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中国的第一期计算机训练班开课，讲授“计算机原理”的一位老师叫徐刍，“原理”是一门“大课程”，由多位老师分章讲授。从事数理逻辑研究的徐刍，负责讲布尔代数及逻辑电路设计。徐刍先生的名字，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应当是中国计算机创业前辈啊？后来上那里了呢？不会是与闵乃大先生那样，也出国定居了吧？
徐刍先生在清华大学
徐刍是谁?
在网络上搜索，大吃一惊！1957年，他也遭遇了“运动”，历经10年磨难，以“非正常死亡”，结束了短暂的一生。此后，徐刍的名字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开始寻找他的亲友、学生，了解他的经历。
徐刍，1930年10月21日，生于广东省中山县前山村（现为珠海市），卒于1968年1月17日, 徐刍在广州岭南中学读书一年，抗战胜利后到培正中学读高中，1948年毕业就读岭南大学，因参加学生运动，为免遭“国府”缉拿，辗转北平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后转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毕业留校为助教，26岁升为讲师，后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参与中国计算机事业，为计算机训练班学员授课是工作之一。
徐刍在训练班的老师中属于小辈，比年岁最大的孙念增教授要小上一轮，和学生们的年龄差不了多少，往来较多。学员夏纪寅记得这位老师，对他的印象依然清晰，当年上课时，对计算机原理和各个组成部件的关系，只有徐刍讲述的最清楚。曾在数学所工作的许孔时、王传英两位先生都对徐刍有很深刻印象。
很不幸，在网上继续搜索，看到与徐刍家族熟悉的袁伟时写出他的生命被人为暴力终结的文字，“文化革命期间他在北京的一个劳改工厂……”。
当年的学生记得这位生气勃勃的青年学者。他的面容在记忆中模糊淡化，他的话语可能已被遗忘，但是他传授给学生们的知识却和沙石、水泥一样，已经牢牢堆砌在中国计算机大厦的基础之中。
历经努力，寻找并联系到他的亲友，通过徐刍的二位妹妹了解到他的大体情况，家人和难友、同事和学生也都还记得这位生气勃勃的科学工作者，许多人是从他这儿才知道了“计算机”。
由于自幼家庭的培养以及他本人对外界事物的强烈的好奇心，他用功过人，刻苦专研，从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学业成绩一贯优异，在数学、物理、英语等方面都有扎实过硬的基础。毕业留校工作后，热爱教育事业，精力更集中于研究数学，1955年起他便担任了高等数学主讲工作，任清华大学计算机实验室主任，兼任“数学通报”编辑工作。1956年徐刍在清华首次开出了电子计算机专业的数理逻辑课程，并发表了数理逻辑方面的论文。1956年底调到数学所后，仍继续在清华和北大讲授计算机专业课程。
徐刍热爱计算机科研工作，参考了大量技术文献，为国内第一台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徐刍的家事
爷爷徐杰亭曾是汇丰银行职员，是最早受到西洋影响的中国人，奶奶为来华的外国妇女做女红，奶奶最喜欢，也心疼徐刍，别的孩子上普通中学，让他上重点的培正中学。
徐刍父母徐锡龄、梁季绮
爸爸徐锡龄（1904-1987），1923年考入岭南大学教育系，1927年毕业到燕京大学读研究生， 1928年回到广州市中山大学任教，先后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广州市岭南大学、广东省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和广西师范学院任教，学生遍布国内外教育机构。他为知名教育家，献身于成人教育和扫除文盲事业，发表过“中国文盲问题”、“民众教育通讯”、“各国教育的哲学背景”等专著和译著，抗战期间任基督教联合中学校长，胜利后编著扫盲用“民国初级读本”一套六册，并组织广州市民众教育协会，在广州市及郊区开展扫盲工作，曾与晏阳初先生共同举办民众教育。
1948年，他在休假时赴英国考察社会教育，随后取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到丹麦、法国、德国、土耳其及印度考察成人教育。他请番禺何绍甲先生刻一方汉文名印以赠英国文豪肖伯纳先生，一时传为佳话。其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和广州解放，他闻讯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任教，除讲授小学教材法、成人教育等多门课程外，还组织领导“农村初级扫盲课本”的试编与教学实验。1952年，院系调整调他到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徐锡龄教授为人正直、善良、宽厚，一生勤奋自强，工作严肃认真，对国家民族兴起怀有强烈责任感。
