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正统论”

“正统论”作为中国史学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与阐释历史上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相关，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朱子木人也很重视正统问题，在他看来，《资治通鉴纲目》讨论的最主要的就是“正统”问题。《语类》有：

 

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

 

可见，在朱子看来，《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核心就是要讨论正统问题。《语类》该卷所记对《纲目》之讨论也集中于正统问题。朱子的正统论承继宋代以来对正统问题的相关讨论，在整个正统论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集宋代相关讨论之大成，更对后代的正统论有着直接的影响。学界对于朱子的正统论已经有不少研究，尤其是对于“蜀汉正统”问题讨论颇多。“蜀汉正统”是朱子在书信中与故曰弟子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层而，也是其比较司马光等人来说较有特点的一个观点，更直接影响到后代的相关认识(如《二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其受到关注是很自然的。虽然如此，朱子正统论当中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尤其是历来对朱子正统论“道德化”的标签，或许需要重新审视。木文尝试厘清朱子正统问题中的相关概念，梳理观念与《资治通鉴纲目》等文献的对应关系，沿着朱子正统论的讨论，对“霸道”等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一、“正”与“统”

 

“正统”之名在中国占代传统中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即正代表的“居正”与统代表的“一统”。在具体的“正统”判定上，实际上涉及两者的优先性问题，尤其是后代在追溯正统时，往往围绕着二者的张力展开。居正与一统的张力，与如何对待政治秩序这一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在逻辑上有“以德证统”的倾向，为一统之王朝附着道德合法性。宋代之正统论叙述开始与传统的五德终始说有所区别，而这其中较为关键、对朱子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北宋思想家欧阳修。其正统论被饶宗颐先生称为“古今一大文字”，关于“正统”，欧阳修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认为“评判正统的标准在于‘德与迹’。‘正’着眼于‘德’，而‘统’着眼于‘迹”’，所谓迹就是指一统。此外，欧阳修更提出“绝统”说，认为天下有无统之时。欧阳修的这些观点都影响了朱子对待相关问题的看法。

 

朱子之正统论则更强调“统”，强调由于一统带来的政治秩序与政治秩序确立以后随之而有的政治德性。《语类》卷一百五有一段记述对于讨论朱子的正统论十分重要，有助于我们厘清朱子正统论当中的一些概念：

 

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曰：“何必您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您地论！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义刚录作：“此时便是无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帝’、书‘崩’，而余书‘主’、书‘姐’。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态?此等处，合只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青龙几年之类，方为是。”又问：“南轩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此说如何?”

 

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汉是正统之余，如东晋，亦是正统之余也。”问：“东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问：“唐后来多藩镇割据，(义刚录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谓正统之余否?”则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阔，所不服者，只河北数镇之地而已。”(义刚录云：“安得谓不能有其土地！”淳。义刚同。)

 

    这段材料也提醒我们注意，朱子“正统”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把“居正”和“一统”区分开来。这段话一开始实际上就与“居正”问题相关，学生开始问这个问题时，是把“居正”和“一统”两点扭结起来进行讨论。在学生看来，正统必须要把“正”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么对于二代以卜这些不由工道而得天下的王朝来说.就要进行曲折的解说。汉唐在“居正”上有不纯粹的地方，但还是一统，所以在学生看来是“变中之正”，而对于秦、西晋、隋这样靠纯粹霸道或者“篡”得国的统一王朝来讲，则是“统而不正”。蜀汉、东晋延续上代正统王朝，但是没有统一，那就只能是“正而不统”。学生的论述，可以说是符合北宋以来的主流论述的，尤其是对于“居正”这一向度的讨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把“居正”和“一统”扭结在一起带来的解释复杂性。朱子对学生的解释，直接将“居正”与“一统”分开，认为不需要这样讨论，在他看来，只要实现天下的统一，被“诸侯”等天下各方政治势力共同承认，那么就是得到“正统”。“居正”的问题各正统王朝亦有做的差异，这个不需要在正统卜讨论，而属于另外的政治、历史讨论问题。如是，则秦汉晋隋唐都是正统，不需要在正统上按“居正”对其进行再分别。宋代正统论讨论，最大的收获在于，“它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大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而朱子则更进一步，直接将王朝更迭视为纯粹的政治秩序问题。对于与“统”相关的政治德性问题，朱子更关注“一统”确立之后成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分。这其实也是朱子“蜀汉正统”的关键所在，我们稍后会详加说明。

