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艺界的老朋友，有时碰在一起，免不了要念叨过去走过的路；我的一些学生，也常让我讲讲自己的学艺生活。说实在的，有时我很愿意讲，有时又不愿意讲。因为一回顾往事，想想几十年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艺术道路，常常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是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泡大的。生活的折磨把我逼上了艺坛。
十年九灾的三河县
出北京城往东，走七八十里地，过了运河便到河北省三河县。我的老家就在那里。打从记事时起，我没过过安稳日子。兵荒马乱，十年九灾，常有成群结队的穷人外出逃荒，有的要饭，有的当短工，还有些妇女进城给富人家当奶妈子，或者做使唤丫头。逃不出去的穷人，就吃树叶、树皮、树根活命。
我生在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日。我们村叫沈庄子，是个有名的苦窝。因为家里太穷，父亲养不起一家老小，便跑到北京城里收卖破烂儿。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和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家里挣扎着过日子。
我3岁那年，遇上大旱，旱情引起虫灾，蝗虫把庄稼全吃光了。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母亲整天为生活犯愁。这时，又突然发生不幸，我的14岁的姐姐失踪了，几天几夜没有音信，哪里也找不到。后来听说是让人贩子拐跑了。
母亲一听，如同当头一声霹雳，当时就急疯了，呼儿唤女，满街乱跑。这一来，家屋里像塌了顶，没着没落，一下子散了架。正给别人家当短工的哥哥虽已十七八岁了，可也没一点办法。村里的好心人就往北京捎信，把父亲找了回来。
父亲遇到这样的不幸，能有什么办法?给疯子治病，没钱；给一家老小饭吃，没粮；更为女儿的被拐骗而伤心。母亲的疯病一天天加重，本来就虚弱亏损的身体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父亲看看在家乡没什么生活出路，便带着一家老小流浪到北京城。那时，我刚刚4岁。
地狱一般的金鱼池
那时候，北京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日子不好混啊!
我们一来到北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立足?偌大的北京城，对于手无分文的穷人来说，是不易找到安身之地的。在这里，我们倒是有一个远房亲戚。投奔他吧，他家里也是人口多、房子小，又无余粮余钱。我们前去，根本不可久留。找来找去，租到了崇文门外金鱼池大街123号院里的一间小房子，房子破旧潮湿，每月五毛钱房租，总算有了个立足的地方。
金鱼池大街，猛一听名字挺响亮。可这里却是北京城里最脏最穷的地方，就是龙须沟一带。一条街到处是臭沟、垃圾堆；离不远就是乱葬岗子，还有一个骨头场。一到夏秋，臭泥水里，到处爬着骨头虫、长尾巴蛆。人吃的水和臭沟连在一起，要多脏有多脏；住在这里，跟进了地狱差不多。
日子再艰难，也要活下去。经人介绍，哥哥进了丹凤火柴厂。开始学装火柴，而后当学徒，出徒后当了正式工，每月能挣三块半钱，勉强可以糊口。父亲又担起了挑子，沿街打鼓收破烂儿，到晚上赶“鬼市”卖破烂儿。后来本钱赔光了，就贩卖盆碗。我有时跟在父亲的担子后面，听父亲打鼓吆喝，看大人做生意；有时背起小筐，捡煤核儿，捡破烂儿，人家便叫我“捡钩货的”。
四五岁的孩子，肚子容易饿，我在沟沿道旁捡香蕉皮、白薯皮，放进嘴里，嚼巴嚼巴就咽了。父亲看见，心里更不是滋味。后来，父亲托人说合，把我送到对门儿一家作坊里，跟人家学打剃头刀。从此，我开始了繁重的学徒生活。
那时，我的个子只有打铁炉那么高，每天一大早就爬起来给炉子生火。作坊里用的都是次煤或乏煤，火很难生，烟熏火燎，呛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作坊的掌柜整天让我拉风箱，瘦胳膊细腿，拉一只大风箱，实在吃力，常常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干这么重的活儿，每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煮小饼”，就是把玉米面合成软面块，捏成小饼，放进开水锅里，搁点菜，连汤带水，吃上两碗。每月的初一、十五，才能吃上一顿面条。
