木讷的王凤岐不知在哪里找了一根木棍，奋起还击，一棍子将平日里总是神气活现的姚学森打得躺在了地上。宣传队里的战友们在一旁看得笑弯了腰。于是，有人在一边拍着手念起了顺口溜：
“7月7日炮声响，王麻子打了姚组长”。
那时姚学森是歌舞队的小组长，王凤岐皮肤白皙，但有淡淡的几颗浅麻子，大家形象地编着这些顺口溜取乐。
今天，回忆起那段战争中的一些往事，常让人忍俊不禁。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战友间还能苦中作乐，以苦为乐，乐在其中。说明八路军官兵团结，部队氛围生动活泼。
时隔七十多年后，一次我访问九十二岁高龄的陈湃政委，说起这事，至今，这些老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大笑不止。
1939年秋季，鬼子发动了规模更大的扫荡。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开始精简机关。我被分配到八路军晋察冀第一军分区二十五团当宣传队长。当时部队驻扎在易县，二十五团宣传队只有七、八个人。团政治处主任叫李学安，还有我的杨村老乡和几个从保定三中参军的学生，由于我这个队长比他们年龄小，他们都热情地鼓励我：“好好干！”。
那时宣传队的主要工作是下部队教战士们唱歌，给群众演讲，动员老百姓参军抗日，到村子里贴标语，宣传抗日道理等等。
我既是队长，也是理所当然的宣传员。由于年龄尚小，每次上台演讲时心里紧张得直打鼓，本来想好的话在口中说出来也变得不那么流利顺畅。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羡慕连队战士，也希望自己能跟他们一样拿起真刀真枪参加战斗，杀日本鬼子。
到平原游击区行署领取巨款军费
宣传队除宣传抗日外，也要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
一次，团政治处主任李学安派我到平原游击区行署取一笔款。就是因为取这笔款，才使得我有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表现自己才能及革命意志的机会。上级给我派了一位马夫，还有一匹骡子，我带上介绍信和到平原游击区行署的路线图，怀里揣上一支手枪，出发了。
行署距离二十五团团部有一百多里路程。在去取款的路上倒没有发生什么事，走了两天，我们顺利到达平原游击区行署，按手续将几万法币顺利领到，在返回部队的途中我遇到了麻烦和考验。当时，上级派给我的那个马夫叫侯得喜，回来的路上，他动起了那笔款的歪脑筋，先是试探性地指着装钱的袋子对我说：
“这么多钱，都够咱们花一辈子的啊。”
听他说这样的话，我心里一惊，我马上严肃地跟他说：
“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是抗日的军费，再乱说，小心我的枪！”。
听了马夫的话我觉得他的思想有些不对头，引起我的警惕，便开始处处提防着他。
晚上我们住到了老乡家里，吃完饭，那个马夫也不睡觉，又开始一个劲儿对我进行劝说：
“现在，山里这么困难艰苦，你家里有爹妈吧？如果把这些钱拿回家里，那这些钱可够花的了！”。
我厉声地对马夫说：“抗日是为了咱老百姓，是为了不当亡国奴，这是抗日的军费，你怎能这样说话？我不困，我值班。你快去睡觉！”。
听我这样说，马夫悻悻地走了。我怕他半夜起了坏心眼，将那么多的钱偷走，就把装钱的马褡子拿过来，枕在自己的头下睡觉。一夜无事，快天亮时，却找不到马夫了，他可能怕我回去汇报，私自逃跑了。
于是，我只好自己拉着骡子，一个人走了两天的山路，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团部。回到团部后，我将路上发生的事情向团领导如实详细地进行了汇报，李主任非常高兴地对我说：
“你是好样的，没跟他跑回家，很好地完成了这次取款任务！我们会给你嘉奖的。”
那次取款，既给了我一次实战锻炼的机会，也给了我一次难得的表现自己的机会，也让团领导看到了我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在金钱面前不为所动的良好品德。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我刚满十五周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组织培养我入党
当时，我们部队驻在易县南柳泉村。我任一分区五支队战地宣传队第一分队长。一分区战地曙光剧社的社长杜宝洁同志（后任山西省军区政委）看我平时工作踏实认真，学习刻苦钻研，表现也不错，经常找我谈心，准备培养和介绍我入党。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更加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并写下入党申请书，希望能早日加入党组织。
时任一分区五支队政治处主任的李学严也经常找我谈话，给我讲党的理论知识，帮助并教育我提高思想觉悟。因为李学严主任跟我是同乡，开始我以为是老乡关心我，才经常找我谈话。到我入党以后才知道那是党组织在培养我。
李学严本是富家子弟，家里很有钱，他的家里有很多的家丁看家护院，入伍时他带了相当一个连的家丁跟他一起参加了八路军。他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抗日而毅然放弃了家里的一切荣华富贵，投身炮火连天的战场，杀日寇，保国家。他是一位沉稳、智勇双全、令人钦佩的军事指挥员。全国解放后，李学严任空军后勤部政委。
抗战时期因为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曾派李学严到敌占区做过一段时期的地下工作，因为此事，文革期间被下放到空军在江苏的一个农场劳动三年。
我知道共产党是因为在天丰粮棉行，经常听刘师傅讲朱毛军的故事，或听父亲和三叔讲过共产党的故事。我了解共产党是参加八路军以后，我在部队看到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觉得共产党是穷苦人的救星。我较深入认识共产党，是经过李学严主任的谈话和教育，切实懂得了共产党的宗旨、纲领以及奋斗的目标。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明确地将自己的主张：
“为了解放穷苦百姓，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宗旨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参军、入党也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我也非常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组织对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培养与教育后，终于同意我加入共产党。入党前要填写一份表格，也就是《入党志愿书》，内容跟现在的入党志愿书大同小异，分为：家庭成份、本人成份、个人表现、对党的认识、入党介绍人意见以及组织审批等等项目。
那时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我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战地曙光剧社的社长杜宝洁，另一个入党介绍人是战地曙光剧社的协理员闫建中。
入党前组织科给了我几本书，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共产党宣言》等，其中有一本书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学习后所受教育颇大。团政治处主任李学严还经常给我讲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知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达到哪些标准，怎么样对待荣誉，怎样对待生与死等等。我入党的那个时期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党组织还是相对的隐蔽，入党也是秘密进行。
入党宣誓
终于在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杜社长通知我到村头一棵大槐树下，说有重要事情，我去了以后还有其他三个同志也到了那里。人到齐后，他非常庄重地拿出一面红旗，严肃地告诉我们：
“党组织已经批准了，同意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面对庄严的党旗我激动得直落泪，共产党不就是我多年寻觅的能为穷人打天下的组织吗？我少年时期曾想着只要能为穷苦人做好事，甚至想过去当土匪，去当梁山好汉。今天我站在庄严的党旗下，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从今以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一生一定要跟着党，听党的话，努力为党工作。
面对着党旗，我们郑重举起右手紧握成拳，庄严宣誓。那是一种力量的象征，那是一个无悔的承诺。那是一种崇高的誓言。在杜社长的带领下，我们跟着他一句一句地庄严地念道：
“我终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宣传党的主张，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联系人民群众，交纳党费，永不叛党”。
铿锵有力的誓言，庄严肃穆的仪式，从此牢牢地铭刻在了我内心深处。在我一生的工作生活中，我时时刻刻是按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行事做事的。在党的怀抱里，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的人生境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入党以前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了杀富济贫吃饱饭，思想朴素单纯。加入了共产党，觉得自己好象一下子登上一层高楼，思路开阔了，心胸更宽广了，看得也更远了，明确了奋斗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这个远大的理想，我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
当时宣传队里有五十多人，而入党的却只有我们四个，心里有一种骄傲和神圣感，也有了一种使命感。跟我同时入党的另外三个同志分别是唐诃、丁炳驿、王凤歧。
唐诃：入党时是战地曙光剧社歌舞队队长。后来成为我国著名音乐家。原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副团长，共创作有上千首歌曲，撰写上百篇音乐论文，出版音乐论文集《歌曲创作漫谈》等专著书籍十余部。1955年军委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2003年中国文联授予“终身荣誉勋章”（金钟奖）。唐诃现定居山东青岛。
丁炳驿：入党时是战地曙光剧社一分队副队长，后到区小队任指导员，建国后河北唐山县武装部长，七十年代去世。
王凤岐：入党时是战地曙光剧社书画队队员，能写会画，很有天赋，建国后任新华社党委副书记，八十年代去世。
入党后不久组织上调我到团卫生队当副指导员。唐诃去了二分区。1940年2月我到晋察冀军区政干训练班学习，至此我与他们三个人分开，后来由于战事繁忙一直没有联系。
我的“五同”战友加兄弟唐诃
1958年我们部队从朝鲜回国。青海平叛时，总政文工团组织工作队到前线体验生活。一天晚上，他们与部队联欢时，演唱了一首女声小合唱的歌，歌名叫《在村外的小河旁》。紧接着著名歌唱家马玉涛又演唱了一首名叫《众手浇开幸福花》的歌。我听了这两首歌后，觉得音乐旋律特别熟悉，也觉得特别亲切，便问总政工作队的同志：
“这两首歌曲是谁创作的？”
工作队的同志们以为我是被优美的音乐打动：“首长是不是非常欣赏这两首歌，看来首长对音乐了解不少，像个内行。”
我对他们说：“我是听到这两首歌的音乐旋律很熟悉，很象我的一个战友音乐创作的风格，曲作者叫什么名字？”
他们告诉我：“这两首歌的曲作者叫唐诃。”我当时不知道唐诃就是张化愚。但我知道文艺界的人都有起笔名的习惯，我心里想这可能就是张化愚的作品。便问他们：
“这个作者还有其他名字吗？”
“首长，他的真名叫张化愚。”工作队的同志告诉我。
“你们跟他熟悉吗？”听说是张化愚，我很兴奋，连忙问。
“首长，我们跟他非常熟悉，我们是一个单位的。首长也认识唐诃吗？”
“当然认识！不但认识，我们还是同学、同乡、同年入伍、同时入党、同时提干的'五同’战友加兄弟！”工作队的同志们听说我跟张化愚是战友也很高兴。
唐诃年青时聪明、漂亮，有极高的音乐天赋，当年在宣传队时同志们笑谈他：凡是有线的，他都能拉出声音来，凡是有眼的，他都能鼓捣出音乐来。在宣传队里他是能说、能唱、能演的全能演员。
听说曲作者叫张化愚，我激动万分，炮火纷飞的战场一别近二十年，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成为了著名音乐家。我赶紧请他们告诉我唐诃的通信地址，当天晚上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以后，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2001年元旦，唐诃赠我诗一首：春日留歌聊自慰，挚友情深堪回忆。未料童心鹤友翁，犹可漫游新世纪。
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
革命是艰苦的、复杂的。刚入党时，杜社长送了我两本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怎样当小组长》。
那时入党，按党章规定，刚入党时还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需要三个月的候补期，杜社长告诉我说：
“入党后有三个月的候补期，这两本书一定要好好保存，好好学习，不能丢，丢了是要开除党籍的!”
