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第107篇）
南楼、北楼今何在？只是魂不改。
问君能有几多情？恰似滚滚长江向东流。 黄令仪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曾经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北航比科学院计算所早建院，所以我是看着计算所盖起来的。当然，楼房里面的事项是绝密，直到八十年代我才有机会经常进去。
1956 年，中关村，农家房舍、树林和菜地变成了工地，计算所的南楼、北楼拔地而起，施工汽车碾压出条条大路，一群群青年人迎着太阳而行。
1957 年10 月11 日，《人民日报》报道说，这个研究所将成为我国研究计算技能的中心，一座电子计算大楼和一些试验工厂正在施工中。年底计算所的研究大楼如期完工，这三座大楼承载了计算所50 年的发展重任。华罗庚为计算所的建设煞费苦心，亲自审查和比较了多种设计方案，图纸是他拍板的，搬迁安排他都事必躬亲。两座大楼坚实挺拔，冬暖夏凉，炎热八月，进入大楼就能感到一股凉意。
要声明一下，科学院宣布批准计算所成立的地点，少有人关心。肯定不是在这两座大楼，我的考证是在阜成门外的原西郊宾馆，宣布人有杜润生先生，当然他的回忆中也没有这件事，讲的重点都是农业领域的事。
1958 年2 月，计算所筹备委员会迁至中关村新落成的北楼（14000 平方米）。1962 年，建成南楼（8800 平方米）和东楼（4300 平方米）。
2006 年，李国杰所长在计算所50 周年纪念会上说：“50 年的历史证明，在中关村内一块小小的土地上，聚集着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有些人已经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有些人正在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已被拆除的计算所北楼
1958 年初夏，中科院计算所的年轻人和新落成的科研大楼（秦鸿龄提供）
北楼的五层，很长时间是数学所在使用，数学家们每天悄悄登上宽阔的楼梯，在自己的房间里凝思苦想。遇到有关计算数学的问题就下楼讨论，数学和计算机两个相近专业楼上楼下相邻，也方便了科学家们的往来。
已被拆除的物理楼——中关村第一楼
正对大门的楼梯很宽，是那种一分为二的之字结构，上楼走到一半楼层高度后，分为左右两边迂回向上，和詹天佑的八达岭之字铁路有点类似。
一大批年轻人进驻了计算所，给中关村小区带来了新的活力。周日，大家一起去逛王府井、中山公园、颐和园，交通不方便，就得步行。那时都不富裕，十多个人也没有一块手表。一起进城或出远门时，轮流拎着一只马蹄闹钟，以便掌握时间赶回单位食堂吃晚饭。
当年计算所的年轻人进城就拿着这种闹钟计时
庞大的基建工程正在收尾，“科学城”初具规模。从西直门到清华园有一条今天还在使用的铁路（现在已经停用了），中科院在路西，物理所、自动化所、计算所在路北，再向北走经过力学所、化学所，就是宿舍区和福利楼，再向北走即到清华，向西走便是北大。
中关村一片兴旺，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并长大。五个幼儿园和一所小学很快建起来了，小学就是现在的中关村一小，老师多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张劲夫给小学特批了经费和房屋，还亲自与调进的老师们谈话，孩子们安顿好了，科技人员就没有后顾之忧。会议、汇报、大事小事接踵而来，张劲夫经常赶不上午餐的点儿，就在会议室吃自备饼干充饥，随后接连办公。
1958 年，中科院职工8000 人，建成面积29 万平方米。正要兴办科学技术大学，六个研究所要上马中等专业学校和类似大学的专业训练班，中科院京区预计增加16000 人，需增建筑42 万平方米。1958年7 月23 日，张劲夫向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报告，要求从友谊宾馆北馆划拨八万平方米建筑。半个世纪之后，我在北京档案馆看见报告原件上的“张劲夫印”依旧鲜红！
中关村的住房紧缺，计算所的职工宿舍也很不够用。北楼的五层也当过宿舍，人来人往，有空房间，甚至空床位就住人，金怡濂院士就住过挤满二十多人的一间办公室。
不知是规划不周，还是“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主导，早期调入人员可以在计算所南侧的几栋低层宿舍楼安身，后来的上百位大学生，只能在计算所北侧的一个平房大院居住，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其中不乏知名技术骨干，比如仲萃豪先生是因为“科学规划”和“紧急措施”，从复旦大学来到北京大学，走上了计算技术这条金光大道，1957年进入科学院计算所，为此投入一生的精力。
这个宿舍区有十来栋平房，每家一间半正屋，厨房就是大门里侧窗户下的水槽和火炉，冬天烧煤炉取暖。里面一大间是书房兼卧室，研究人员要是加夜班读书看图，家人就只能在灯光的照耀下入睡。
几排房舍横竖两个方向的通道都十分狭窄，一位技术人员到天津出差，顺便带回了北京稀缺的一块大衣柜的穿衣镜，一路火车倒公交，小心翼翼，千辛万苦回到中关村这个小院的屋舍前，一个90度地转向有点操之过急，坚硬的墙角将夹在胳膊肘里的长镜子整整齐齐地剐掉一截，他如同突然“死机”般定格站立久久不动，恨不得将镜子扔上房顶。
今天，这个小区已全部拆除，不知道有没有留下照片，中国的计算机人员，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创造了人间奇迹。
黄玉珩先生和夫人沈家芬
黄玉珩先生是依据”先集中”调入的临时协作人员，可能因为他是第一批报到的高级科技人员，计算所很快将他的夫人沈家芬调来，安排到医务室工作，宿舍就近在中关村43 楼。沈大夫精通医术，在许多老同事的回忆中，都能看到对她的怀念和敬意。柳浦生和江雅珍调试104 机时，从半夜12 点到次日中午是一个班次。工作十分费脑，生物钟被打乱了，睡觉要靠安眠药，服用到三粒后，沈大夫坚决不给加量。后来调机人员增加，二班倒改成三班倒。
计算所的科技人员，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依旧创造出了许多奇迹。研制和调试计算机时，不断加班加点，面对一些需要响应的时政号召，技术骨干也不得不为此耗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民兵队列操练，走正步，拣废铁，还有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 年4 月19 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打麻雀，科学院和大学都要全体参加。计算机重要，打麻雀更重要，“放炮敲锣舞旌旗，麻雀惊飞坠地急”。华罗庚亲临打麻雀第一线。秦鸿龄回忆说：“我们爬到楼顶上轰麻雀的时候，华先生就在下边率众人摇旗呐喊，抛掷皮球。”任公越说，他正在计算所学习，看见华先生在院里专门准备了一把椅子，累了就地休息，绝不离开“打麻雀”现场。当时受到过批评的钱学森力图紧跟群众，随队参加“打麻雀”。中南海里的领导得知后批评了力学所党的负责人，告之钱学森有更重要的事做，不要用这种形式去“接近工农”。
黄令仪．回望50 年．2009．黄令仪，女，1958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1962 年先后在中科院计算所、西安微电子研究所、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工作，2002 年和中科院计算所科技人员一起，进行了龙芯一号的物理设计，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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