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

文/刘培蕊

随着2017年的新年烟花落地，我们收获的祝福满满。今天是初五，依旧串门拜年。午饭期间，听表哥说，他家上初三的小女儿张晓辍学了。惊讶地询问其原因，表哥说张晓快期末考试的时候，迷恋游戏，和家里闹翻了，死活不上学了。无论家长怎么求，她也不上了，班主任去动员了好几次，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表哥一口一口地喝着闷酒，黯然神伤，哪里有半点过年的欢乐。

我不禁感慨万千：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这么好的条件，有学竟然不上，这才几年呢？想想我们小时候很多人因为家庭原因，想上学而求不得的。而我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个，只是结果有些例外。

当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基本都上过学。但很多和我同龄的女孩，因为家境贫寒，只上到小学就辍学回家务农。幸运的是，我的父母特别开明，让我小学毕业之后，继续上初中，可谁也没料到，我的初中求学之路会如此蜿蜒曲折。

记得初二下半年的春天，身体强壮的父亲突然病倒了，生命垂危。那时哥哥上高中，妹妹上小学。哥哥是我们村第一个胶南二中的高中生，妹妹太小，干不动活，辍学无用。而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直体弱多病，不能下地干活。最终，在母亲婆娑泪眼中，我辍学回家，在堂哥一家的帮助下学习种地。

我那时个子太小，我知道我拼尽全力也干不了很多活，所以每次他们休息的时候，我都不休息，或者喂喂老牛，或者割青草。嫩的青草拿回家喂猪，老的青草就留着晒干，用来烧火做饭。那时感觉真累呀，每晚回家，倒头便睡。母亲从医院回来，每每去摸摸我的额头，我都不愿意睁眼，在母亲不易察觉的叹息中，我昏昏睡去。

记得有一天晚上，轮到我家打小麦，直到半夜一点多才打完。因为打麦子需要很多人手，所以每家打完，都需要自己负责搬运回家。我记得堂哥他们帮我把四袋鲜小麦抬到小推车上，我拼尽全力，却怎么也抬不起小推车把手，最后他们帮我抬起把手，我咬着牙，踉踉跄跄地，竟然把四袋鲜小麦推回了家。余下的小麦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让我用小车推了，就让我放在场院里。那一年，我14岁。

很多年后，母亲还提及那四袋小麦，说足足有三百多斤呢，丫头硬把它们推回了家，说这话的神态和语气，依然还是那般心疼。

收完小麦，需要抢种小麦茬：种秋玉米，秋花生，黄豆或者栽地瓜。

记得有一次给我家栽地瓜，中途，地瓜苗不够了。堂哥说，这活轻快，让我推小车回家薅地瓜苗。一路下坡，我推着空车一路小跑，回到自家菜园子里，薅完地瓜苗，推小车往回走。一路慢上坡，可是半道上有一个大约二百米的陡坡。我那时个子太矮，梗着头推小车，眼睛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躬腰推车还不到陡坡的一半，已经喘不上气了。可是半点也不敢停，怕车倒滑下去，咬牙推着，艰难前行，腿已经酸的似乎不是自己的了。抬头望望，路那么长，坡那么高，几乎没有了尽头。我的泪水就那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一边哭一边推车，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咬牙哭着到达岭顶，我把小推车车把一撂，一屁股坐在地上，趴在车把上嚎啕大哭。

到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究竟哭什么。哭够了，擦擦眼泪继续前行。到达地头，堂哥开玩笑说：“这是去北京薅的地瓜苗？去了这么久。看人家推小车脸红，你推小车不但脸红，眼都红了。”我咧咧嘴，说了一句：“天太热了。”

种上地，需要晒打下来的鲜小麦。我发现赤脚晒小麦最好，用脚不断地来回把小麦划上沟，比用工具简单有效得多。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晒小麦，一群公社干部模样的人，从我身旁经过。我听见一个人在叹息：“看看那个小姑娘，这么小也不上学，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看看，小姑娘还光着脚丫呢，太可怜了。”

我抬头望望他们，洁白的衬衣，笔直干净的裤子，锃亮的皮鞋。再低头看看自己，灰头土脸的一小丫头，禁不住自惭形秽。可我心里不服：如果我能上学，总有一天，我也会穿上漂亮的裙子和锃亮的皮鞋。

“丫头，馋了？”身后传来母亲的声音，我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们望着我，我望着他们，而母亲却只看见我。我摇摇头，没有回答。母亲叹口气，什么也没说，走开了。

谢天谢地，一个多月之后，父亲出院了，一起住院的四个人，只有父亲病情好转。半年之后，父亲身体康复，又撑起了这个家，我又有了依靠，不用再那么辛苦劳作了。可是我也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哥哥上高中，一个月回家一次，每次送哥哥去车站，我都会偷偷掉眼泪。

