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荔
我的小名叫三毛,是爸爸给起的。大姐大毛,二姐二毛,妹妹四毛,我自然就是三毛。
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死触动了我永远的忌讳,她选择了与爸爸相同的告别世界的方式。爸爸死在1967年,那时我不到14岁。作为第一目击者,我没有哭。
两年后,告别北京,告别妈妈和四毛,登上北去的知青专列,我仍没有哭,因为在铁轨的那一端,有我的两个姐姐。
连里不准假火车向北,走了两天两夜。车到福利屯,是早上5点多钟。事先姐姐已经告诉过我:福利屯再过一站是双鸭山,就是出刘英俊的那个地方;到了双鸭山,铁路就算到头儿了,再往前走就得坐汽车了。
车站广场上,乌压压地坐着的全是带背包的人,一排一排的,穿着黄色或是蓝色的衣裳。站着的是接“新兵”的人。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兵团战士了。
妈妈说一开车就去打电报,总不会是哭忘了吧?为什么不见姐姐面?正在胡思乱想东张西望,远远地有一个人,边走边打听着,向我们这边找来。二姐!我从高大的毛主席语录牌后边站起来,没敢出队,原地挥手喊着:“二姐!”二姐走过来,胖胖的,大大的眼睛,梳俩小抓鬏,除了黑一点儿,一年零九个月没见面,没什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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