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2017年元旦，和风书院如期举行“君子不器——一群人的成长”典礼，参加者无不动容，可谓人性觉醒。我想，如此美好的事物，是值得我们从学理上进一步梳理认识的。借此机会，感谢大家的付出！
文 / 施百忍
内容提要：礼的形式与内容是一不是二，但在纷繁复杂的世事面前，礼常被误解为仪节之礼，而忽视了其生命之理。其实，礼是生命的自然流露。生活当下，举止自然优雅的背后是情感安顿，情感之所以安顿，源自我们对人性的信赖。如何从内在培养礼的精神，而非盗用礼的公共性以快私意，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子曰：“立于礼。”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关键词：生命本然、慎独如在
大家知道，婴儿的心境极其静定，这使我们看到生命的本然。然而，婴儿的静定与其初生的柔和相关，此时，生命纯任自然之气，其余则需呵护照顾。从生命的成长而言，“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由此可知，就个体而言，保持初衷已属不易。然而，此亦并非不可能。例如大舜，在五十岁时尚且爱慕父母，这就被视为大孝的榜样了。所谓“大孝终身慕父母。”简言之，个体的局限与可能并存。扩而大之，全体的局限与可能也并存。于是，我们既相信天下大同，又面临礼坏乐崩。在噪杂的事相中，如何回到事情本身、人本身，是我们入思的理由。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是困于事相而纷扰不断呢？还是拨云见日，直达本心？在纷繁复杂的世事面前，孔子强调“立于礼”。
首先，我们从事相上说起。实际上，孔子虽然赞同且努力实践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礼乐文章，但他却处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及陪臣执国命的社会现实。例如，原先专属君王身份的八佾之舞、《雍》乐以及祭祀泰山等礼乐，以季氏为代表的鲁“三家”却轻易地僭越了。此时，礼的外在形式虽然不变，但礼的精神已发生了极大变化。于是，孔子追问道：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二、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两个追问，分别着眼于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完整的礼需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礼的内容与形式产生分离呢？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许多，但就我们的水平而言，可以讨论下习气的问题。可以说，习气是喜、怒、哀、乐发而不中节所至。若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则为仁爱之心。因此，同样是情感表达，能否感人就显得很重要。按理说，父子之情可谓亲密，但孔子在淡远与孔鲤之间的亲情的同时，关心孔鲤有无学《诗》，有无学礼。在孔子看来，学《诗》能使言谈优雅，学礼将使人生有品位。舍此以外，常人将因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习相远。可以说，上面讨论的事相，与习气回环往复，是政而不正与人而难养的现实。以下，我们以例为证。
例1，陈成子弑简公。这是发生在齐国的事。齐鲁是邻国，齐君被弑，鲁国应该出兵平乱。孔子因此沐浴而朝，见鲁哀公，请讨陈恒（成子）。但哀公不能做主，请孔子转告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仲孙、叔孙、季孙），孔子深感无奈，因为自己既是大夫，知道这样的大事按礼必须向国君报告，岂料国君却要他转告三子。于是，孔子再向三子报告，三子都认为不可讨伐。孔子只得重复他认同的礼：“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例2，阳货欲见孔子。阳货是季家的家臣阳虎，如果说鲁国的政权旁落到了季家，事实上阳货以季氏家臣而专鲁国之政。孔子不见，但阳货赠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所谓礼尚往来，孔子等候阳货不在家时，回访阳货。不料在回来的路上遇见阳货。此时，阳货质疑孔子富有学问，想有所作为，以为孔子任国家迷乱下去，一次次地失去为政的机会，能说是仁吗？能说是智吗？
以上两例，第一例孔子先君后臣，但鲁国的君臣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孔子感概己位，不敢不依礼行事。第二例阳货看似有礼，实际上以权约礼，这对孔子恰是不尊敬。但在佛肸以中牟畔，子欲往，以及公山弗扰以费畔，子欲往的感叹中，可见孔子想恢复东周的文明以及充分的文化自信。综合地说，这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但无可无不可，并非没有立场，而是摈除了纷扰的事相以及习气，居敬而行简，这才把握到礼的精神。
简言之，当习气遮蔽了清明理性时，德政就成为空谈。反之，在一个生态严重失衡的空间为政，即使如孔子想要坚持礼的立场，往往也无济于事。此时，我们必须再进一层，看看在生态失衡的空间为政或将滋生的习气，以及化习复性的可能。
首先是“色厉内荏”。“色厉”者，内心软弱，外表强硬。那些僭礼作乐的诸侯、大夫、陪臣，当其在位时一般都属色厉之辈，一旦去官失势，则因内心软弱气馁而有惭色。孔子将这种无实的盗名者比之穿壁挖墙的小偷，再恰当不过。
其次是“乡愿”。乡愿这种人八面玲珑，无论上下前后左右，皆能应付。对一般人而言，因无恒产而无恒心。对乡愿而言，有恒产而未必有恒心，而甘愿在畸形的社会中一味地鄙俗乱德。
其三是“道听途说”。如果说“乡愿”是德之贼，那么道听途说则为德之弃。如何做到“匹夫不可夺志”，需要努力与反省，惟有及时修复误读，并在当下的人生境遇中加以创化，才能把握文化的正脉。
其四是“鄙夫”。鄙夫，是指那些“谋食不谋道”，“忧贫不忧道”的治人者。正如孟子指出的那样，社会分工有劳心与劳力之别，君子因其劳心治人而食于人，百姓因其劳力治于人而食（sì）人。可是，当治人者不再劳心而只想食于人时，就有所谓的潜规则了。既是潜规则，就成了名利场上的追逐而有患得患失的心理，乃至于不择手段，坏事做绝丧尽天良。于是有立于岩墙或桎梏的非正常死亡。孔子指出“仁者寿”，道出君子应于存心养性上下工夫，此乃尽心立命的正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载：“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