从此，我将那两本带给我人生命运转折的书，带给我正确认识世界与给我力量的书视若生命，当成了宝贝。每天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认真阅读，好好保存。
可是有一天，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我突然发现那两本书不见了，我非常焦急地四下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急得我团团转。同队的马洪思知道了，问明情况后对我说：
“头一天打扫卫生时，看到歌舞队副队长刘玉山到我睡觉的炕上乱翻东西，你不妨到他那找找。”
于是，趁刘玉山出操时，我跑去偷偷翻开他的背包，果然发现两本书都在里面。我把书拿回来了。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杜社长，社长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经查实刘玉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人，其任务就是收集共产党的情报和书籍等等。
当时，由于抗日形势的需要，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部队内部党派纷争，非常混乱。八路军部队里除我们自己人还有国民党地下组织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还有汪精卫集团和日本间谍，互相之间都在拉拢发展成员，组织成分很复杂。党组织告诉我要注意保守党内秘密，这件事也让我感到斗争的复杂性。这之后，我做事也更加谨慎了。
任团卫生队副指导员
1939年10月，组织上派我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二十五团任团卫生队副指导员。去卫生队当副指导员之前，政治处李学严主任跟我谈话，他对我说：
“你是党员，平日表现也很好，特别是这次取款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组织上决定派你到团卫生队去当副指导员，和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在一起工作。”跟我一起参军，一起参加干训队培训，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有很多在团卫生队工作，所以，李学严主任这样跟我说。
对于组织上的安排，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特别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虽然心里不是很愿意去团卫生队当副指导员，因为我一直想到战斗部队去带兵打仗，但我知道“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道理，还是到卫生队报到了。
就这样，我从宣传队去了卫生队当了副指导员，后来又当上了卫生队党支部书记。团卫生队长尚洪图是位老军人，我报到的当天晚上部队晚点名时，他把我介绍给大家：
“这位年青人是团部派到我们卫生队里来的新任副指导员，名叫房扬达。他不但是一个知识份子，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以后，工作中同志们要听房副指导员的安排，遇到问题要多向房副指导员汇报。”
我的那些小伙伴主要是看护班的。我当副指导员时主要分管担架排、看护排、炊事班和通信班。平时我什么事都带头干，是想以身作则，为大家做出榜样。看护班的人都是一些读过书的学生兵，调皮、 捣蛋、不服管理。他们往往看不起政工干部，有时还找一些工作生活中的琐事，编成顺口溜或是打油诗贬低政工干部。虽说是开玩笑式的起哄，在战争年代这种事也是不允许的，为此事还有几个小战士受到了处分。
当团卫生队副指导员时，因我年龄尚小，卫生队里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都不相信我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党员应该是很成熟的大人，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巨人。这是因为共产党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担当起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大任，这也是共产党深得人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我分管的工作任务是组织学习、教育战士不能开小差、巩固部队、稳定军心。卫生队共有三位医生，一个看护排和一个担架排。担架排的人年龄稍大，他们看我年龄太小，都有点门缝里看人——小瞧我。刚开始时我开会讲话，他们根本不听，我在上边讲，其他人在下面边下棋边聊天，让我很难堪。
这种状况无论是对我开展工作，还是个人的自尊心都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有意识地经常找机会主动接近他们。没事时就给他们讲诸如“瞧亲家”之类的民间故事，教他们唱歌，到了夜里和护理员一起查铺。慢慢地大家看到我的表率示范，感受到我的真诚，相互间增进了更多理解。我终于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卫生队的全体干部、战士的信任，工作也顺利多了。
我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与启蒙老师陈宗坤
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也离不开团部党总支书记陈宗坤的帮助和教育。他在这期间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都会耐心的教导和鼓励我，帮我分析工作中的问题，告诉我如何改进工作方法，他是我参加革命后非常重要的领路人，也是我革命历程中难忘的启蒙老师之一。
陈宗坤，江西人。参加革命前是放牛娃出身，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意志坚定，工作方法灵活。他经常对我说：“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没有文化，你要好好帮助战士们。工作中不能动不动就斥责他们，更不能随意给战士们处分。俗话说：“一个麦粒一个缝，一个人一个性。”每个战士在各个方面有着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因此我们就需要多观察多细心，去帮助那些好战士更好，鼓励有不足的战士争取进步。到咱们的队伍来的基本上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对于他们的革命热情，革命理想，我们当干部的只能培养扶持，绝对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如果他们工作中有什么问题或错误，一定要耐心地说服教育，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陈宗坤还经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我当年为什么要参加红军，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苦受累?那是因为我觉得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我们现在是有些艰苦，但我相信以后会有甜日子的。虽然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差了一些，只要想到我们是为了中国老百姓，也就不觉得苦了。再说在八路军部队里，不管怎么苦也还是有饭吃。如果回家了，你不当汉奸就没有饭吃，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去当汉奸呢？” 陈宗坤当时的这些话对我的触动很大，这也让我对他更加尊重敬佩。从那以后直至我成为指挥员，我始终牢记他的教导，我也经常应用他的一些工作方法，用自己的真诚话语去教育帮助战士们。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想上前线打仗杀敌，不是很安心卫生队的工作，总是往团部跑。陈宗坤书记每次都是很耐心地教导我：“革命就是要吃苦，包括碰钉子，你老往团部跑，是不是不安心工作，你是否想跟我这个总支书记换一换位置？我是放牛娃出身，没上过学，你有文化，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我听说看护排的战士爱听你讲课，这就很好嘛，你以后再来讲价钱，那我俩就换位置，你来当总支书记。”他是想用这些话激励我，好让我安心工作，并告诉我无论干什么都是革命的需要，干好眼下工作更加重要和紧迫。
那时团部的总支书记相当后来的政委，在陈宗坤书记的教育帮助下，我慢慢安下了心，学会严格要求自己，学会自律，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陈宗坤书记于1941年秋，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于大水泉沟北山，时任第一军分区卫生部政委。
卫生队指导员自杀对我的震憾
我在团卫生队当副指导员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一次团部开会，卫生队长让我去参加会议，而没有让指导员去，指导员叫李金石，身材高大魁梧，人也长得很帅气。为开会的事，他一段时间有些思想情绪，表现很沉闷。他认为自己作为指导员，团部开会没让他去，而是让我这个副指导员去，就以为是组织上对他有看法，是对他的不信任。那个时期一个党员，特别是一个干部如果失去组织的信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人们从思想感情上对党组织特别依赖。
更主要的是当时他已经入党，但没有转正。而且党组织根据他的工作表现和思想状况，正在考虑要对他延期转正。团部的组织干事也对我说过：
“李金石这人很滑头，对组织不诚实。”
后来李金石问我：“为什么我入党不能按期转正？”
我如实将组织干事的话讲给他听，他的情绪更为低落。恰恰在这个时候李金石的老婆来到部队看望他，听人说他的老婆见到他以后向他哭诉说她在家乡被日本人轮奸过。李金石本来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这几件事凑在一起，他无法承受，自杀了，吊死在部队驻地后山上的一棵树上。
那时我们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要碰头，商量当天的工作。那天正逢碰头会时，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他来，我问其他人：“指导员今天怎么还没有来？”
有人告诉我说：“他自杀了。”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尽管我心里似乎有某种预感，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还是很难过，毕竟我们是战友，是同事。
他们还告诉我：“昨天他们住的地方灯亮了一个晚上，还听到他的老婆在屋里哭。”李金石死亡后，卫生队对他进行妥善安葬，随后我派人将他的老婆送回了老家。