我们全家在苦水里挣扎着过日子。万没想到，不幸的遭遇又接二连三降落到我家。一两年间，因为劳累过度，连病带饿，我哥哥、父亲，还有老奶奶，都先后去世了。我再没有一个亲人，眼睁睁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
亲人们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要想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找出路。在旧社会，要想在生活的道路上往前挪动一步，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学打剃头刀那样繁重紧张的劳动，我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哪能吃得消!干了不到半年，我就向别人央求去学织带子。这种活儿虽说不像拉风箱打铁那样繁重，可没想到却碰着一个厉害的师傅，我稍有闪失，便招来一顿毒打。
没有亲人，整天在打骂中过日子，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没过多久，我又找到一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工作--给妓女梳头。在唐洗泊街一带有一些妓院，我天天拿着梳头包给妓女梳头。这哪是一个孩子所能干得了的?感到实在别扭、乏味。我一气之下，撂下手中的梳子，便逃跑了。
可是，一天不干活，挣不来钱，肚子里就饿得咕咕乱叫。我一咬牙，把自个儿的全部家当--一床破被褥，扛到当铺，当了两块钱。当天我就买了两条洋面口袋、一个筐子，来到前门外果子市，买了点花生、瓜子，在天桥摆起了小摊子。
从此，我就跟天桥打交道了。以前，我住在金鱼池大街，离天桥不远，也常到这里来，但不像眼下，开始在天桥这个大世界里混饭吃了。摆起瓜子摊，一天只能挣几毛钱。晚上收摊以后，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一家火房小店里。这家小店挺特别，专门收留小孩，所以又叫“小孩店”。客房是一间大屋子，没有被褥，屋里生一个大火炉子，由客人出去捡煤生火，房钱比较便宜。我就是这样对付着过日子。
有一天，我摆好小摊，要上厕所小解，把东西托付给一个比我大点的小孩照看着。也是我年幼无知，轻信别人，当我从厕所回来时，连钱带东西，全都让他拐走了。我急得哭天叫地，但毫无用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从此，我彻底“破产了”。
手里没钱，不能住客店了，我成了流浪儿。我每天到街上伸出小手向人家乞讨；有时捡烟头卖点钱；有钱人家办丧事，我也去打“执事”，挣几个小钱，吃几口残汤剩饭。一到寒冬腊月，冻得实在没办法，晚上就躲到前门大街“都一处”饭馆房檐下去趴炉膛，借炉灶的余温取暖。
有时，炉灶里有火，把头发都烧焦了。向人家讨饭要钱，还得磕头，时间一久，头上就磕出了“茧子”，头发磨掉了一片。有时饿得没法，就到果子市捡烂水果吃，甚至把瓜子皮、花生壳都塞进嘴里充饥。有时碰到警察，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扬言要抓去关起来。
流浪儿的生活，使我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
师傅是天桥一“怪”
那时候，因为我的年龄还小，虽说过着流浪生活，可总是离不开天桥。有时给人家打执事，也会走到北城去，可完了事就赶忙回到天桥来。一方面，这里环境熟，拣点吃的，要几个小钱，觉着方便些，心里不犯怵；另一方面，天桥是个“五方杂地”，游艺杂耍儿，说书唱戏，对我的吸引力可大啦。
孩子终归是孩子，我专门爱串天桥的说书场、游艺棚。一来是这里能捡到烟头，好卖钱；二来是进到哪个场子里，都能听两句，看几眼。什么打把式的，唱戏的，拉洋片的，说大鼓书的，演滑稽二簧的，一来二去，天长日久，我耳朵里灌了很多，记住了不少唱词。我心里慢慢萌发了一个念头：自己能不能学点这种本事?
