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一场持续3年的饥馑席卷中国。现在称之为“三年生活困难时期”
一
1960年春天，“三年困难时期”达到高潮。此时，我爷爷正在参加修建赵湾水库。
爷爷隶属“水库指挥部直属大坝战斗队”。
队长给大家说，咱们队是指挥部精锐部队。
爷爷识字不多，也只是百家姓和三字经的水平。但是飘扬在大坝上的猎猎战旗上，“战斗队”三个字，他还是认得。
爷爷说，番号很牛B，工作很蛋㞗（家乡俗语，意指一般）。民工们肩挑车拉，运土上坝。爷爷所属“战斗队”曳大石磙碾压。
爷爷还说，更蛋㞗的是吃食。中午汤面条，干萝卜缨比面条多，还搅很多红薯面；早晚饭是红薯面稀饭煮红薯干。红薯干限量，每人三块。唯一不同是晚餐有菜，凉拌萝卜丝，每班一小瓦盆。晚上喝汤（吃晚饭）时，十几双筷子伸进去争相夹菜。开始还能听见粗盐粒在盆底哗哗作响，不一会儿工夫都进了人的肚子里。
就这还是好吃食呢！挑土的民工就吃不到恁些红薯干，晚饭没有萝卜丝。
此时的公社食堂已经到了崩盘边缘，村里人红薯面树叶汤都喝不上。生产队已经无力给水库民工送粮。
二
修水库民工食物供应出现危机，红薯面汤越来越稀。有天晚上，爷爷同窝棚有几个人饥饿难忍，偷吃附近生产队地里的豌豆苗，被定性为“破坏农业生产坏分子”，说是要辩论。
水库工地的辩论是这样进行的：“人民群众”围成一圈，“落后分子”或“坏分子”站中间，四周人朝他吐口水，手指捣脸谩骂。也有更激烈的行为，众人把被辩论者推来搡去，甚至拳打脚踢。
辩论的程度，似乎对“落后分子”轻一些；对“坏分子”重。
谁是“落后分子”，谁是“坏分子”？
水利工程指挥部领导说了算。
辩论的本意是在双方公平的基础上，辩难论说，辩驳争论，达到“理越讲越明，道越说越清”的目的，做法是以理服人。但在那个异常年代，辩论成为强势方对弱势方的碾压和霸凌，变成破鼓万人捶的一边倒。所谓的辩论，实际是无辩无论。都是辩论者说话，被辩论稍有辩解，辱骂和殴打更甚。
辩论具有杀一儆百的作用。此时水库工地粮草缺乏军心不稳，人们出工不出力，眼见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坝不见增高。如果不能按期完工，夏天汛期，一场大水冲毁半拉子工程，水库建设将前功尽弃。水库指挥部正想找个典型辩论一下，杀鸡给猴看，用来稳固军心，鼓足干劲加快进度呢。这几个偷吃豌豆苗的人，成为送人头的志愿者。
可谓“瞌睡有人送枕头”。
三
此前水库工地就有过一次辩论。
开春后大家对工地上的活重和吃不饱肚子有意见。这场辩论，让众人闭嘴。起因是“战斗队”里有个贾宋街人，有点文化，爱说个俏皮话。喜欢他的人把他当作队里的开心果，不喜欢他的人，称他“街痞子”。此公不知怎的得罪领导，被人家惦记着。有天吃午饭，那厮排队打饭时筷子敲碗赋诗一首：“走进厨房门，稀饭一大盆，轻轻搅一下，波浪吓死人”。众人听得哈哈大笑，那厮洋洋得意，不想晚上就迎来一场辩论。
典型的“祸从口出”。
辩论之前，组织者把几个积极分子叫到队部发话：辩论的时候你们踢他蛋，踢死去㞗。
大凡辩论都在白天，这场辩论却在天黑以后，还不让点灯。可见组织者用心良苦。
指挥部要求“战斗队”全体成员参加辩论，爷爷和大部分人没有参与围攻。爷爷说，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中午饭就是稀。指挥部领导和队长先吃，把面条捞走，只剩下面条汤和萝卜缨。队里积极分子多着呢，我想参加也挤不到跟前。另外，辩论不叫点灯，黑灯瞎火的，乱拳挥舞乱腿踢腾，伤着自己，才划不来呢。
第二天上工前，指挥部要求“战斗队”全员再去看他（加强辩论效果）。爷爷看见那人躺在窝棚地铺上，呻吟不止。队长拿棍子挑开破被，看见那人赤身平躺，蛋包子（阴囊）肿得如同充满空气的猪尿包。
四
所以，“偷吃豌豆苗”事件发生后，一听说要辩论，几位偷吃豌豆苗者作鸟兽散。
爷爷没有参加吃豌豆苗的晚宴，他完全可以坦然留下继续曳大碾，喝红薯面汤。可同窝棚人逃跑时劝他快闪，警告说，“偷牛人跑了，逮住拔橛人”。
爷爷才不做冤大头呢，他也跑路。
与其他人跑回家很快就被逮住，押回工地接受辩论不同，爷爷跑得远，他跑到南阳市我老爸工作单位。十天后我老爸打电话问情况，得知因为无粮，水库停工，爷爷这才返家。
爷爷给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捋山羊胡笑说：我要饭从咱镇平赵湾跑到南阳，百十里路走了三天。回来你爸给我买张汽车票。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日，恁㞗快，光看见车窗外电线杆子日日地往后面跑，不到晌午就到晁陂街。比我在从晁陂走回家那段路还快呢。
我问爷爷，你咋不在我爸那儿多住几天呢？
爷爷听我问话，眼神立刻黯淡下来，叹气说：你爸也难啊！他一个月二十多斤口粮，去食堂打饭，一个半馍 ，他吃半个，让我吃一个，我再住几天，他以后吃啥？
爷爷最后说：我看他单位墙外面蔬菜队菜地扔的包菜叶子很好，比咱家里的萝卜缨，面条菜，刺角芽好吃多了！你爸捡好多拿给炊事班喂猪，多可惜呀！
当时我就觉得，爷爷给我讲的辩论，有多么残忍。
五
在那些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辩论完全脱离了民主的真义，最终变成了充满叫嚣、污蔑、恐吓以及打击异己的武器。
我爷爷死于“文革”开始的第三年。他去世的时候，辩论正大行其道，气势如日中天。他看到的是辩论的辉煌，没有看到辩论的没落。
我爷孙俩将来相见，我给他讲人间事，一定要告诉他：现在人世间早已经没有辩论，更没有饿肚子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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