事情就是这样凑巧。过了没几天，卫生队又有一个人自杀。 这次自杀的是一个担架排的战士。他的家里是富裕人家，他参军前是中学生，到部队后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并向党组织写申请要求入党。组织上找他谈话，告诉他说他的身上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行为习惯没有改造过来，叫他好好改造自己。他的要求不但没有被批准，还为工作中的一次失误受到了处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
战争年代，在战场上牺牲一个人是一件平常事。但是，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自杀，那就是政治事件。卫生队连续有人自杀，这当然是大事。当时的团政治处主任叫尚英，在团部召开的连队以上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说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还让我当众站起来。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当时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不过心里也很委屈，心想他们要自杀我能怎么办。于是，我在会后向尚主任提出： “我不干了。”尚主任见我也闹起了情绪，找我谈话，他既是安慰又是开导地对我说：
“你们卫生队连续出现自杀事件，虽然不是你的直接责任，但是你是党员，又是副指导员，也还是有一定责任的。组织对你的批评，那是对你的爱护，是提醒你今后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注意战士们的思想动态，以后多留心就是了。不能动不动就说不干了，这不是一个党员，更不是一个干部的思想态度。”
那时我还年青，工作经验不足，听了尚主任的话，很受启发。回到卫生队以后，我开始更加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留心观察卫生队所有医护人员和战士的思想动态，时时处处想着怎么样才能做好工作，不再出现任何问题。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和领导的教育，对我的触动很大，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也不断成长，我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晋察冀军区政干训练班学习
1940年，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
这一年的二月，团首长派我到晋察冀军区政干训练班学习。参加八路军以来，我当宣传队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团卫生队副指导员，政治上、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由于工作经验不足，工作方法缺乏，而我自己又特别想做好党组织交给我的一切工作，所以，就特别渴望有一次系统学习提高的机会。当听到组织上派我去学习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对于组织的关爱和培养，我非常感激，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期望，移交了团卫生队的工作后，我随即到政干训练班报到。
政干训练班
政干训练班大队长是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张平凯，参加红军前他是一所大学的教授。训练班的教员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这些老红军都是从前线下来的原红五军高级干部，因为张国焘而受到连累，训练班主任是陈丕显，建国后任湖北省委书记。
政干训练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党的基本知识、八路军连队政治思想工作、党的建设、战争时期的工作方法、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等。党的建设是主要课程，其次讲得最多的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再就是八路军与旧军队的区别。
当时到训练班讲课的人很多，并且各人有各自不同的讲课风格。
晋察冀边区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潘志力也到政干训练班讲授法律课。潘志力院长一派学者风度，他的课讲得生动，吸引人；
张平凯本来是大学教授，讲起课来口若悬河，嘴边白沫横飞；
陈丕显说话时是哑嗓子，讲课时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他给我们讲李大钊、瞿秋白的革命生涯，讲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在刑场上英勇不屈的伟大形象。
这一切对于我们那些刚参加革命不久的年青人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鼓舞和增长见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革命信心和决心。
教员们还给我们细致系统地讲：为什么要当干部？怎样当一名好干部？以及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之间的辩证关系等。
这次学习使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进一步认识理解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党员的义务，也明白了怎样当个好干部，如何处理群众关系，如何关心战士。
参加八路军后，我虽然参加过一次受训，那只是军事常识，队列训练，教员讲课也只是讲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怎么当好一名合格的军人等等。那次受训只是让我完成从一个学生成为了一名军人的转变。当干部以后，我不仅只是一名军人，还要完成好党组织交给我的工作任务。这时我感到工作起来有些力不从心，不懂得工作方法，更不了解怎样才能当好一名干部。通过学习以后，让我从一名战士成为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并有了适应当时战争环境下的全新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工作态度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和提高。
政干训练班里海外归来参加祖国抗战的侨胞
政干训练班的学员多是晋察冀军区各部队的连队以上干部，
在我们的学员中也有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战的华侨华人。他们在祖国遭遇敌人侵略蹂躏的时候毅然放弃国外舒适优越的生活环境，投身到祖国的解放事业中来，他们真诚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令人可敬可佩。
我们那一期训练班有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回来的华人。这些人对国家对民族深厚的感情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他们的爱国热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他们的文化知识很丰富，对共产党有很深的情感，认为共产党好，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其中的很多人还加入了共产党。学习过程中他们都是一丝不苟，发言时也头头是道、条理清晰，让我很是敬佩。我们对他们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
我的同学中有一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人。他先是到了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下到部队当干部。这次又再次回来学习，跟我分在一个中队。他们每个人都随身带着或自己的爱人、或家人、同学、恋人临别时送的小礼物，想家时拿出来看看，还给我们讲那些礼物的来历和意义。这些礼物包含他们的亲情和思念，他们都很珍惜，一般都不会转送他人。
军人也是普通人，他们却比普通人有更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国难当头，真正的军人把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当成己任，穿上了那身军装，他们便选择了默默付出。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有着铮铮铁骨，有着坚毅的性格，有着无私的奉献精神的军人，把对亲人的思念与牵挂深深埋藏心底，毅然地选择不辱使命。
军人也有儿女情长，但这儿女情长是建立在使命与担当、牺牲与奉献的基础之上；正因为有这样的儿女情长、有这样的“家国天下”，就注定要“当兵走四方，时刻听召唤”。这就是军人的侠骨柔情。
当时训练班里有一个同学名叫张伯章。祖籍广东，菲律宾华侨。曾在我们卫生队治过伤，我还救过他的命。这次我们在训练班再次相见，自然多了一份患难之交的战友情。他在参加一次战斗时负伤，被用担架从前线抬回来送到我们卫生队时，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受伤的部位都长了很多的蛆虫，发着高烧，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好几天水米不进。卫生队的医生们认为张伯章没有希望了，必死无疑。在对他放弃了治疗的同时，将他送到了太平间。当我听说他还没有断气，就跑到太平间去看他，我用手摸他的鼻子时，发现他还有气息，我立即对医生说：
“不行，他还没断气呢，我们得给他治。”医生说：“恐怕难以治好了。”
我又叫来护士长，那个护士长是个男兵，还是卫生队党支部委员，我问他说：“这个伤员还能治吗？”
护士长说：“能治。”
我问他：“怎么治？”
他说：“先把他抬到河边，用水将他身上的蛆虫洗干净，我再给他敷药打针也许能好起来。”
当天傍晚，我跟护士长一起将他抬到河边，用水清洗伤口。也许是水凉受到了刺激，也许是我们为他清洗伤口时弄疼了他，张伯章“哎呀”惨叫了一声。虽然他的惨叫让我心疼，但是从他的叫声中我们也看到了他有治好的希望，也感到高兴。
清洗完了以后，护士长带了一些药给他敷上，并进行包扎。抬回来后，护士长让医生给他开了当时部队非常紧缺的进口消炎药打了针。第二天我又去请一名中医来给他看病。中医来了以后为他开了中药，经过治疗，张伯章终于痊愈了。
张伯章出院时对我和护士长非常感激。这次我们俩人又到了同一期训练班，自然喜出望外，关系也亲密无间。张伯章训练班毕业后，先在部队当干事，47年调50军500团当团政委，六十年代初转业到北京地质部干部学院任付校长、党委书记。现已离休，定居北京，我们常有联系。
我在晋察冀军区政干训练班学习时是国共合作期间，那时在训练班流行一首歌：
