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腾冲一个古朴清净的小镇里看到一幅刻在两条斑斑驳驳古色古香长木板上的对联：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这十二个字我反复琢磨，越想越有道理。想想那些已被揪出的老虎苍蝇们，哪个不是败于贪欲二字，还有那些看到轰轰烈烈反腐形势整日寝食难安心惊肉跳的人，他们没有做到的也不过是寡欲二字。倒是我们这些无欲无求的人，每天吃的香睡得沉，一有闲暇就找几本闲书看看，其乐无穷。我在这里先推荐四本：
一、《城市的故事》
这是英国历史学者约翰·里德于2004年出版的一部以世界各国城市发展兴衰为题材首次尝试从生态学角度描述城市如何生长、如何维持以及它们与周边远近之关系性质的著作，该书用讲故事的方式为读者揭示了城市产生的动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量以及世界上许多样板城市的兴衰规律等等。
我为什么突然对城市问题大感兴趣？原因就是4月1日的重磅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人民日报》还将这一举措提升到了“千年大计”的高度。据说，将来的雄安新区将享受直辖市级的行政待遇。中国在创造经济神话的三十多年中，造桥、修路、造城的速度称绝于世，这一点任何人都毫不怀疑，但是一座城市是否在地图上任一地点画个圈就能够矗立起来并繁荣发展，这肯定还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问题。世界万物，据我观察，最复杂多变的莫过于天上的云彩，从古自今东西南北天空中从未出现过两朵一样的云彩，但运用归纳法，天空的云彩无论如何千姿百态大体只有三类：堆积云、层云和卷云，由此而得的启示是，古往今来伴随着人类活动不断演进的城市，虽然异彩纷呈无一雷同，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大致也可分为三类：成功的城市、失败的城市和平庸的城市。在世界历史上，由盛而衰的城市故事数不胜数，城市衰败的原因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然而观察那些兴盛发达的样板城市，却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的某些共性：无生态难题、经济上持续繁荣以及不出现政治社会灾难等等。雄安新区是中央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此前出于保密原因并未经过广泛的专家征询意见程序，因而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以水资源约束为主要顾虑的质疑性意见，这也很正常，一项牵涉面广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多听听各方面意见没有坏处。而所有那些对雄安新区有兴趣的人们都可以抽空看看这本《城市的故事》，反复看几遍，然后掩卷思索，想一想我们的雄安新区，相信会有很大收获。
二、《苏东坡传》
苏东坡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一位历史人物，很多文人都热衷于讲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传记也有若干个版本，我在这里推荐的是林语堂版的《苏东坡传》。林语堂本人也是大文人大学问家，是个被号称“脚踏东西文化，手写中英文章”式的人物。据说林语堂当年去美国随身携带40多箱文献资料，其中大部分与苏东坡有关，可见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以及他写作《苏东坡传》所做的功课。苏东坡虽然只活到65岁，但他的坎坷政治经历、率直达观的性格特别是在诗词散文方面的卓然成就都是后人热衷将其树立为中华文人表率的原因。“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林语堂语）。
为什么现在想起了苏东坡？就是因为现今的中国，实在缺少像样的文人，什么样的文人才是像样的文人？即学问人品作品俱能称冠一时才行。文人的人品自古而今讲究的是骨气也就是独立性，不惧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敢为天下百姓利益发声，这是对文人人品骨气的世俗解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实际中，在威权政治背景下，如果有哪些知识分子真的这么去身体力行之，那就和傻冒儿毫无二致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已有了记忆力，之后，1958年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下乡、进厂当兵上学及至改革开放，我们这一代很幸运，有着过往几代人都无法比拟的丰富阅历，历经了过去百年千年都难得一遇的大历史事件，这无数运动和事件的经历告诉我们：原则归原则，实践归实践，人生的最佳选择是在安全、幸福、责任、影响等诸项指标中进行平衡。知识分子能做到不拍马屁不为错误政策鼓吹，在某些时候保持沉默就很是难能可贵了。一个国家应当根据要素禀赋选择恰当国策，一个人也应当从个人的禀赋条件出发进行人生发展道路选择。中国的文人们无论才气高低，以苏东坡为榜样就大体没错。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只看过两遍，我特别重视书中对王安石变法教训的总结，特别喜欢林语堂对苏（东坡）王（安石）关系及交往的细节描写。对了，很多年以前，我受林语堂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北宋为什么变成了南宋》刊登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经济研究》编辑部的同志看了这份报纸后竟然给我寄来了经济史方面的稿件让我替《经济研究》审稿，把我生生吓了一大跳。我只读过付筑夫胡寄窗，怎敢充经济史专家！