以上的讨论，极有可能使人困于事相而纷扰不断。如果是这样，就深陷是非而不能是非双遣，若忘记了事情本身与人本身，化习复性如何可能？于是，我们读到《论语》中诸多关于转化个人习气为公共理性的讨论——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无谄无骄固然不错，然而还是停留在习气的境界，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明心见性。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礼让乃公共理性，不能礼让，则填实己心，既不利修己，亦无益于公共，甚至于背道而驰，只是“意、必、固、我”的戕害。
以上是个人习气影响公共理性的判断。可是，当看似不错的个人品质缺乏应有的起点时，整个人生也就受困于私意。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恭、慎、勇、直可以说是一种美德，但如果缺乏公共理性，却会走样而变为操心、畏缩、作乱、偏激。
其实，当我们处在纷繁复杂的世事面前，讨论礼的内容与形式不能统一的现象时，内心同时也会发出“克己复礼”的声音。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克己复礼，消极者以为是除去私欲，积极者认为要申展其好处。前者如原宪，以为“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都能制止使之不行，可算作仁吧？后者如孟子，认为扩充仁、义、礼、智等人性“四端”，就能令人因为充实而有内美。问题在孔子的回答拨云见日，直达本心。其中“最重要的，则礼者不是指仪节之礼，而为生命之理。”孔子回答的这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是就生命之理而言。如此，当我们的视听言动均以生命之理为出发时，自是礼的流露。此时，礼的内容与形式是一不是二。《中庸》言：“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以下，我们再从生命的深密处讨论。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夫子请诸弟子各言其志，子路说：“一个夹箝在大国之间的千乘之国，同时遭受战争与荒年的挑战，让我来治理，无须几年，可使其勇猛又深明道义。”冉有说：“六七十或五六十见方的地方，让我来治理，无须几年，可使富足。至于礼乐教化，要等待君子来推行。”公西华说：“虽不能说有十足的把握，但愿学而不辍。譬如宗庙祭祀的事，抑或诸侯间会同的事，在相关场合穿礼服戴礼帽，当一名主持公共仪礼的小相吧。”这三人的志向，分别为有勇知方、足民以及礼乐。但就问题意识而言，子路的境遇——好像有大国要攻打进来，百姓也吃不饱；冉有的境遇——百姓的收入不高；公西华的境遇——百姓不够文明。三位高足认为自己可以化解的这些问题，是大用，要有很高的才能。虽然子路的不谦让引起夫子微微的一笑，但子路的直率，确也可爱。至如冉有的谦退，公西华的温恭，也是很好的品质，况且他们都富于担当。但是，当曾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夫子却喟然赞同曾点的志向。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先谈下战国的吴起。有次，吴起不服田文为相，认为自己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国防上都要超出田文许多，田文凭什么可以为相，而自己仅能镇守西河呢？田文承认这几方面的才能，吴起确实在己之上，然而，田文反问吴起另一个问题：“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吴起默然良久，认为相位非田文莫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吴起与田文之论，乃“体”、“用”之义。“用”虽显著，然非有“体”之支撑，则无处可用。果然，田文死后，吴起很难在魏国生存下去，最后离魏到楚，即使施抱负于楚，但也遇害于楚。了解这件事后，我们再回到上面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孔子当时，天下无道已久，即使像子路、冉有、公西华这样富有才华的人物，也要有施展才华的平台啊。
进一步说，让才华得以发挥的前提，不在才华的高低，而在为政的生态空间。如果为政的生态空间遭到破坏，隐居教书才能道命相续。在这点上，曾皙与夫子一样。然而，夫子是在周游列国，吾道不行之后回到鲁国隐居以求其志的。若无此中经历，隐居以求其志恐将使生命变得轻飘飘。然而，这在夫子而言，却是行义以达其道。此时，生命的留白与充实相得益彰，感性与理性交相辉映。
以上，当我们隐隐约约看到礼后面的精神时，生命的本然在子夏领悟到“绘事后素”时转为真情流露。这种唤起内心最美好的情感的人性流露，让人自然优雅且符合礼的精神。于是，礼成为我们生活不可须臾离开以及遵守道德准则的具体规范。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对礼的融汇贯通不能一蹴而就。学礼用礼，《论语》大抵从以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礼的传承。
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中的这条记录，指出礼的因循与革新。没有因循，革新无从谈起；没有革新，因循将成为一潭死水。在新旧之礼的取法中，孔子从先进，主要取其质朴。
第二，礼的和谐。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和是性情的自然流露，这是礼的总原则。先王之道的美妙处也正在此。然而，一般人并非“由仁义行”，而是“行仁义”。这样，难免不落入东施效颦甚至是权术的套路中。
第三，为礼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是强调名实相符，而非有名无实。大家知道，孔子既有从文献上获取资料的博览，又不耻下问，不论贤与不贤的人，他们所记忆或大或小的文武之道，都是孔子学习的对象。正因为述而不作与学无常师，对于古老的夏礼与殷礼，孔子都能说明，并以此检验杞、宋这两个夏、殷的后续国已经丢失的文明。换句话说，礼不能准确，将因不自然而走样，身家国也将因此不修不齐不治，最后竟至天下不平。
第四，恭敬有礼。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吾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以上几条，因恭敬心使礼焕发生机，生命因此显得高贵。一个高贵的生命，不仅举止优雅，而且富于担当。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这样，通过学礼用礼，以达乎情性之理，这是成人、为政的基点。若论礼的精微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实在是慎独入德的关键，唯其不欺，方见诚意，此谓知本。故曰：“不知礼，无以立也。”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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