国共合作力量大
大家都来想一想
团结起来收复了汉口和九江
团结起来中华民族才能得解放
这些歌首先是那些华侨学员唱会了再教给我们唱。我在训练班常问他们是怎么知道八路军的?是怎么回国的?他们说：“很多人是通过共产党在国外的工作者对他们进行宣传，知道了共产党的主张，逐渐对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了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八路军是专门打鬼子的军队。他们中还有些人是通过电台、共产党在当地组织的演唱会和听到这些歌曲的鼓舞，才决心回来报效祖国的。”
从训练班回到团卫生队当指导员以及后来当干部，我经常将我在训练班看到的和听到的各种故事，当然也包括华侨的故事作为活生生的教材讲给战士们听，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
当时为抗战国共合作期间，大后方许多进步青年克服“国统区”拦阻奔向延安“抗大”。传说国民党一要员的女儿也要求来敌后晋察冀学校学习。
我在训练班期间，就听说国民党行政院一要员的女儿当时就在我们那一期训练班学习。后来党组织考虑她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觉得在这里学习还不如让她回到国统区去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更为起作用，影响面也会更大，于是让她回去了。这也是我们党的工作方法之一，这就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
特派员的行为让我不理解
1940年百团大战，卫生队接收伤员三百余人，任务繁重。二十五团杨特派员奉命来卫生队巡视工作，他有对伤员的恶劣行为。
抗战时期，八路军部队都有特派员。顾名思义，特派员就是上级派来负责或解决特定事情的人。他们的工作任务和性质很特别。
我们卫生队有一位姓杨的特派员。在对张伯章治疗过程中，杨特派员也说过：“不要治他了”。我以为杨特派员是认为张伯章治不好了才那样说的。
我便对他说：“他还没有死，怎么能不给他治呢？”
他却对我说：“张伯章有一条很好的毛毯，他死了以后，你把它拿下来给我用。”
原来他不让给张伯章治病是想他死后得到他的那条毛毯。听了特派员的话，我心里难过极了。因为特派员当时在部队里有很大的特权，我不能贸然得罪他，只能用无言的方式对抗他，但在心里特别看不起他。这个人后来在一次反扫荡中，因跟一个地方女干部在山洞里犯了生活作风问题，被人检举揭发出来，组织决定让他转业到了北京铁路部门工作。那个特派员出事后，组织上对他的行李物品进行了搜查，发现他藏有很多汪伪政权的纸票子。政委说：“这样的人还能当特派员，私心这么严重，藏票子本身就是严重问题。”
特派员一系列的事情，让我非常看不起这样的人。后来组织上也曾经考虑让我当特派员，我表示坚决不干。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任何时候对党都要忠诚，对敌人要狠，毫不留情，对同志要热情关心，对群众要保护关爱。各方面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能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我不会做杨清山那样的人，也绝不会做他那些事。
政干训练班的收获
通过这次政干训练班的学习，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精神境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我从朴素人生观迈向崇高精神境界的分水岭。以前参加八路军只是为了吃饱饭，单纯报仇打仗，觉得当干部有面子。经过学习以后，我大大提高了认识和觉悟，从而真正意识到，做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抱负，要有追求的目标，否则人生路上就会迷失方向。文天祥那句诗“男儿千年志，吾生未有涯”，正是我当时思想的真实写照。
那期训练班虽说是政干班，毕竟我们是八路军。学习期间也学习军事知识，如运动战、游击战、防守战术、队列训练、投弹刺杀等等。军事教员都是从晋绥军过来的军官，他们都是上过军校的正规军人，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很能讲课，也很有实战经验。 但是，这些人由于是从旧军队出来的，军阀作风非常严重，上军事课时不是打骂学员，就是体罚学员。有一次军事课上一个学员的刺杀动作不规范，那个教员上去对着他的腿狠狠踢了一脚，然后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将那个学员痛骂一通：
“你就是一头猪也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连猪还不如。去，到那边做一百个俯卧撑。”那个学员只好忍气吞声地照他说得做，如果不做或是顶嘴，那被罚得更狠。
我由于少年学过武术，加上机灵，学各种军事动作比较快，上军事课时基本没有挨过骂，也没有受过罚。
政干训练班学习结束后，我们到河北省行唐县上高堡实践了一段时间，然后各自返回部队。
百团大战期间：任团卫生队指导员
晋察冀军区政干训练班三个月的学习很快结束，这次学习我觉得自己是满载而归。回到卫生队后，组织上任命我为指导员。这时的我已懂得了工作方法，工作起来也感到游刃有余。工作中我亲自抬担架，带着上士、司务长买菜，尽量安排好卫生队的伙食，不仅凭热情实干，而且事事带头，不莽撞，循循善诱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赢得了全队的好评。
为打击日本鬼子对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八路军总部决定破袭华北日军交通线。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一二九师、第一二零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三天，参战部队已达一百零四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百团大战，顾名思义就是参加战斗的部队很多。所以，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也很多。战时粮食奇缺，吃饭成了很大的困难。炊事班根本买不到菜。为了让伤员们早日康复，重返前线，我经常带着司务长下乡去买菜。到了村里，我总是带头先喊几声：
“老乡们，我们是八路军部队上的，现在，前线正在打仗，伤员很多，他们没有菜吃，请乡亲们把你们的菜卖一点给我们，我们照市价购买。”
然后唱歌，多数时候我们去的几个人一起唱，这样歌声大，老百姓能听到，主要是唱当时在根据地流行的抗日歌曲。当群众被吸引出来围成一圈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宣讲八路军抗日打鬼子的主张及伤员目前没菜吃的困难。许多老百姓听完后，纷纷回家把家里不多的菜和舍不得吃的鸡蛋送到我们面前。老百姓全力支持抗日的行为常常使我们感动得眼含热泪，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想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要打赢那场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
担架员王如才之死
1940年深秋。百团大战打得正激烈，部队伤亡很惨重。我们卫生队的伤员也在不断增多，工作十分辛苦。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生活条件又相当艰苦，战士们都有些支持不住了。
一次，一个名叫王如才的担架员因受不了苦，开了小差，跑到半路上被卫生队管理员车永昌抓了回来。这个管理员是旧军队一名兵痞子。他问我：
“指导员，王如才开小差，被我抓回来了，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开小差的兵，就反问他：“你说该怎么办？”车永昌说：“先把他绑起来。”
见我没有吭声，车永昌以为我同意他的说法，便将开小差的担架员吊在卫生队的马棚上。当时由于工作太忙，我竟然忘记了过问这件事。等到半夜睡觉时，我突然想起来王如才还被吊在马棚上，急忙派人去马棚看看。本想把王如才放了，没想到这名担架员因为被绑吊的时间太长，放下来时已经没气了。
几天后，在团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因为担架员死亡的事件，又被团政治处主任尚英同志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通：“车永昌吊死人，你是指导员，当然有责任，他是军阀残余，你房扬达是团政治处派去的指导员，代表共产党的权威，你当时为什么不管？事后为什么不报告？用吊死人的手段惩罚逃兵，这是旧军队里的军阀作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是军阀部队。这件事你要好好检讨，从思想上挖根源，必须认识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
当时，我本来就为这件事感到很愧疚，觉得非常对不起那个担架员，也许他家里还有老父老母需要他的照顾，也许还有他的妻子儿女在家里等着他回去。他也是穷苦人出身。想到这里，在会场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通过政治处主任的批评，我也明白这是自己工作中的疏漏，也是工作经验不足的表现。开会回来后我就向有关领导提出不再干指导员这个工作了。团党总支书记陈宗坤得知后，就耐心地启发教育我，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你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挨点批评算什么？领导批评你，那是因为领导爱护你呀，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因为这样一点小事就退缩呀，以后你还可以当政治部主任呢。”
听了陈宗坤书记的话，我明白了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还是受到任何批评，都是不能轻易退缩的，都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于是我又坚持留下来继续当指导员，而且在以后工作中更认真，更细致了。
当时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由于百团大战一直在进行，卫生队最多时收治了三四百名伤员，而卫生队的全部医生、护士只有十几个人。工作强度之大，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卫生队照顾伤员各种工作繁重而且又多又琐碎。医疗设备缺乏，没有消毒水，就用食盐水消毒，清洗敷料器械后用蒸锅消毒。没有药品，就发动大家上山采中草药。在那段日子里，我和干部战士一起日夜看护伤员，并不时带领司务长找村干部采买粮食蔬菜等。当时伤员不断增多，因无法救治牺牲的伤员也不少，有时买不到棺材，只好忍着悲痛，用草席子简单一裹掩埋烈士尸体。
众多的无名英雄们，你们用青春热血救国救民，你们伟大的不屈魂殇，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英雄纪念碑永远闪耀你们璀璨的光芒！
我们卫生队每个人团结一心，克服重重困难，不顾劳累困倦，坚持不下火线，尽心竭力为救护伤员辛苦忙碌。