那一年，我学会了庄稼地里的所有农活。记得有一次锄地瓜回家，无意中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丫头真是干活的好材料，锄地瓜岭，左右两面架，一学就会，真聪明，可惜了......”母亲没有回答。那天晚上吃饭时，我们谁也没说话。

第二年，又到了收小麦的季节，我和父亲在西岭上收割小麦。因为没有钱请收割机，我们只能用镰刀，一镰一镰，一把一把地把小麦割下来，再打成捆，最后运回自家场院里晾晒。

因为我们收割得太慢，地又多，西岭这块地里的小麦已经快“掉头”了，已经没法用麦秸草捆绑了，所以只能用浸过水的稻草，一挽一系拧成绳子状，用来捆刚割下来的小麦。因为拧稻草的时候，可以直直腰，换换姿势，就算休息，所以父亲让我捆小麦。

太阳当空，汗水直流，手和胳膊已经被麦芒划出道道伤痕，已经收割五六天了，早已经麻木，除了有些痒，已不觉得疼痛。我抬头望望头顶的烈日，直直腰，擦擦汗，觉得这艰辛的劳作好像无休无止。

突然，山岭下的东北角，遥遥传来清脆的铃声，一声接一声。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是学校的铃声。我早已辍学在家务农，再也不可能回到那所学校读书，听到铃声，突然无端地生出无限留恋，留恋那并不宽敞的教室，羡慕那教室里的老师和学生，甚至连自己当时最讨厌的地理老师，似乎瞬间也变得可亲起来了，铃声响完，我已经泪流满面。

“丫头，休息一下？”在前面割麦子的父亲远远地向我喊道。

“再干会儿吧，一会儿天更热。”我迅速地弯腰捆小麦，顺势把眼泪和汗水都擦干净，心里告诫自己，事已至此，一切都是无可奈何，什么委屈也不能有，任何抱怨都于事无补。

收完小麦，再抢种麦茬、黄豆，花生，玉米和地瓜。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我那时已经无数次地认定，我的一生将会在这样无休止地循环中度过，没有未来。

可我真的没想到，这次收完小麦，种上地之后，父母竟商量着把我送回学校上学。事后才知道，父亲病好之后，去找过我哥哥的老班主任康老师，康老师听说此事，也曾来过我家，并答应父母让我再去上学，还说她负责联系学校。

感谢好心的康老师，一周之后，我就再次回到了那个铃声让我流泪的学校。以全班倒数第二的成绩，进入初三，再次上学。

我的初三，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年。因为初二下半年的课程几乎没学，一下子进入初三，我学得异常艰难。每天早上我吃一点昨晚的剩饭，就赶往学校，在教室外面的路灯下，背书三十分钟，住校的同学才起床，然后和同学一起上早读。早读之后，同学们去吃饭，我在背书，每个课间，我都在背书。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我所有的时间都在背书，包括初二的数学和物理，都是利用课间和晚上背完的。以至于一年之后毕业，我只认识我的老师和我的同位。

入学半年之后的过年期末测试，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全村轰动。全家人欢天喜地，父亲开完家长会的当晚，喝了很多酒，不断地朝母亲嘿嘿笑，说了很多醉话，夸丫头争光了。那个第一名也成为我和父母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过往。

之后顺利考上高中，后来又上了师范，其中的艰辛自不必提。后来虽然没有成为当年看见的那些政府工作人员那般的人，却也放下了锄头，拿起了书本，穿上了漂亮的裙子，买上了锃亮的皮鞋。

结婚之后，母亲和老公无意之中谈及此事，还笑话我，说我辍学那一年半，整天哭，有时候晚上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珠，最终哭得她心软了，才想尽办法让我重新上学的。最后还说：“丫头那一年半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完了，以后就只剩下笑了。”

老公听完呵呵傻笑，我却没理由地感到心酸，心里隐隐作痛：是呀，年迈的父母拼尽全力，再次给了我上学的机会，为我们每个儿女撑圆了日子，让我们过得幸福，可他们却老了。

想想自己的求学路，艰难而充实，也许愈求之不得，愈弥足珍贵。只有经历过，才懂得那段苦难的求学时光带给自己的福祉；也更加感恩父母给了我再次求学的机会。

面对侄女的叛逆，表哥的消沉，我无言以对，却感慨万千。只想把心头的这首《金缕衣》送给侄女，也送给正在享受学习时光的莘莘学子们：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只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作者简介：刘培蕊，喜欢用笔名：香雪若兰，因为里面镶嵌着自己的小名和母亲的名字。喜欢写点小情调的东西，也盼望自己一直保持一份初心，一切宛若初见，偶尔有那么一丝丝惬意的时间，让自己天马行空，淡忘一切忧愁苦恼，那该有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