 

二、“正统”、“无统”与“大一统”

 

上引《语类》材料实际上已经明确说明了朱子正统判定的标准，即把是否能够混一天下、实现大一统看作王朝是否是正统的依据。天下合一便有正统，相反国家分裂则不能有正统，朱子将之称为“无统”。按照这一标准，朱子确立了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与无统时期。《资治通鉴纲目·儿例》言：

 

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

 

结合上段《语类》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朱子那里，“正统”的确立与“大命”的获得是不同时的。“晋、隋、唐创业时未有天下，自从无统之例”，正统严格以一天下之具体时间点进行判定，如周代正统的获得在于武工伐纠一有天下之后，而不在文工明德、新民而“二分天下有其二”之时.晋之正统之获得在于晋武帝灭吴之后而不在魏晋代禅之时，即使对于宋代也是如此，陈桥兵变不是正统获得之起点，而在于宋太宗灭北汉之后。相较于天下混一，那些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的时代，则被称为“无统”，不存在所谓“正统”。

 

与正统、无统这一基木界定相关，朱子还区分出了“正统之始”与“正统之余”两种状况。“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也就是说，对于后代的一统王朝来说，站在后世追溯的视角来看，可以把他们“创业未有天下”之时看成是“正统之始”，虽然这时在根木上是“无统”；而当一个大一统王朝变成偏安之政权时，那么它也不能被视为完全的正统，只是由于它继承了具有大一统王朝之法统而可以被视为“正统之余”，所谓“余”可以解释为“余续”，历史上的东晋就是这种状况，按照朱子的这一标准，其所处的南宋实际上也是正统之余，被朱子强调有正统的蜀汉，同样如此。

 

传统正统论将曹魏视为正统，更多是为了晋寻找正统来源，犹如宋将五代视为正统。在朱子那里，正统不需要寻找一个来源，而是直接来自于自身对天下的混一。按照朱子之标准，对正统判断操作简单，解释也不曲折。朱子的正统论不是追溯性的，即不是站在后代统一王朝的视野下，梳理正统，找寻某些因素作为王朝正统的来源性根据，而是延续性的和现实性的，即正统王朝在未完全灭亡时还有正统，虽然可能同时与其并立的某一政权后来统一天下，拥有正统，但在失去一天下的局而后，它只是正统之余。而一个政权一旦获得天下一统之局而，随即马上取得正统地位，正统地位从一天下那时算起。而无统是这样的局而：正统王朝灭亡，天下还未统一，那就无统。无统可能有两种状况：首先，二国蜀汉灭亡，晋虽然后来统一天下，但在其灭吴统一前无统。其次是南北朝或者五代，一个正统王朝(如东晋作为正统之余)灭亡或分裂为一些政权(如唐分裂为五代十国)，此时还没有形成一天下的局而，后来一天下的政权此时也不存在，那么此时也无统。如此，按照朱子的正统观，隋不能因为自身原因，把北魏树立为正统，宋也不能把后周当成正统。同样的，东晋灭亡后，南朝之宋也无正统，唐灭亡后，无论是后梁还是后唐、南唐均无正统。结合正统与正统之余这两个概念，我们也需要指出，在朱子那里，正统之终结并不以一统丧失为限(如周、唐末年)，而是以王朝名义上也被取代为终结。由此可见，在朱子那里，对于正统判断的操作是十分明晰直接的。若不以朱子正统论为计算，则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如两统并立(即上一正统王朝与卜一正统王朝同时存在，而政权往往以自己起始作为正统开始标志，类似后代明未亡清已建国之情形)、王朝出于自身原因对前代正统判断纷繁曲折(如东晋与北魏正统之争)。朱子的原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阳修对朱子的影响，当然，在朱子那里，相关问题的区分与解说要更加严密。清人何悼认为：“正统有时而绝，欧公千古特出之见。而朱子所谓二国、南北、五代皆无统之时，实因之也……而较之欧公所论则尤密矣。”朱子之密不仅体现在“正统之始”与“正统之余”上，更体现在其对正统论还有很多细致的区分，在《通鉴纲目》中，朱子还区分出“列国”“建国”“不成君”“远方小国”“僧国”“篡贼”等类型，并对他们做了界定。朱子基木上是根据正统确定的政治秩序与这种秩序卜的伦常要求对这些进行分别的，这点木文不做具体说明。

