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司法体制，都会希望法官的行为能够表现出客观性和可预测性，因为如果司法裁判都表现得如同法律文本那样清晰可见的话，人们就能够根据看得到的法律来规划生活。自然，在一般人看来，法官就是超然物外、没有感情、没有偏好的绝对中立者。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中国的法官每年要处理数百件甚至更多的案件，但如果问他们在面对每个案件时是怎么入手、怎么推理、怎么得出结论的，他们要么对此避而不谈，要么只会告诉你这就是法律适用的自然结果。显然我们并不会满足于这些答案，我们仍然会疑惑：不要说对那些法律的适用存在多种可能性的疑难案件，即便是那些事实清楚、法律明确的简单案件，也常常表现出同案异判的现象。法官真的只是在适用法律吗？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什么决定了真实的司法裁判呢？波斯纳在《法官如何思考》中，给了我们上述可能的答案。
在波斯纳看来，法官就是普通人，会关注诸如声望、晋升、收入、闲暇、名誉、尊重等制度激励；由于裁判要由法官来作出，自然也就会受到利益、效用、偏好甚至直觉的影响，充满了政治色彩。
波斯纳分析了不同体制下法官受到的不同激励和约束。他将欧陆与英美国家的法官体制分为职业制和旁门制。职业制类似于行政文官体制，法官都是法学院培养出来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当法官，没有其他职业经历，很少转行，是一个自我延续、内部封闭、高同质化的群体。这种体制下的法官更倾向于严格贯彻法条主义，更为专业化。旁门制法官大多在其他法律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由于向上晋升的空间有限，待遇稳定，并且整体上数量很少，是稀缺资源。旁门制法官的社会地位都很高，而一般的外部激励如晋升的影响则很有限，但也会受到诸如声誉、评价等影响，但也都不是强有力的约束，较之职业制法官，旁门制法官更具独立性。
中国在传统上被认为更接近欧陆国家，但除了法学院，中国法官还有很多其他来源。如复转军人进法院、从其他党政部门进法院，或者从律师界或者学界进法院等。可见中国法官也有旁门制的特点。并且中国法官的退出渠道也是多元的，其不仅可以转行成为律师、法学院教授，也可以寻求在公务员系统流动，并且中国法官的选任年龄都比较年轻，沉淀成本低，寻求职业流动有更多的激励，更容易离开法院。
多样化的进入与退出机制，使得中国法官实际上没有大致相当的教育背景和类似的职业经历，是低同质化的群体。由于法官的低同质化，导致不同法官对相似激励反应并不相同。如果一个法官将晋升作为最大化追求，其既可以寻求系统内晋升，也可以寻求系统外如党政部门晋升，因此，专业能力并不很重要，相反政治素养更高的法官，更可能获得晋升的机会。
不同法官对闲暇的偏好也不同。在法院内部，不同庭室的法官所经常面对的案件的复杂程度不同，有的类型简单但案件量很大，有的数量不多但充满智识挑战。花费较长时间完成大量简单、机械的工作，与花费较少时间完成少量但复杂且不确定性的工作，究竟哪一种更休闲或更繁忙呢？对那些喜欢单纯工作的人来说，如果案件都比较复杂的话，即使数量不多，工作时间也不长，他们还是会认为比起机械性处理事务会有更少休闲；而对那些喜欢创造性的人来说，即便案件处理起来都很简单，但只要数量多，也并不会喜欢。因此，闲暇这一效用对中国法官可能就更为复杂，也不会在整体上形成有效的激励。
波斯纳反对通过考核排名激励法官办更多的案件。在他看来，对法官的业绩排名就如同体育竞赛，重要的不是你在绝对意义上有多好，而是你相对其他人有多好，这就会诱使被排名者策略性地提升排名。并且许多司法活动都是“雷达扫描不到的”，这会诱惑法官看轻那些原本很重要但考核无法测度的活动，因而考核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法官群体的低同质化也意味着中国法官最大化效用的多样化，因此，上述这些激励，都不是对法官整体，而可能只对部分法官起作用。对中国法官来说，胡萝卜很多，大棒也很多，但两者又都很少。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司法改革的复杂性，因为不同法官对改革会有不同甚至冲突的期待与设想，从而成为改革中不一致的参与者。但如果改革能有效提升法院在社会上的地位，由于不同背景的法官都可能从法院地位的提升中获利，因而会较大程度受到法官群体的欢迎，并且相应能够提高法官的职业共同体意识。
对于法官的专业化和高同质化，波斯纳也有独到见解。在他看来，一个高同质化的法官群体，由于法官对同类问题的想法更可能相似，就会少了很多集体慎思，裁判也就会缺少多种可能性，并且想法相似的人还更可能走极端。而在一个低同质化、多样性的法院，如果案件的争议很大，不同法官的在场，也许就预示着结论的可能不同。而如果一位法官强烈地感到案件应当如何判决，考虑到其他法官的不同质性，他就会花费更多成本进行说服。当然，如果强加的费用超过了这位法官所预期获得的收益，他也会选择放弃或者让步。
波斯纳在《法官如何思考》的开篇就说：“如果没了上帝，那就什么事都能干了……而如果没了法条主义，法官也就什么事都允许干了。”一旦把法官从神界拉回来，站在世俗的立场上观察，就会发现，原来法官也会为生活忙碌，有各种功利计算，只是从事裁判职业的普通人。
波斯纳用他冷酷的分析，解构了那个原来我们熟悉的、神秘的、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官，但同时也建构了一个活生生的、实用主义的法官。一个实用主义的法官必然也是怀疑主义的、反教条的，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有用和有效，使用法律可能更多只是工具性的，但因此也会更多面向事实和经验问题，以及更多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这也许就是《法官如何思考》带给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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