以前，我几次学徒，都没学成，是我脑子笨吗?我不承认。我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不然我怎么听一两遍就能记住好多唱词呢?我是真爱这一行呀!我能学什么呢?虽然我只有六七岁的小小年纪，心里倒有很精细的盘算。武术、京戏、梆子，虽说好看好听，可学起来还得有行头(戏装)、锣鼓之类，自己买不起。学变戏法吧，还得买家伙(道具)，哪有那份钱?看起来学说数来宝最合适，形式简单，只要两块竹板，唱出来字字清楚，听着也入耳。再说，真能学会几段数来宝，能卖唱，还能认识好多艺人，再进戏园子里捡烟头也方便多了。
要说学唱数来宝，我心里早就有了目标。有一位在天桥很有名气的艺人叫曹德奎，因为他脸上有麻子，别人都叫他“曹麻子”。他的滑稽数来宝说得非常精彩，是民国以后的“天桥八大怪”之一。他卖艺时的化妆很特别，本来他的脑袋长得挺怪，在后脑勺上又梳一个朝天小辫，辫梢上拴着“铜铃铛”，眉毛一挑，脑袋一晃，带动小铜铃叮当乱响；脸上抹了大白(白灰)，样子实在逗人，真是怪人怪相。演唱时，手里举着合扇(俗称牛胯骨)，扇边上坠着十三个小铃铛(俗称十三太保)，“哗楞哗楞”作响。他一条腿半跪着，晃动合扇，特别招惹观众。他唱的有许多新词，不带脏字，没有“荤口”，雅俗共赏，人人爱听。我就是被他的演唱艺术所吸引而入迷的。
一天，我又来到曹麻子的演出场地上捡烟头，没捡几个，就被他的演唱吸引住了，入神地听起来。天快黑了，该收场了，人都走散了，可我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曹麻子有点纳闷，就问：“小孩儿，天黑了，怎么还不赶快回家?”
我听了先是一愣，脸也红了，低下头回答：“我没有家。师傅，您，您收我当个徒弟吧!”曹德奎一听，也是一惊。他问我的家世，我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曹德奎听得眼圈都红了。他说：“好吧!我也没有家，也是孤身一人，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客店里。你要跟我学徒，我管你吃、穿、住。以后要是挣了钱，都归我。”
我一听，非常高兴，忙说“行!行!”那时要学徒都得立字据，我们却没有立什么字据，也没有讲别的条件，我就拜师学艺了。那年，我刚刚7岁。
垃圾堆上练本事
那时候学艺，可不像现在的青少年考上艺术学校，条件这么好。当时那个苦我可吃够了。一大早起来，先得背着个小筐出去捡煤核儿；回来就生炉子，烧水，伺候师傅起床；接着赶紧去给师傅买早点，热菜；自己呢，能吃口凉窝头，喝口剩菜汤就不错了。就这样，我也很满足，这比到处流浪，向人讨饭吃强多了。
吃罢早饭，就得给师傅背上家伙(里边包着演出用的牛胯骨等道具)去“上早儿”(早场演出)。下午还有一场，叫“上晚儿”，或者叫“上板凳头儿”。白天在场地上演完两场，晚上还得串巷子，到妓院里卖唱，为的是多挣几个钱。一天演出三场，这叫一天“三开箱”。要不然，吃不饱肚子啊!
要说学艺，师傅并没有专门教过我，更不像现在的青少年学艺，还给上文化课、专业课，教形体动作，练唱，排戏等等。师傅对我的学艺，并不放在心上，只是让我每天给他干活，使唤我。我主要是在师傅演出时，在旁边听、看，慢慢铭记在心里。我特别用心，加上心眼灵，师傅唱的段子，我一听就记住了。但是，我的真功夫，却是靠自己下苦功练出来的。
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去练功呢?我就利用早上出去捡煤核儿的工夫练。每天，东方一闪亮，我就起来，背上小筐，腰里悄悄掖副竹板，奔垃圾站了。我知道，要学数来宝，必先学会打板，要学会打板可也不容易，就得靠苦练。在客店里不能练，整天“呱哒、呱哒”的，不光店主不允许，客人也不答应。到哪儿练呢?我琢磨来琢磨去，垃圾堆上最合适。早上一出来捡煤核儿，蹲在垃圾堆旁，两手拿着竹板(左手拿的叫“节子”，由五块小竹板并连在一起；右手拿的叫“板”，是两块大竹板连在一起)，一边扒拉着找煤核儿，一边练习打板。
一开始，可别扭啦，顾了打板，忘了捡煤，顾了捡煤，又忘了打板。可练得久了，也就配合自如了；而且左右手的动作也能分开了(即左手“节子”右手“板”)。然后，加上嘴里念词，三样事同时进行，这叫捡煤、打板、背词三不误。平时走路，嘴里也哼哼唧唧，两手比比划划，到处成了我的“练功棚”。天长日久，竹板会打了，唱词记熟了，也没有耽误捡煤核儿。我一练起来，兴趣特别大，劲头格外足，忘掉了疲劳，煤核儿反倒捡得更多了。
