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在我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形而中”、“形而上”和“形而下”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加以关注。就“形而中”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强调一切文化制度社会都与人的欲望有关，讨论各种欲望及其压抑和敞开问题，就触及到人的全面发展、片面发展、片断性异化、社会制度、社会公正等问题；进入“形而上”层面，将引发关于死亡的看法以及此岸彼岸的宗教问题的思考，对理性的设限和对禁忌的设立，以及关于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追问问题；进入“形而下”层面，则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诸如下岗女工、边缘人、社会底层处境的思考等。 然而现实状况是：知识分子在当今世界中又是无力的，他们的无力表征为总是将思考放入一些过分高远的巨型想像中，而往往成为与现实脱节的人（浪漫主义者），或者抱怨自己来到世界太早，提前生了一百年（如尼采）。他们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或者不断改变自身的身份，或者在这个冷漠的、对立的、冷战的世界中显得是那样的迂腐、空洞、疲惫而丧失思考和批判的力度。正因为知识分子的无力，使其基本素质和人文关怀的构成出现了惊人的退化。知识分子如何在新世纪的浪潮中，在全球化的思想中面对真正的问题，并走出自己狭小空间，进行学风转向以后的中国思想的重新确立，并且把这种思想波推行到我们当代最为迫切的文化价值重建和精神生态化中，使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财富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相当急迫的工作。1955年生，四川安岳人，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战略的研究和教学。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原载《社会科学报》2002年第0307期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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