 

在这里也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即“一统”如何判定，到底以怎样的疆界来判断天下一统。结合相关材料，我们可以指出，朱子显然以传统汉族活动的主要区域来判定“天下”的界限，具体来说则是强调“中原”的地位。如《语类》讲：

 

邵尧夫经世吟云：“羲轩尧舜，汤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两汉，又历三分。东西椒扰，南北纷纭，五胡、十姓，天纪几芬。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夷狄只是夷狄，须是还他中原。

 

此即强调中原之重要性。朱子之政论性文章也同样强调“中原”之意义。此当与朱子之政治抱负有一定关系。

 

当然，朱子的正统论没有说明少数民族是否能有正统的问题。在朱子之前，还未出现过少数民族一统天下的局而。在宋代，辽金均自称正统，但毕竟没有一天下，朱子自不可能视其为正统。但元毕竟灭南宋而一天下。如果贯彻朱子的原则，则蒙元是正统王朝。朱子能否承认少数民族政权是正统.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蜀汉正统

 

朱子之正统论特别为学者重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为“蜀汉正统”之说。朱子之“蜀汉正统”直接针对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的观点，朱子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一定程度上也是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澄清，《语类》以及朱子与弟子友人书信对此也多有说明。《语类》言：

 

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

温公谓魏为正统。使当三国时，便去仕魏矣。穆《文集》卷二十二《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二贴黄有》言：

    臣曰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

    《续集》卷二《答蔡季通》言：

《通鉴节》只名《纲目》，取举一纲众目张之义，条例亦已定矣。三国竟须以蜀汉为正统，方的心安耳。

 

可见，朱子强调蜀汉正统直接针对的就是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的观点，朱子认为以曹魏为正统，于心未安，“理”上错了。

 

严格说来，朱子并不是直接把蜀汉作为正统王朝，蜀汉在朱子那里是“正统之余”，也就是朱子将之视为汉朝之延续，东汉失去天下一统之局而，而蜀汉则是东汉这一王朝的延续。围绕着蜀汉正统说，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道德”与“正统”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在政治秩序卜理解政治德性。学者在谈到朱子“蜀汉正统”说时，往往突出朱子对于道德的强调，但朱子蜀汉正统说背后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德性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首先，在朱子那里，蜀汉是正统并不是因为刘备比曹操更有德性、行为更符合道德。这与受朱子影响之《二国演义》不同，《二国演义》为了突出蜀汉的正统性，将曹操描述得十分奸诈，而突出刘备的仁义，如此蜀汉的正统看起来也就更名正言顺。但是，如果我们将朱子本人的思想贯彻到底.来看这一问题.则会发现朱子的标准与罗贯中有一定距离。在朱子那里，蜀汉之所以是正统，是因为刘备是汉王朝的后裔，其蜀汉政权在名义上延续的是汉的国柞，他在益州一地持续着汉王朝的统治。蜀汉之所以被奉为正统，关键就在于此。曹魏不是正统的关键并不在于“篡汉”，而在于曹魏没有能够一天下。蜀汉之行为，包括诸葛亮之行为之所以被看作是合乎伦常的，就在于他体现着汉帝国一天下之后确立的政治秩序下的政治伦理，曹魏之篡也是要从对这一政治伦理的背离上理解。同时，曹魏之篡与曹魏能不能作为正统是两个问题，曹魏没有一天下，故曹魏不是正统，但即使曹魏一天下获得正统之身份，也不影响对曹魏“篡”的批评。朱子的正统判断实际上是与一般的伦常判断做了区分。一天下之功自功，他强调的是新的政治秩序的确立，标志着新的社会稳定的确立；篡位自是篡位，篡位行为是对基木政治德性的背叛。不能因为一天下之功就粉饰篡位之行为，也不能因为篡位之行为而否定一天下之功。担一天下与篡位带来的政治伦理上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于朱子之正统论思想当中，而这也回应了朱子对于“汤武革命”的看法。