就这样，在垃圾堆上练出了本事，也养成了我独特的练功习惯。自我有些小名气之后，直到现在，我也很少在家或练功棚里排练新段子，多半是一边走路，一边练习，有时是一边骑车，一边背词，这样觉得效果特别好。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意志，越能学到真本领。
初次“上地”
师傅常跟我念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能光吃我，你得学玩意儿。”说是这样说，可师傅并不真教我。我就靠平时看，认真听，暗中记，喜欢在一边琢磨练习。日积月累，师傅平时演唱的段子我几乎都学会了，可我从来不敢要求去演出，因为我觉着本事还不到家，师傅不会让我演。
我还想多学点，一有空闲，我就钻到别的艺人的场地去观摩。有一个外号叫“陈大鼻子”的艺人，说了一段《诸葛亮押宝》，是艺人自己编的神话故事，天上的各路大仙，地上的众位英雄，都聚会在一起，争雄斗智，有人物有故事，有情有景，妙趣横生，很吸引人。我对这个段子很有兴趣，听了几次就记住了。自己抓空反复练习，记得滚瓜烂熟。
一天晚上，我和师傅回到客店，趁师傅高兴的时候，我壮了壮胆子，红着脸说：“师傅，明天'上地’(艺人把到游艺场地演出叫'上地’)，我也想唱一段。”师傅听了一惊，忙走近一步问：“你唱什么?”我说：“《诸葛亮押宝》!”师傅虽说有点意外，可转而一想，觉着我聪明好学，平时又勤快，心里很喜欢我。他考虑了一下，就让我先演唱一遍试试。我唱完之后，师傅高兴地说：“有点意思!好吧，明天让你'上地’!”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我照常出去捡煤核儿，给师傅买回早点，自己又默默演习一遍，便背着小包，跟着师傅来到天桥东南角的场地上。师傅在天桥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他一进入场地，便围来不少人。他站在场地中央，向大家一拱手，说：“众位乡亲，老少爷们，今天让我这小孩唱一段，请诸位包涵。唱好了，到给钱的时候，您可别脚上抹油，求您多多捧场!”
这时，他把小辫上的铃铛一晃，回过头来对我说：“孩子，唱吧，叔叔、大爷、爷们抬举你。”这时，我往前一站，一点也不怯场，清清嗓子，环视左右，右腿半跪在地上，冲大伙一拱手，甜甜地一笑；两手一扬，打起了竹板。由于我嗓子清亮，口齿伶俐，童音甜润，小脸蛋红扑扑地透着精神，一登场就讨人喜欢。一段《诸葛亮押宝》唱下来，听众一个劲叫好。唱完之后，场地上“巴哒巴哒”落了好多铜钱。
第一炮打响了，我高兴得真想蹦起来。我赶紧帮助师傅敛钱，收到一起一数，竟有一百多个铜板，我心里甜滋滋的。师傅和我向大家作揖道谢。
回到客店，师傅看我很兴奋，便对我说：“挣这么多钱，可不是你的能耐，这是我的人缘儿。没有我，谁给你捧场!”我当时只有七八岁，并不去品味这句话的含义，倒觉着师傅说得很在理，挣的这些钱，当然应该全归师傅。我每天照样去捡煤核儿，每顿饭照样是师傅吃菜我喝汤。
“清口出去，清口进来”
师傅看我是棵好苗子，有出息，又听话，能挣钱，就开始尽心教我本事，师傅根据他多年的实践经验，给我讲了怎么唱，怎么用嗓子，怎么吐字，怎么换气等。他又告诉我不能光唱一个段子，要多学点新段子。经过师傅的点拨，我很快学会了《武松打虎》、《鲁达买肉》以及反映当时现实内容的时事段子《打南口》等。其实，这些段子也是我平时留心从别的艺人嘴里听来的(在艺人行里这叫做“偷人家的”)。
一来二去，我会的玩艺儿多起来了，演出的经验多了，听众也捧场，挣的钱一天比一天多。这时，师傅又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那时，曹德奎已有五十来岁，半世奔波劳累，尝尽了人世间的苦甜酸辣，对卖艺生活已开始厌倦了。他看我这个徒弟已经能支起门面为他挣钱了，就告诉我，他不出去“上地”了，让我一个人出去挣钱。要我白天出去“唱铺户”，到前门大街一带的店铺门前卖唱要钱；晚上再去串巷子，到妓院里卖唱要钱。而他却每天提着鸟笼子，在南城天坛一带遛弯儿、赌博。
