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孔子整体思想的核心,是统贯孔子思想体系的总纲,因而孔子的思想学说,才又经常被称之为仁学。准确把握“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这是正确认识孔子思想的根本关键。只有抓住了这一关键,才会纲举而目张,从而准确认识孔子思想的原本脉络架构与真实面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于孔学之仁的认识与理解,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远未能达成合乎实际的广泛共识。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对孔子的正确解读,而且也极大削弱了,孔子及其仁学在当今民族复兴伟业中本当起到的重大作用。因而在具体认识孔子思想之前,首先理应对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先做一全面而深入的探求。
当今,对孔学之仁的通常解释是“爱人”,人们一般认为,“爱人”就是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诚然,学生樊迟“问仁”时,孔子确实曾明确回答曰“爱人”(《论语·颜渊》。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孔子在特定条件下,针对“仁”的某个侧面,对其所做的一种具体解释;因而远不能据此而简单认定,“爱人”就是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其理由如下。
在《论语》的载录中,面对弟子“问仁”,孔子对仁所做的正面解释,总共有七条。对此可简称之为孔子的“论仁”之例。这既是我们探求孔学之仁真义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又是,检验我们的认识与结论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现逐一摘录于下。
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2.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3.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4.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5.(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6.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7.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同上)
综观以上孔子的“论仁”诸例,这显然都是孔子在特定条件下,针对不同的对象以及仁的不同侧面,对仁所做的具体解释与强调;因而诸例彼此之间,才呈现出了如此明显的歧异性,似乎无所统贯。然而从其逻辑上说,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无疑理应能够涵盖并统贯以上孔子的“论仁”诸例,从而使它们彼此之间的明显歧异性,从其根本上得以和谐统一。然而其中的第一例亦即“爱人”说,显然难以担当此任(其他各例,也是如此)。这是因为,“爱人”说同第2、3、4例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已然相当模糊,至于它与其余的后三例之间,就更是难以找出其搭界处。既然“爱人”说并不能涵盖并统贯孔子的“论仁”诸例,那么,以“爱人”为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的观点,显然也就大有问题了。
除了前引七条孔子的“论仁”之例外,在《论语》所载孔子的语录中,另外还有众多的“仁”字出现。对此可以统称之为孔子的“用仁”之例。综观孔子的这些“用仁”之例,其中固然不乏与“爱人”说具有内在联系者,但是大多数却与“爱人”没有明显关系;其中反倒是多有与“爱人”实难搭界者。现选其典型者分列于下。
1.“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2.“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3.“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4.“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
5.“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同上)
6.“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7.“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
8.“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9.“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10.“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综观以上孔子的“用仁”之例可见,如果按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就是“爱人”去解读,其扞格而不入,滞涩而不通,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说,“爱人”并不能涵盖并统贯孔子的“用仁”之例。既然如此,以“爱人”为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的观点,自然也就实在难以成立了。
略晚于孔子的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兼爱”与“非攻”是其基本主张,而“爱人”可谓是其中心思想。这一学派,也曾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如果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真就是“爱人”,那么,儒墨两家理应彼此引为同志。然而事实却是,恰恰是在“爱人”这一问题上,儒墨两家大相径庭,互相攻讦,且愈演愈烈。其典型表现是,孟子指斥“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一逻辑悖谬又表明,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显然不会只是单纯的“爱人”。
孔子不仅讲“爱人”,而且同时还讲“恶(憎恶)人”。《论语·里仁》所载孔子曰——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憎恶)人”,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述。在《论语·阳货》中,还具体开列出了孔子所憎恶的几类人——
“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衍文)而讪(毀谤)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顽固、执拗)者。”
“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至于擅权妄为的季氏家臣阳货,以及弑君犯上的齐国大夫陈恒者流,孔子则更是对其嫉恶如仇。凡此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孔子并非是“爱人”至上的“爱人”主义者;而仁作为其总体思想的核心,其本质与基本内容,自然也就不会只是单纯的“爱人”了。
如果坚持认为,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就是所谓的“爱人”,这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这样一种尴尬。这也就是,问题的答案如果真是如此简单明了,那么,在孔子已经做了“爱人”这一明确解答之后,就凭孔门弟子的领悟能力,他们又怎么可能还会再三再四地向老师“问仁”呢?这是否也就太小瞧孔门高足的悟性与智商了。据此显然又可推知,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显然不可能就是简单的所谓“爱人”了。
从“仁”之含义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也并非只是单纯的“爱人”。
早在孔子之前,“仁”字已逐渐频繁出现,其基本含义,并逐渐定位于“爱人”。例如《国语·周语下》所载——
“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
三国时期吴国韦昭为此分别作注曰:“博爱于人为仁”,“言爱人乃为仁也”。
孔子正是一方面继承了仁者“爱人”这一传统含义;另一方面,孔子又对其做了重大发展与提升,从而创立了自己的仁学思想体系。在孔子的仁学中,“仁”之含义虽然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但是“爱人乃为仁”这一传统含义,同时又始终是其重要思想内容之一。
唐代韩愈力倡“博爱之谓仁”(《原道》),其说亦畅行于世。然而韩愈的这一“爱人”说,随后即招致了宋代理学家的批评——
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伊川先生语四》)
仁者固博爱,以博爱为尽仁,则不可。(《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
仁者必爱,指爱为仁则不可。
理学家自身对孔学之仁的具体认识如何,这里姑且不论,但其对韩愈的上述批评,显然符合于孔子“爱近仁也”(《孔子家语·颜回》)却并非仁之本质的思想实际。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运的衰败,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与挤轧下,孔子与儒学被迅速边缘化,乃至长期丧失了话语权。或许是为了免于招致更多的冲击与批判,从而能为孔子与儒学争一立足之地,于是学界又重新标举出了,孔学之仁“爱人”说。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初重新提出“爱人”说的主观愿望,固然可以说是良好的,但这却毕竟又是在重复以偏概全的历史错误;这对于正确认识孔学之仁来说,必然会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时至今日,对此理当予以纠正了。
综观上述可见,如果把“爱人”视为孔学之仁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符合于孔子思想实际的正确认识;但是如果认为,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就是单纯的“爱人”,这则是以偏概全的错误解读。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被誉为品牌推广人、网络策划人、IT培训师、网络分析师、姓氏文化学者;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品牌通创始人。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蓝海观点的提出对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成为我国网民对网络真正了解的一个标志,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3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宗教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热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著有《渤海诗词集》、《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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