围歼鬼子教导队
歼灭的日本教导队应是日本蒙疆驻屯军士官大队，有170余人驻守涞源南之东团堡村。1940年9月涞灵战役中，我军一分区三团于23日夜间将东团堡之敌包围。在一团团长邱蔚，三团团长萧应堂指挥下塵战两昼夜，歼灭井田大佐一百七十余人，我方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二十五团从三甲村赶来支援并清理阵亡掩埋了三百余名烈士。
金波村夜袭鬼子小队
1942年1月，25团侦察队奇袭金波村打鬼子据点“慰安妇之樱花小站”有一天，我们到达易县金波村，得到情报，村里来了日本慰安妇，当晚住在金波村的一个地主庄园里。我们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打鬼子的伏击。
到了晚上，我们悄悄进村后，先封锁村口敌人所有可能的退路，然后严密封锁地主庄园，并逐渐向庄园靠拢，先派尖兵徒手消灭鬼子的哨兵，一声不响，一弹不发地接近庄园。由于鬼子们正在排队等候享受慰安妇的服务，警戒有些松懈，枪也集中放在一起。我们打进去后，机枪、手榴弹齐发，敌人很快溃不成军。有几个鬼子逃到一个房屋的拐角处，企图负隅顽抗，被外围警戒的战士点射打死。战斗很快结束了。这是战前战斗方案的要求，必须速战速决，如不尽快结束战斗，敌人的援军一到我们就会被他们反包围在地主的庄园里。
那次伏击打得很成功，我们几乎没有伤亡，这场战斗是我二十五团侦察队队长邢茂林在地方情报员的协助下，带领战士完成的奇袭金波鬼子，消灭鬼子二十余人，之后被授予“独胆英雄”称号。班长张恩在撤回路上因枪杀了两名被俘虏的日本“慰安妇”，回来后受到了军纪惩处。
日本人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很残忍，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一般很难抓到日本战俘，可能是他们自己觉得作恶太多，怕中国人民报复他们。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是战败了，宁愿自杀，也不想当俘虏，简直是顽固不化。
战火中锻炼 战斗中成长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通过那场血与火的洗礼，我成熟了许多。不管是作为军人参加战斗，还是作为干部对部队进行教育管理，我都有了很大提高和进步。工作中遇到困难，就充分发挥和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依靠大家集思广益，我们齐心协力出色地完成了百团大战中救护伤员和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战后团里召开大会，表彰我们卫生队，还让我在大会上介绍工作经验。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三脚两步地跑上主席台，干脆利索、简短有力地说：
“我的经验是：带头干，不怕死，想方设法让战士们吃饱饭。”
我这几句朴素实在的讲话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工作实践中，我认识到当干部就是要事事冲在前面。工作是这样，打仗更应当如此。
在那次团部的干部表彰大会上，我还被授予“七一模范党员”奖状。张如三政委对我说：“你工作得很好，方法很得当，但由于客观条件差，某些失误是不能怪你的。”
现在回想起那个阶段，应该是我当干部后最困难的时期。常言道：人在世上练，刀在石上磨。被克服的困难就是胜利的契机。不断的磨练会使我锋锐更坚。工作中我体会到，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面对困境要有“路到险处不回避，事到临头智勇先”的精神。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眼光视野要开阔，总览大局，把握宏观上的发展趋势去争取成功胜利。
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深造
自从参加八路军，走上革命道路后，对于我个人来说，不但人生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人生观也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参加了抗大的学习深造后，不但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同时还能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工作实践。所以，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抗大学习期间的那段令人激昂的日子。
抗大—抗日战争中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
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于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当时叫“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国共双方确立了二次合作的方针，抗日红军大学迁往延安并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这个教育方针，后来成为了抗大的校训。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加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治军方针，结合抗大的教育方针，形成三句话、八个字的治军原则，在军队内部称之为“三、八作风”，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治军宗旨。
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到抗大为学员讲课。毛泽东曾用“愚公移山”的典故教育学员，要永远坚持革命，决不能中途妥协，还为学员毕业证书题词：
“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历届抗大毕业的学员毕业证上都有这样的题词。我的抗大毕业证上也一样写着这样催人奋进的话语。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烽火迅速在华北、东北，以及全中国蔓延开来。抗大也随部队深入敌后办学，建立分校，将抗大的校旗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举世闻名的抗大，不但培养了大批抗日人才与干部，还经国际友人斯诺等人的传播，在国际上造成巨大影响，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当年的抗大就是现在国防大学的前身。
抗大，这面在抗日烽火中飘扬的光辉旗帜，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同志1941年指出：“抗大成为建设抗日军队的火车头”。
今天，重温抗大的峥嵘岁月，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对于忠实履行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的神圣使命，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过组织考察到抗大二分校深造
1941年初，组织上为了培养我，决定派我到设在河北灵寿、扶平等地的抗大二分校学习；我被分配到抗大二分校政治干部队，学制一年。校长孙毅，政委李志明，政治部主任李中秋，学校地址在河北灵寿县陈庄。
在去上抗大学习之前，我们部队当时驻在易县小兰村。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人之一的一分区二十五团政委张如三临行前跟我说：
“你这次又有了学习的机会，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昨天军区考察组来我们团对你进行了考察，你被考取了!这一次终于达到了你想上学的要求。但是，你去了以后一定要有吃大苦的思想准备。现在是战争年代正在打仗，学习也可能是在打仗中学，期间很可能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二分校里有很多红军教官，你是幸运的，去了就要好好地学。希望拿到毕业证早日返回部队。”
我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辜负首长和战友们的期望，好好学习，学成后早日回到部队。”
带着对学习的渴望，带着首长对我的期望，带着对抗大的崇敬，我到二分校报到。
皖南事变对我的激励
我到抗大二分校报到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之日。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部队围剿，叶挺、项英等领导被捕。开学典礼上，孙毅校长慷慨激愤地向全体学员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皖南事变的性质、揭露了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的罪恶行径。孙校长的讲话使我们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激发了我们的革命热情。
“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至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管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1941年1月4日，驻扎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部队，共约九千余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当我军行进到达茂林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两千多人外，其余三千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余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这个严重事件，震惊中外，史称“皖南事变”。
听到孙毅校长慷慨激愤地介绍皖南事变的经过，我深知革命的艰难和自己肩上的历史重任，更加激发了我要好好学习的热情。
紧张的抗大学习生活
抗大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包括以后的日子里，抗大全部课程的学习都是在反扫荡的不断战斗中进行。由于敌人的不断进攻，学校也不停地在附近几个县辗转迁移。住的是老乡家。而山坡上、树林里、蓝天下，到处是我们的课堂。在和鬼子反扫荡的斗争中度过了我的抗大学习生涯。
抗大的课程设置：
理论课程有《马列主义原理》《中国农民问题》《辩证法》《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法律》等等。
