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内容提要」傅作义是怀抱着相当的个人意图而加入到改朝换代的行列中,其反正过程具有强烈的双重性。北平移交之后,傅对中共措施不满,曾设法逃离北平,尔后在举行绥远起义的同时,又上书蒋介石,为蒋献计献策。之所以如此,他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已经失败,故而拒绝与国民党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政权能否稳固存有疑虑,故而对中共亦保持距离。傅的这种两手准备、两手安排,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余地。这是一种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现象。
「关键词」傅作义/徐永昌/北平和平解放/绥远起义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
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人相较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其反正过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分为北平和绥远两个部分,两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义靠向了共产党,但由于绥远尚未易帜,因此又很难说傅完全脱离了国民党。这种横跨两边、双色参半的畸形状态,造成傅作义在一段时间内其最终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现象上并未完全明确,而是具有一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傅作义的这种双重身份为其双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当中,傅作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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