 

其次，我们需要结合晋、隋、唐的正统地位来看曹魏不是正统这一问题。在朱子的正统序列中，晋、隋、唐都是正统，而不用所谓“变中之正”等方式进行阐释。而若论得国方式，曹魏、晋、隋、唐在根源上没有什么差异，汉魏、魏晋、周隋、隋唐表而上看起来都是“代禅”，但在理学家看来，实则都是“篡”。《通鉴纲目》于这些地方“书法”相同。元人刘友益《纲目书法》解说《通鉴纲目》“唐工渊称皇帝”时言：

 

汉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汉高祖书“即皇帝位”，此其书“称皇帝”何?唐之兵不以讨贼名也。故《纲目》书“自为大丞相封唐王”，书“自加殊礼”，书“自为相国加九锡”，书“称皇帝”，与魏晋以下无异矣。

 

在刘友益看来，唐之得天下与汉高祖颇不同，而与魏晋相同，都不能看作是“讨贼”。这一点可以说得朱子之意。《语类》论汉唐之得天下一段颇有味道：

 

汉高祖取天下却正当，为他直截您地做去，无许多委曲。唐初，隋大乱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盗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诛独夫。为他心中打不过，又立恭帝，假援回护委曲如此，亦何必尔?所以不及汉之创业也。

 

汉唐同样是正统王朝，是正统并不影响对他们得国方式的评价。在朱子那里，正统真正重视的是除天下之乱，重新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朱子在这里将正统与一般意义上的“私德”区分开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又是受到欧阳修的影响，欧阳修“所论的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德，而是得天下的根据。比如，欧阳修不赞同‘谓秦为闰’的观点，认为秦之得天下，其来有自，并非全无根基。尽管‘秦之兴，务以力胜’，德虽有所不足，但其功和力还是远优于魏晋等朝代。……欧阳修之所以不以二代之德来作为正统的标准，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拭不如力’(‘德与功’等指得天下的根据)，而是因为他不忍轻易地以无君之名加于天下。换言之，天下之大恶，莫过于无君。再糟糕的君主统治，也胜过让天下陷于混乱和分裂的状况。”忿比照晋、隋、唐之正统，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曹魏能够最终统一天下，即使承认其得国为篡，也不影响其为正统王朝。曹魏之所以不是正统，在朱子那里并不是因为统治者之私德，而是因为曹魏不符合“一天下”这一标准。同样，蜀汉之有正统，同样不是奠定于统治者私德基础之上的。

 

第三，我们有必要回应一个问题，即朱子之正统论是否消解可“正”的向度，即朱子是否在这一问题上消解了道德价值的地位。其实结合前两个方而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朱子正统论之正侧重于政治秩序的建立，其出发点当与欧阳修一致，即无君是最不能接受的，无君意味着政治秩序的缺失。在朱子看来，正统一旦确立，那也就为良好的伦理关系奠定了条件，一个王朝之建立，也就确定了具体的政治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具体来讲就是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兽。朱子之正统也强调“于心安”，认为不能于“理”上认错，这里的心安理得就在于对确定的政治秩序的遵循，这就是一定政治关系之卜的德性要求。

 

    《文集》卷二十《乞加封陶威公状》：

魏武起徒步，唱义兵，非若威名之著也。以汉德之深，盘石之固，可折捶驱之以息天下之祸，非若成帝削弱之资也。董卓之乱，未必大于藕峻；魏武之功，未必过于威公。保充州以为固，挟天子以为资，其意安在?则其托兴复以为名，是乃窥汉之计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无忠臣之节，其所谓机神明鉴者，奸雄耳。

 