军事理论课程有《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特种兵》《现代武器》等等。
抗大的理论课教员都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的红军高级干部、大学教授和一些从学校投身八路军的大学生。军事理论课教员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毕业或其他军校毕业的老红军干部。
学员分为好几个分队，我所在分队队长，名叫李有让，湖北人。分队指导员名叫郭永彪。抗大分队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是原红二、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干部。他们的革命意志坚定，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对学员很爱护。我们在抗大学习期间，经常遭遇敌人袭击，每遇这种情况分队干部都是千方百计保护学员。每次我们被围困，李有让分队长总是先亲自带人到前边侦察，然后再带领我们突围。
有时分队长也给我们讲军事理论课。他们讲课都是结合八路军的特点、武器装备情况，以及我们当时的实力进行实际战例的分析，也讲当时我军还没有装备的飞机、坦克等等武器的知识。
教员告诉我们：“作为中国军队未来的指挥员，这些武器知识都应该具备，这些武器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将来一定会有的。”教员们的前瞻性很强，是我党我军一代最优秀最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人，也是后世军人之楷模。
多次突出鬼子包围圈
1941年，正是鬼子开始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时候。到了秋季，鬼子更大规模的扫荡几乎让我们无法继续学习下去，我们只得频繁转移教学地点。学校原定渡过沙河，越过京汉铁路，转移到冀中地区。由于敌人的封锁，没有成功。有一次我们二分校转移到阜平县境内山区，被日本鬼子包围了，情况非常危急。我看到孙校长异常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学员收拾行李，边安排部署学员晚上突围顺序，边派人与军区教导团联系，让他们掩护我们突围撤退。
作为军事指挥员，在他们的字典里最不愿意出现的恐怕就是“突围”“撤退”之类的字眼，这些字眼在军事术语中永远是“进攻”“消灭”的反义词。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再优秀的指挥员也不能回避这些字眼，因为到抗大学习的人员都是当时军队里的优秀人才，是党的宝贵财富。今天的突围与撤退为的是保护他们的安全，等待明天对敌人的进攻反击。
到了晚上，当我们准备突围时，突然枪炮声响起，孙校长迅速指挥学员外撤。男战士还行，比较英勇，边打边撤。我们抗大当时有一个文工团，女兵很多，还有一些女兵是校机关的工作人员。由于是晚上突围作战，她们都有些害怕，突围时也显得有些慌乱。
我在撤退途中，在一个高坎上，文工团的一个女兵怎么也上不来，看到我后她叫住了我：
“同志，快帮帮我。”
这个女兵我平时见过，我从高坎上返身将她拉上来。上来后她可能是由于太累，也可能是害怕，浑身软绵绵地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她对我说：“我不行了，实在走不动了。”
我历来不主张在战场上丢弃伤员，于是我丢弃了大部分行李，背起那个女战士往山上奔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么大的力量，一口气跑到了部队规定的集结地。到了安全地带以后那个女兵对我很是感激，对我说：“谢谢你救了我。”
我对她说：“我们还得继续撤，你行吗？”
女兵说：“现在好多了，我能坚持。”
我们跑了一个晚上才摆脱敌人的包围，由于当时情况太紧急没有来得及问那个女兵的姓名。
那次敌人的围攻，显然是事先知道我们的身份，其主要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妄图将我们这些抗大学员一举消灭。从战争军事的角度上说，消灭我们要比消灭作战部队要更为有利，因为我们是后备军事指挥员，更是作战部队中的精华。
那天晚上突围时牺牲了一些战士，他们是为了掩护我们撤退时牺牲的。学员也有人牺牲。有些跑得慢的学员和战士还被敌人抓走了一些，女兵占多数。天亮后，我们突出敌人的包围。清理人数时，发现很多学员都没有站在队列里，也许，他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了，想到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心里就非常难过。
在抗大学习期间，还有一次学校也被日本鬼子袭击。在转移过程中我们要渡过一条叫沙河的河流。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抢渡了四次都没有成功。由于河面较宽，水也比较深，过河时需要用梯子作为支撑让大家扶着梯子过去。这时敌人追上来，慌忙之中，有人把那条备用长梯子给丢了。政干队指导员郭永彪非常生气，集合我们政干队学员训话。当天下着大雨，我们站在滂沱大雨中，郭队长说：
“你们在部队都是政工干部，又是共产党员。作为共产党员就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政工干部应该是哪里战斗最激烈，最危险，就应该战斗在哪里！这样才能树立政治工作的威信。看你们——敌人的探照灯一照，你们就惊慌失措，把过河要用的梯子也给扔了！这相当于在战场上把武器给丢了，这样还能带兵打仗吗？！快去，把梯子给我找回来!”
听了郭指导员的话，大家都感觉到非常愧疚，简直是无地自容。于是分头冒雨四处寻找，不一会就找回了梯子，渡河顺利进行。
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工作的重点不仅是做思想工作，还应当清楚怎样带兵，怎样在战场上树立政治工作的威信，这一课是我在抗大学习期间受益最深的一课。
抗战期间根据地的粮食非常紧张。我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期间，经常去敌占区背粮食。有一次，我们准备越过京汉铁路到敌占区运粮食。那是一个晚上，天色漆黑，我们连续四次都没能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有一次险些被敌人包围，后来经过苦战，才成功突围。之后我们到达阜平县和曲阳县交界处，与军分区接应我们的部队会合。当时，我们抗大的许多学员都没有突围出来。
当时学校里的生活条件很差。住在老乡家里，并且经常搬家。课堂就设在野外或树林里。背包是凳子，两腿就是桌子。每天早上起床后，打起背包带上所有随身物品跑步一小时。每餐定量，学员都是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根本吃不饱，但比起老乡的生活我们算是不错了。
在抗大学习期间，学习方法也是灵活多变，边学边用。当讲到人民军队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做思想工作时，就让学生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回来汇报，与教师交流心得等等，印象很深。讲到群众纪律，就成立纪律检查组去检查。军事教员除了一些是老红军外，多是西北军杨虎城部队的老军人，政治教员多是从延安抗大总校来的，课讲得非常深入生动。我记了很多笔记，去抗大时我只带了一床棉被，毕业时多了一大包书和笔记。
抗大提前毕业 成功突围 回到部队
我们这一期学员，按原学习计划应该到当年十二月份毕业。但在时局紧张，战斗频繁这种特殊环境下，一九四一年秋天大约十月份，在河北阜平县反扫荡的枪炮声中，我们这一期抗大学员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毕业了。其中高干科（学员为分区一级指挥员）的学员被分配到了延安，各分区学员回到原单位，我学习结束后被分回到了原来的部队。
当时，我们二分校在阜平县大沙河南岸一个叫长峪沟的地方，举行了简单的毕业典礼。仪式结束后，我们将分赴各自部队。这时，突然遭遇鬼子包围，形势十分紧张。我们被分到一分区的八十六个学员撤到一个山洞里集合待命，准备突围。当时适逢华北平原雨季来临，大雨普降。连日兼旬，延绵不断的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孙校长指定我和李队长负责将八十六名学员带回到一分区，并亲自交代我和李队长：
“一定要把所有人员一个不少的全部带回一分区”。
我开始带着这八十六个学员突围，期间，连续突围两次都没有成功，孙校长知道了，来到我们躲藏的山洞里，他非常不满意地对我们批评警告：
“听说你们两次都没有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前方你们都是指挥打仗的干部，现在你们是抗大的毕业生，鬼子还没有手拉手围住我们，你就连这点办法都没有。现在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内，你们连路都不敢走了？你们看看，这里是敌人的合击点，这种地形你们还看不出来吗？这里不能呆，拂晓前，所有人员必须离开这里，不然敌人来了，将洞口堵上，你们怎么办，必要时用分散突围的游击战术也要把这几十位学员带回到一分区交给杨成武司令员。快走吧，这里一刻也不能再停留了！”我们按孙校长的指示马上冒雨带队离开了长峪沟的那个山洞。后来听人说，我们离开不多长的时间，敌人就占领了那个山洞。
一分区司令部当时远在易县的南北楼山下的周庄，要回到一分区需要走三、四天的路程，路上到处是鬼子的扫荡队，没有部队的掩护，要把八十六个人带回谈何容易呢？我们感到很为难，孙校长看出我们的心思：
“同学们，你们这一年学的就是游击战术，这次突围回部队就是一次实践实战。实战检验你们的学习成绩的关键时刻，有什么可怕的？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你们就是爬也要爬回去”。
于是，我做了简短的动员后，规定了口令暗号，每人分发三颗手榴弹出发了。李队长是一个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同志，但他的腿部受过伤，有残疾。一路上我们为了避免与鬼子正面交战，本来一两天就可以走到的路程，由于道路崎岖难行，沿途又屡遭鬼子袭扰，后来绕道恒山长城边，经过了十多天的跋涉，遭遇了鬼子两次袭击，才到达指定地点。当我们来到涞源县遇到县支队后，就只剩下六十多人。 途中我们还遇到一个从冀中来的八路军医院，听医院的人说：
“在敌人的扫荡中，因来不及转移，被鬼子包抄，有不少伤员被鬼子用刺刀挑了。”
听到这些话，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
经过两次遭遇战，我们牺牲了两个学员，李队长也在第一次袭击中受了伤，无法跟着大家一起走，只好留在了老乡家中养伤。还有些同志路过恒山时回二分区了。由于敌人的袭击不断，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大困难和危险，这时有人提出分散人员到老乡家中隐蔽。我对这样的提议立即表示反对，当即召开了党员大会。
我说：“我们现在的处境确是很困难，也很危险。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就地分散隐蔽。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还是一个战斗集体。分散了就没有了战斗力。我们那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回到一分区，因为这是校首长的命令。再说，你们的介绍信也都在我这里。”
