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少山，今年五十七岁，是唱花脸的。我们老爷子金秀山以翠峰庵票友而为“名净”，我是怹的“老生子” ，所以我是“金门本派”，也算是“名下无虚”了。我们老爷子以前也是做生意的人，在北平西四牌楼盒子胡同迤西，六合大院迤东，路北开着一座“同泰喜轿铺”，专门出赁花轿带应乐器。隔壁又是一座大茶馆，叫“泰吉轩”，又于附近开设“四义斋”画馆，并有“四义班”，是托吼的“大台宫戏”，专应喜庆堂会，“钻堂子”唱皮黄。我们昆仲三人，大哥叫作景泉，曾从画家李子光君学画画。李君号叫“画儿李”，后来不画画了，就给老爷子跟包，帮着料理家务。老二叫景祥，字仲林，能唱文武须生，可惜都故去了。要是我二哥还在，您们访问连来都不用来，一五一十地给您们写了去，那手笔和记性，全比我强。不过既然要采访，那我把能想起来的，尽量地想起来吧！
一、初学经历，首次赴沪
我是从一小就拜过先生的，业师是德珺如先生。我起先学的是娃娃生，第一二次出台，是庚子后，在魏家胡同和景泰园。在景泰园（隆福寺街，即今蟾宫电影院旧址），演的是《汾河湾》，饰薛丁山，同台饰薛礼的是刘景然，饰柳迎春的就是德先生（那时唱青衣，还没有改小生）。在魏家胡同，演的是《三娘教子》，饰薛倚哥；饰薛保的还是刘景然刘先生；饰王春娥的是吴顺林。后来还陪着德先生唱过《罗成叫关》的罗春、《探母》的杨宗保。有时兼演小丑，不过如《探亲》的傻小子之流。
至于武功，我从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请的教师，是一位“双四爷”，即是曾给已故名武丑傅小山用武功的。还有一位“寇大爷”，这位“寇大爷”后来教出一对徒弟叫宝忠、宝庆，都是唱武旦的，曾搭入同庆班。至于这二位“有姓无名”，一来是那时候风气，只称呼什么先生，或是小名，再不然票友下海，就是“某处”“某处”；二来那阵师道也尊，学生往往不敢问师父的名字叫什么；三来我正在年幼七岁的人，记不清很多了。
我在练武功的时候，是和我们二哥仲林一起，尝学“青龙棍”。二哥的杨排风，我的小青龙。所以我演武戏，腰腿上的功夫，就是那时砸下的基础。
在辛丑年，为了北京的生意清淡，由我们老爷子率领着，还有德先生、刘景然、刘春喜等人，他们联合赴沪，出演的地点，是五马路宝善街春仙茶园。所以叫“春仙茶园”者，因为老板两位，一位是李春来，一位是孙菊仙。“春仙”者，即是李春来之“春”、孙菊仙之“仙”。
在没有去上海之先，我又从一位“赵五”先生学须生戏。“赵五”先生亦说不出是何名了，只知他还有个外号，叫“赵五娘”。我所学的戏，有《挡谅》康茂才、《斩子》杨延昭、《御林郡》马芳、《太白醉写》李太白。这次到了上海，是娃娃生、小生、老生全来。而“金门本派”的铜锤花脸，自然不能忘掉。于是常唱《锁五龙》的单雄信、《御果园》的尉迟恭、《二进宫》的徐延昭、《断后龙袍》的包拯。同时，有一个绿奎官，唱小花脸（后来改习场面，给高庆奎打鼓），但也能唱铜锤。有时候我和他贴反串《二进宫》，我的杨波，他去徐延昭。
在上海的时候，我因为兼演娃娃生，老乡亲（孙菊仙）尝和我演《桑园寄子》。他去邓伯道，我的邓元。到了把娃娃生绑在桑树上，邓伯道唱那一段，孙菊仙固然唱得凄凉悲壮，我虽小，表演也很逼真，因此常常把台下听戏的人给唱得掉下眼泪来。这出戏，当时极受欢迎。李春来也很喜欢我的材质，又教给我不少戏。武老生戏如：《阳平关》《凤鸣关》，全教给我。而李春来最得意的《八蜡庙》褚彪，也教给了我。
我随着老爷子乍到上海，因为年纪还小，戏码老往前列，在开场正第二三即是。后来台下人缘日见其红，渐渐地提升到中场。直到二十八年三月，我才随着父师北归。
——金少山口述、景孤血记录（江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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