之所以推荐大家看《苏东坡传》，还有一个不大想说的理由：我今年恰好65岁，而苏东坡只活了65岁，不用说别的，单凭前后赤壁赋苏东坡就已成为无可超越的永恒，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再活65年，也不过是人口统计指标一枚。每思及此，惭然无地。
三、《停滞的帝国》
这是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于1989年5月出版的清史著作。作者先后在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以后还担任过报纸《费加罗报》的编委会主席和国民议会议员及普罗范市市长。在法国政界和学界都颇有影响。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佩雷菲特就滋生了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的书的想法，而马戛尔尼的最重要经历就是1793年的中国之行。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整理包括6次到访中国，佩雷菲特写出了这本沉甸甸的著作《停滞的帝国》，该书的副标题是“两个世界的撞击”，副标题是全书的真正着眼点，在八十八章的浩大篇幅中，作者用了七十四章的容量以叙事的方式细腻地展现了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前往中国的实录。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际，一个自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主动遭遇传说中“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近代史的故事由此展开。回顾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之后中国的百年屈辱，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1793年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并在两个世界的撞击所反映出的政治、文化、经济、科技间的巨大反差中找到答案。试想，一个封闭治理，落后而不自知的国家，怎么可能预知和抵御外族强敌的趁虚而入。1793年的中英外交风波归根结底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矛盾。乾隆皇帝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但在1793年与先进开放的资本主义国家使节相遇时，大清帝国的种种制度弊端暴露无遗。作者在前言中有一句很客观也很有意思的表述：“这是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文化冲突变成了兵戎相见。”
四、《活着》
老婆常对我说余华的文字比莫言的文字更好看，并建议我先看《活着》。自从看完金庸的全套作品后，我已多年没读过小说了。某日的一个晚上，我翻开余华的《活着》，竟然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我从小就爱看小说，8岁开始看长篇，到文化大革命前后，已把从县图书馆和左邻右舍能借到的小说几乎读遍。那是个图书匮乏的年代，不像现在，想看什么书有什么书。记得大四时，我借到一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我觉得它的引人入胜程度已远超过小时候看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四快结束时我开始复习考研究生，有一天同宿舍的王永祥拿了一套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来，我看了几页就被迷住了，当时王永祥正在谈恋爱，星期日要拿着《书剑恩仇录》去南湖会女朋友，我央求他把书留在宿舍里希望他专心致志谈恋爱，结果被断然拒绝，那天早上王永祥毅然决然带着金庸的武侠小说去南湖谈恋爱，我在宿舍饭饭无心苦等了一天，直到他晚上睡觉才把书让给我，凭着手电灯光我看完了《书剑恩仇录》。这之后我就迷上了金庸，1986年暑假回前郭县家时（我当时已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博研一年级），哥哥嫂子也带孩子回老家团聚，当年还是计划经济年代，每家凭粮食本买粮，因突然增加了几口人，家里的米面都吃没了，于是老妈让我起早去六粮店买粮，六粮店很远在松花江边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到了，粮店还没开门，我看到粮店旁边有个书摊，书摊上竟摆放着一套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我一问，三毛钱读一本。我立马掏钱全租过来，进到粮店买完粮后就坐在粮店内的椅子上看起来。一直到晚上粮店关门，我总算把《倚天屠龙记》一口气看完，回到家被老妈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呢？”“你想饿死谁咋的？”老妈一通骂才让我想起来家里没粮了我的任务是买粮回来让大家吃饭。
当年对小说的热情对金庸武侠的热情如今再也找不回来了，余华的《活着》写得再好，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读后体会更多的是人生的目的，《活着》的弦外之音就像寂静空旷的草原上突然响起一阵钟声，振聋发聩意韵深长，它告诉我告诉我们每个人：活着，活着，活着就是为了活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