的确，没有介绍信，就回不了部队，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原定的学制是一年，现在提前毕业，回去后不好向部队交待。
这时队伍中有两位老红军仗义执言站出来，其中一个厉声对大家说：“谁要是再敢说分散的话，我就打断他的腿！”
“谁敢再说分散的话，我一枪崩了他娘卖×的！”另一个老红军也跟着严厉说。
听到两位老红军的强硬话语，大家都不敢吱声了，并纷纷举起手表示同意继续前进。有了这两位老红军的坚决支持，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我把部队编成几个班，以党员干部为骨干，这样便于行动和与敌人周旋作战。
在历经了艰难周折后的一天早晨，尽管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在涞源县支队同志们的引导下，终于在一个深山沟里见到了一分区政治部派来接应的组织科长黄连秋同志。至此，我们胜利地返回了一分区，并向分区领导报到。再次见到首长和战友，同志们激动得相拥而泣。
这次的经历，使我认识到，共产党员在在关键时刻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多么重要。在一步一步的实践中我体会到干部肩上担子的分量：不仅仅是光荣，更重要的是责任。
抗大的学习收获及抗大校歌对我的鼓舞
在抗大近一年的学习中，我的收获颇丰。首先思想教育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奋斗、怎样奋斗，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其次是军事科目的教育，使我在了解了日本军队状况的同时，也系统地掌握了游击战术的策略及手段。其三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我懂得了马列主义及社会发展史的内涵所在，进一步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
在毕业典礼上，孙校长亲自给我们做动员，大家齐声高唱抗大二分校校歌：
歌声沸腾，大旗挥动
看我们抗大的阵容多威风
战斗在风沙里，出没在炮火中
培养铁的干部，建设铁的大军
国防教育事业神圣而光荣
两年来在太行山培养出无数干部
我们心里有敬爱的毛泽东
我们的周围有无数革命群众
不怕困难和黑暗重重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越抗越大，力量无穷
看我们抗大的弟兄
都是新时代的英雄
发扬革命传统
英勇战斗在华南华北华中
新中国靠我们建设成功
时代的车轮靠我们向前推动
典礼完毕后会餐，吃着被敌机打死的马肉，我们欢聚一堂。正在这时，山上发出了信号让我们快走，因为军区掩护部队教导团与合围敌人交火了。此时天快黑了，四周炮声、枪声大作，情况危急。但即将奔赴各分区抗日前线的青年学员们，依然是群情激昂，斗志旺盛，纷纷要求临别时大家再唱一首抗大二分校毕业歌。歌声响起来了，由于心情激动，调也找不着了。但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地高唱着：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向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牵挂
总会有点留恋
学问总不能求得完全
要在战斗中去锻炼
困难已到了，十分危险
谁还有心去钻研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
他是我们当前的危险
我们的血液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
与我们的敌人去血战
别了，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激动的心情、离别的惆怅、沸腾的队伍、高昂的歌声，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使我这辈子都难以忘怀。每到纪念节日，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这首歌。那些曾经激励震撼过无数中华热血男儿的歌词是如此清晰地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现在想来，战争年代，险恶的环境，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时刻面临的危险处境，都没有让我倒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粉碎日本鬼子的“囚笼”封锁政策
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围剿”、“扫荡”后，继而又在根据地边沿，对根据地进行更为严酷的“封锁”与“蚕食”。当时，日本鬼子既要应付太平洋战争又要应付正面战场，在中国的侵华日军兵力日显不足，便在占领区采取步步为营，建立封锁线的策略。他们在沿铁路线的两侧建立了五道封锁线：即沟、路、线、堡、村。具体讲就是铁路线外有沟，沟外有路，公路连接有电话线，沿线三里一堡，五里一村，沿路两侧十里以内建“爱护村”，实行“保甲制”，一人有嫌疑，十户受连累。
日本鬼子的“囚笼”政策
日本鬼子为了在华北地区站住脚跟，还在占领区推行“囚笼”政策。“囚笼政策”是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所采取的策略。它的特点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然后以封锁沟，封锁墙为辅助，从敌占领区向抗日根据地构成网状的“囚笼”, 逐渐包围压缩。当年，日寇在冀中8000多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修筑了7500多条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封锁沟。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将冀中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为2000块，然后分区逐块进行“清剿”“抉剔”。建立伪政权 ，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实行奴化教育。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在日本鬼子的“囚笼”政策下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日本鬼子企图利用“囚笼”政策将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与占领区隔离开来。这样，便可将八路军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使八路军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这一时期，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
为破解敌人的“封锁”和“蚕食”诡计，摧毁敌人的“囚笼” 政策，保存抗日实力，八路军主动缩小根据地。在避免与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同时，及时调整对敌斗争策略，改为小部队出击，建立敌后武工队，机动、灵活地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此后“反渗透、反蚕食、 反封锁”的人民战争在冀中大地悄然展开。根据地正规部队也开展反封锁、反蚕食的艰苦斗争。我们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摧毁敌人的通讯系统，伏击敌人运输队，打击鬼子碉堡炮楼。同时深入敌占区，与那里的抗日武装联手起来打击敌人，置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虽然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也给予了鬼子沉重打击。
切断鬼子的通讯联络
10月，我从抗大二分校毕业后回到一分区。这一时期，由于敌人对根据地严密的封锁，八路军部队也逐步开始精减机构，压缩非战斗人员。我当时任一分区二十五团连部指导员。我连驻在金波以西约八里地的双峰村，和兄弟连队一起担负着反封锁、反蚕食，保卫根据地的任务。我也可以带领战士们直接参与粉碎鬼子的封锁与囚笼政策的战斗。
当时，日军在拒马河上修建了一个小型发电站。为了打击敌人的封锁，我们经常对发电站进行破坏，主要是割电缆，剪电话线。开始我们把割下来的电缆电线收起来带回根据地，有时几百斤，有时上千斤，用来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但因为割线地点离日军的据点太近，有时一收线，据点里的鬼子就能听到动静，一听到动静，敌人就倾巢出动，并造成我军人员伤亡。所以，我们立即改变策略，晚上割断电缆电线后不再收线，而是在电缆电线上挂上地雷，打击敌人。
期间，据点里的鬼子吃了亏,变得“聪明”起来。一到晚上，他们每隔三、五分钟就摇一次电话，如果电话不通了，他们就知道电线被割断了。于是，他们就走出据点，顺着电线查寻，一看到电线头就伸手去拽，结果，我们挂在电线上的地雷就被引爆了，吓得鬼子连滚带爬地跑回据点，以后他们就不敢在晚上出来查线了。
围困、孤立、打击鬼子据点
在这段时间内，狡猾的鬼子为了保证他们的通讯联络，也经常在路上打埋伏袭击我们，对我们造成很大威胁。为了消除鬼子对我军的威胁，团里指示我们要想办法让小鬼子不敢走出据点，将他们也围困在据点里。于是，我们与地方民兵配合，在日军据点附近潜伏了一天一夜，摸清了敌人的巡逻规律，变被动为主动，只要他们敢出据点，就主动出击消灭他们。
有一次攻打金波据点时，我们埋伏在距敌人炮楼五百米的地方。鬼子不敢从大路出来，因为大路上有我们埋的地雷，即使白天他们也要搜索半天才敢前行。晚上出来，他们根本不敢走正道，没法时就跳墙出来，但出来后也不敢往庄稼地里走，只敢在他们自己修的路上来回走走。于是，我们就埋伏在路边，架上机枪，他们只要进入埋伏圈，我们就用机枪扫射，或用扔手榴弹轰击。这种速战、速决、速撤的作战方法，屡战屡胜，弄得小鬼子们魂飞魄散。
对八路军的四面出击，鬼子防不胜防。日本鬼子企图封锁根据地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还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也总结教训。后来，鬼子们出来扫荡时在队伍的前边赶着一群牛羊，鬼子的汽车和队伍跟在后边，企图用这种方法为他们开辟出一条安全的通道。由于鬼子强行大量抢劫老百姓的牲口，为避免老百姓对八路军不满意，我们也改变策略，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挖深沟并埋设地雷，这样牛羊过不去，鬼子下到沟里查看时或是填沟时，也会触响地雷。兵不厌诈。我们打击鬼子的方法真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我们有时故意在一个地方挖一个坑，填上土，又在另一个地方插上一个写着“小心地雷”的标记，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弄得鬼子蒙头转向，望路生畏。