可见，正统确立之后，一定的君臣关系、忠孝伦理也就随之确立，对这种关系的违背即是不符合政治德性的行为。朱子对于曹操的判断正是基于此。朱子实际上是将正统判定与两种功过判断进行区分。一天下之功自是功，篡之罪自是罪，一天下而确立新正统，篡得国而背离臣子之德。如此则“功过不相掩”。这一判断模式，实际上类似于朱子对于管仲之判断，即区分仁与仁之功。朱子的正统论是在政治秩序的优先性卜进行政治道德判读，而不是预设了道德正确性，再进行秩序回溯。

 

四、正统与王霸

 

以上问题涉及朱子对于霸道的安顿问题。在厘清蜀汉正统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理解朱子正统论对于霸道的安顿，理解朱子那里正统与王霸的关系。

 

我们看到，在朱子的历史分期中，二代与汉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二代是理想之政治时代，二代之后则只是与大理暗合，最多达到小康，二代体现着工道，汉唐体现着霸道。如是，在朱子正统之谱系卜，秦以卜之正统王朝可以说都不是依循工道而治理之朝代，但其“霸道”统治却不影响其正统身份。朱子之前之正统论，将诸如秦等王朝置于闰位，其着眼点就在于“德”，或多或少有粉饰木朝仁德之意味。而朱子则对问题进行了区分，即二代与汉唐之区分，在朱子那里涉及的是政治理想的问题，二代强调的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治理模式；正统与无统的区分，在朱子那里涉及的则是政治现实问题，也就是有没有基木的政治秩序与君臣关系，正统强调的是确定的政治名分。如是，在朱子那里，可以从基木政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承认汉唐的历史贡献，但从政治理想的角度来看，却可以从儒家价值对汉唐进行区分。

 

朱子在一个角度承认汉唐，而在另一个角度批评汉唐，并不能简单地说朱子完全否认汉唐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尤其不能站在朱陈王霸义利之辩的视角上过分强调朱子对于汉唐的批评。二代与汉唐、正统与无统，二者构成了朱子现实历史评价的基木张力，构成了朱子历史批评的经纬线。进一步来讲，获得正统身份在朱子那里并不被看成朝代政治使命的完成，正统只是基础，获得正统之后，要在此政治秩序基础上朝向二代、回复二代。二代是工道与正统的统一，也可以看作是道统与正统的统一，要回复二代，则要重视“学统”。道统、正统、学统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具有各自的位置，既有独立的内容，同时又构成一个整体。朱子之历史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模式，也不是只在乎理想而不考虑现实。朱子融合传统之诸多资源，构筑了复杂的历史观。

 

    这里我们略举一例，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语类》言：

“范唐鉴首一段专是论太宗本原，然亦未尽。太宗后来做处尽好，只为本领不是，与三代便别。”问：“欧阳以‘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赞之，无乃太过?’曰：“只为欧公一辈人寻常亦不曾理会本领处，故其言如此。”

 

在这里，朱子将唐太宗之木原(即心术本领)与其功做了区分，从本领的角度出发，唐太宗之治不能等同于二代，而这些并不影响对其后来做的好的评价。朱子经常强调太宗对于历史的“整顿”之功。欧阳修也并不强调私德，但在朱子看来，欧公等不太重视心术本领。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不承认唐太宗可以比肩汤武、成康。比起欧阳修，朱子的历史评价多了一个维度，多了一种视角，因此也就比欧阳修“更密”。在看待朱子的历史观时，不能因为朱子一个向度的评价而忽视朱子另一个向度的观点，要综合地看待朱子对于相关问题的态度。对于朱子这样体系复杂的思想家来说，这点似乎十分重要。

 

    朱子之正统论影响深远，其观点不仅影响了学者对于历史之态度，更影响了文学作品。元明乃至民国，均有以朱子正统论绳墨历史者。但是也要说明，朱子之观点与受朱子观点影响的人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往往通过后世之作品理解朱子，但恰恰可能由此造成思想上的误读，这一问题于罗贯中《二国演义》可见一斑。思想在流变过程中很有可能背离原木的而貌，对于朱子之历史观回归木源十分重要。

本文摘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如果你喜欢本公众号的文章，请扫描下面的二唯码，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