师傅对我这个徒弟了解得很清楚。他知道我是个“细头”(即聪明、口甜、有人缘，讨人喜欢)，同时，他对前门大街的店铺分布、各家的特点，在每家门前卖唱能挣多少钱等，都有精细的算计。他向我严格规定，不许我花一文钱，挣的钱、得的东西，全都得交回来。如果我偷着花了钱，就是犯了“扒褡子”的错误，就得挨打，这叫“打拐子”。要是说实话就轻打，不说实话就重打，一点不含糊。
师傅还知道小孩子爱饿、嘴馋，他就特意规定，不许我在外边吃东西，更不许花钱买东西吃。他想出一套刻薄而狠毒的办法：早上出去卖唱之前漱漱口，不许吃东西；从外边卖艺回来，还必须先用清水漱口，把漱口水吐到盘子里。如果吐出的水是清亮的，证明你在外边没吃东西；如果吐出的水带有油花或芝麻粒等，说明你在外面吃了东西，就挨一顿打。这就叫“清口出去，清口进来”。
我从小养成了倔强的性格，出去卖唱从来不吃东西，不花一分钱，挣的钱全部交给师傅，一文不留。在外边得的东西，如在茶叶店门前卖唱，人家可能会给一包茶叶，在裁缝铺门前卖唱，人家也许给一把“剪口”(裁衣服的余料)，我都如数交给师傅。这且不说，每天回来，走到珠市口，我还给师傅买几个火烧，外带猪头肉，包好揣在怀里，回到客店，拿出热腾腾的火烧夹肉，恭恭敬敬捧给师傅，自己从不吃一口。
我一个人白天“唱铺户”，晚上串巷子，每天能挣下三块大洋，够买一袋多洋面，这是个不少的数目。我对师傅是服服帖帖，从来不存二心。平日晚上卖唱，要到深夜12点钟左右方回来，第二天照常早早起来，去捡煤核儿。碰到刮风下雨，也要出去卖唱；要是遇上大雨暴风，可以不出去，但需要“溜活儿”(练习演唱)。成年累月，天天如此。
最怕听见案板响
我的年龄一天天长大，艺术上的提高比年龄的增长还要快。我的小名气在天桥一带几乎是人人皆知了。但是，在师傅的眼里，我总是个小孩子，处处都得听师傅的摆布和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听得多见得广，开始感到师傅对我心太狠。我无论挣多少钱，受多大累，尽多大的孝心，从来听不到师傅一句温暖体贴的话语，还常常招来打骂。有时我暗暗埋怨师傅：“你是逮着蛤蟆挤出尿，真厉害!”有时，我感到自己很孤单，上无父母，下无兄弟，而师傅就知道让我给他挣钱，供他每天吃喝，我只能在师傅的翅膀底下趴着，像一只雏鸡，到多会儿是一站呢?
我最怕遇到过年过节，尤其是一到过年，街坊四邻家家传出剁菜的案板声，这是在剁馅包饺子，亲人们可以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可我呢?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好不凄惨。一到这时，听到从外边传来的案板声，分外刺耳。我听着，就觉着如同剁我的心头肉一样难受，止不住偷偷落泪；心想，如果亲人不死，哪至于这么孤单呢?
七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已经长到14岁。按说14岁还是个孩子，可我却是个大人了。生活的磨练，世态的冷暖，使我懂得了许多同龄人所不能理解的道理。可我还是每天卖唱，每天挣钱，也仍然是两手空空。我早就听人说过学徒是三年零一节，而我已经学习七年，应该出师了吧!有一次，我听到师傅的一位朋友劝说师傅：“凤山长大了，有能耐了，你不能把他卡得太严，你得给他点好处!”可是，我师傅根本不听，把他朋友的话给顶了回去。这如同在我的心里投进一颗石子，翻腾了好一阵子。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是年轻气盛。当时，我听说说相声的“小蘑菇”(常宝堃)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刚露头角就灌了两张唱片(艺人能灌唱片，在当时是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挣钱的重要门路)，这对我是很大的刺激。我觉着“小蘑菇”的“口风”(艺人嘴上的功夫)还不如自己呢!人家能出名，我为啥不能?非要争这口气不可。想来想去，惟一出路就是要离开师傅，独立支撑门户。(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2辑，1984年出版，田增科、赵尊党整理，
长城曲艺网小楼编辑校对，·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