还有一次，从据点里出来了十几个人，有鬼子也有伪军。 当时我正好带领突击队埋伏在路边，等敌人距离我方阵地只有三四米时，我们的机枪突然发起射击，当场打死两个敌人，后面的敌人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趴到路边的排水沟里。这时，我们又接连扔出几颗手榴弹，一下炸死了七个敌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我们立刻冲上前去，一下子抓了五个俘虏，还缴获十几枝“三八大盖”。这场伏击战前后只用了几分钟，等我们带着战利品撤到山脚下时，炮楼里的敌人才回过神来，在背后胡乱打了一阵枪，而我们却无一伤亡。自从打了这场漂亮的伏击战后，据点里的敌人“老实”了很多，晚上干脆就不出来了，只在岗楼上鸣枪壮胆。
那时，我们总是趁着日本鬼子到一个新据点立足未稳时，迅速给其当头一击。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进攻。这是八路军在相对被动的情况下争取主动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八路军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趁敌立足未稳，使用这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更容易取得胜利。
让鬼子“吃西瓜” 破坏敌人的运输线
我们二连驻扎地双峰，五里之外就是敌人的一个据点。从金波到紫荆关是敌人的一条运输线。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他们的通讯联络，切断鬼子的运输线。
鬼子企图用封锁的方法割裂削弱抗日武装力量。敌人的层层封锁线确实给八路军与地方武装、区县的来往和运送物资带来了极大不便。因此，我们除了打伏击，加强情报外，还采用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打击敌人。
一次，在我和连长的掩护下，一排长带着几个干部假扮民夫，抬着三个上面是书下面装满地雷的大箱子，准备给他们尝尝“铁西瓜”的厉害。
战前，我们在当地民兵地雷组的帮助下侦察好路线，估计鬼子要查线时，我们先打几枪，然后一排长带领民夫便抬着箱子过封锁线。这条路附近有个庄子，叫“爱护村”，鬼子要求村民一见有八路通过，便敲梆子，一敲两边炮楼敌人果然纷纷跑下来，我们打了几枪，把箱子扔到靠近村庄的路边上，就撤出了。
鬼子搜索时发现有几口大箱子，如获至宝，急忙抬回炮楼，一看箱子外面还贴着封条，更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一开箱，“轰隆”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炸死了鬼子一个队长和一些伪军，炮楼也被炸塌半截。敌人尝到了“铁西瓜”的厉害。
从此，我们再从那条马路上通过，他们也不敢出来袭击了，看到丢弃的东西他们更不敢往回捡了。
鸭子沟战斗，一班长李印德英勇牺牲
我连一班长李印德祖籍山东，大高个，黑黑的脸庞，一只眼。那年被日本人抓到山西大同煤矿当了劳工，中途逃了出来，回了老家。 一九三九年参加了八路军。他为人豪爽，作战勇敢，人称“独眼英雄”，深受战士们爱戴。担任连队支部委员。
一天，我到团部接受任务，副团长陈焕交待说：“鸭子沟西北坡鬼子新建了个据点，上级命令我们端掉它！经侦查员踩点，鬼子一个小队约四十多人，每天早晨八点从炮楼出来练队列，然后开饭，比较有规律，你们可以在此时用刺刀、梭镖解决战斗！同时不惊动两里外的敌人！”
半夜三点，月黑风高。全连出发，我带领一个加强排从西北面满是荆棘的悬崖上潜入据点中，同志们分别潜伏在厨房，仓库和马棚。 早晨五点多，天蒙蒙亮，早起的鬼子小队长独自下楼遛马，推开马棚的门，见势不妙，潜伏在马棚里的李印德抬手一枪将鬼子打倒在地。 炮楼上的敌人突然一起开火，双方开始激烈交战，看样子敌人似乎早有准备。已有几个同志负伤，不容迟疑。我随即命令撤退，碉堡前方是吊桥和封锁沟，只有原路返回，黑暗中我们撤到悬崖下，李印德这时双腿中弹，要攀上二、三十米高的陡崖非常困难，他急切的对我说：“指导员，快撤！我掩护”。我不由分说，俯下身试图背起他，他挣扎着从我的背上滚落下来，坚决不让背他，大声喊着：
“快，把手榴弹给我”。情况紧急，没时间容我多想，我们把二、三十个手榴弹留给他，含泪撤离。没走多远，激烈的枪声过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李印德同志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他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全连同志。团首长听了汇报后，用当时最隆重的仪式，在一所小学校里摆设灵堂，贴上挽联，用诗句赞誉他的壮烈殉国。“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官兵沉痛悼念李印德同志，连里的战友痛哭失声。因为那时在八路军里还没有立功的说法，这种方式就是最高也是最好的悼念形式。
分化瓦解伪军，打击孤立鬼子
1942年夏季，为了有效打击敌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 “到敌人后方去”这一伟大战略方针，根据地八路军部队深入敌后开辟新的战场。我们换上了便衣，配合当地的抗日政府，组成了敌后武工队。，同时也开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组织民兵、游击队，扩大敌后抗日武装，主要任务还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
为了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对伪军进行大量的政治攻势，以瓦解敌人的斗志。我们与当地群众一起仔细分析研究敌人的内部情况，对可以争取的伪军，尽量争取，以从内部分化、削弱、瓦解敌人。
金波东面孟子岭一带，是我们和西陵云蒙山游击区往来的交通要道之一。这里的一个据点里住着伪军的一个班，我们得知那个班长姓马，家住在离孟子岭不远的云隆庄。他也是穷苦出身，家境非常贫困，为了养活多病的老母亲，迫不得已才当了伪军。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一面派人给他的老母亲治病，解决她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一方面通过夜间喊话，将这些情况告诉他。再就是通过伪乡长给他写信，证实八路军为他的老母亲所做一切。他的老母亲见我们如此热情地照顾她，也很是感动，不断让人带口信给她的儿子，叫他不要做对不起八路军的事。老大娘身体稍好一点后，还亲自到她儿子驻守的炮楼跟她的儿子说：
“八路可是咱们的恩人啊，你看看，不光养活了娘，还给娘治好了病。咱们都是中国人，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你多跟你的弟兄们说说，可不敢和自己人作对。”
老大娘对他儿子的劝说起到了很大作用，几天后他托人通过伪乡长给我们送来了一箱子弹，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表示： “今后有什么用得着兄弟我的，一定遵命。”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也给他回了信，跟他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要求他在我们的军政人员通过孟子岭时给予放行，他不仅照办了，还为我们的人从那里通过时站岗放哨，以免遇到鬼子。
有一天晚上，我们要转移两个伤员，从云蒙山走到孟子岭时天快亮了，再往前就是金波镇，那里沿途都是鬼子炮楼，白天抬着伤员不能通过，为了安全，我们将伤员抬到了伪军的据点里，以便晚上转移。开始时，那个伪军马班长还有些害怕，经过我们做工作，他终于同意了。结果我们的伤员在他们那里，不但得到了照顾，而且还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事后，我们的战士们开玩笑说：
“伪军的据点不但是我们的弹药库，还是我们伤员的疗养所。”
还有一次，在敌人的大扫荡中，我们有三名战士负伤，随后就把伤员抬到大任村伪军的据点里。为防止万一，当即就给伤员换上了伪军服，同时，交待他们每天要按时给伤员换药，一定要照顾伤员，十几天后我们再接回。那些伪军也不敢不答应，因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军民由与日军的相持阶段逐渐转入战略反攻，那些伪军们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那段岁月里，我也曾亲自在晚上对炮楼里的伪军喊话。 事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一些伪军的姓名、家庭住址、家里的情况，喊话时我指名道姓，有的放矢。炮楼里的伪军怕鬼子听见吓得连说：
“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可以派人来谈谈。”
通过对这些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此后，我们从金波到大龙华、易县，通过封锁线时，只要我们用手对着他们比划一个“八” 字，伪军便二话不说，乖乖放行。
《孙子兵法》就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攻心战。通过兵不血刃的手段来获得真心的臣服。人类社会历史上，攻心是处处存在、时时都有的，不管是战胜对方，赢得先机，还是化敌为友，化解矛盾，“攻心”都是条行之有效的捷径。
所谓“擒贼先擒王，攻人先攻心”。巧妙地运用“攻心术”往往能让人事半功倍，旗开得胜。如能利用恰到好处的攻心术就能达到目的或大获成功。尤其是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若希望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更需要学习些心理，学会使用攻心术。
坚决惩治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败类
虽然多数伪军是可以争取的，不过，也有少数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民族败类。他们帮着日本鬼子在占领区和根据地烧杀抢掠，杀害八路军家属，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对于这样的汉奸，如果不进行镇压，老百姓就不敢接近我们，对我们开展工作也不利。
金波镇以东小龙华的据点里，一个姓陈的伪军小队长就是一个典型的死心塌地的汉奸败类，依仗鬼子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人怒神怨。经我们多次劝告，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向鬼子通风报信，密告我游击队员情报，致使多名游击队员和八路军家属遇害。对于这样的汉奸，必须严惩。有一天据情报得知，他要回家，于是我们派人趁机包围了他的家，将其抓获后就地枪决，然后贴出告示：“这就是与人民为敌，做汉奸的下场。”这个办法在当时很有威慑力，也使得一些汉奸对自己卖国求荣的行为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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