妈妈梁季绮（1903-1994），1928年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先后在学校、医院、机关工作，抗战战火中，家产被洗劫一空，艰难度日。抗战胜利后，在广州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工作，任过育婴堂主任。解放后，他在广州美华儿童福利会工作，曾到天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三反五反时遭受审查，之后退职。
母亲外文甚佳，培养徐刍的语言能力，有时带他到办公室和外国人对话。妹妹说他是“牙刷”（广州话：自负），说他喜欢到“天光墟”（旧货早市）搜罗杂物，修理和捣鼓各种东西，喜欢去二手市场淘电子元件，装配收音机，是一个聪明能干的青年。许多同学，多少年之后都还记得他，是动手能力很强的人。
“对外界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对周围的人和事常有强烈的同情心。”这是徐刍自己的评价，正是这种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使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强烈不满，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1948年秋，古永灼等在岭南大学创办了青年会读书室，由进步同学“伊甸家”成员徐刍、陆铭深、黎启培、王丽卿等负责，在广州积极宣传解放区情况。1949年初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他的姓名，为免遭“国府”缉拿，只身离开广州从香港转道北上，到达北平后，曾投奔母亲同学雷洁琼。转学燕京大学勤奋学习，加入青年团，历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学生团支部宣委、书记。
妻子叶惠莲是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同学，在东郊的轻工部造纸研究所工作，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性，因穿城交通不便，平日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
徐刍家住清华大学二区79号，邻居80号就是电机系实验室主任韩毅。韩先生回忆说，徐刍是整天读书的人，不大说话，往返自行车上常见多册图书。他是有些和陈景润那样，走路都在想数学问题，喜怒哀乐都在脸上。那段时间，徐刍的工作量很大，有时加班劳累骑不动车，推着自行车走回家中。
韩毅孩子多，住房紧张，上初中的大儿子国栋，平日晚上就借住在隔壁徐刍家中。几十年后，韩国栋还记得徐刍先生的印象，很感激他的帮助。
评说美苏科学水平成为政治问题
1957年以轰轰烈烈的“整风”开始，很快就以严峻的“反右”告一阶段，虽然没有查到徐刍的整风言论，但他这样很自信、容易持才傲物独立特行的人，在“左右方向”排队时会列端头，划成政治性问题毫不足怪。
夏日，科学院召开青年大会批判徐刍，发言记录说，徐刍认为“美国科学在总的方面大大超过苏联”， 他以电视台为例，说美国有儿十个电视台，古巴有九个，而苏联只有八个。”被推论为“污蔑苏联的科学成就”，再引深到“苏联科学与马列主义的指导”，定论他“事实上宣传不問政治，宣传不要馬列主义等等，正是他的反动政治活动的一个环节”，问题上升到政治理论和政治态度，遭遇灭顶之灾。这份5000余字的发言稿在杂志印发时，标题中的徐刍名字前已经冠上了“帽子”。据说，是他在清华上课时，与学生们的谈话中有“不当之处”，被反映到数学所，而遭到划线“圈禁”。徐刍是研究“数理逻辑”的，但是对于没有逻辑的联想和推论，对于分摊到基层的“百分比”指标，没有逻辑可谈。
20多年之后，在徐刍平反材料中说明当时的“材料不实”，而那时徐刍却没有申诉的机会。就凭这些材料，能够把一位追求进步，专心科研的青年人，打成“敌人”，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
1957年10月，新华社播发了1张苏联科学院中央计算厅的“箭”牌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的照片，这种精巧的机器能够很快地解决几百个数学家经年累月才能解决的问题。
照片说明是，苏联在世界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已超过了美国，而居世界第一。苏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根源，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苏联只用了短短四十年的时间，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达到了现在的科学水平，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新华社稿说，“右派分子吹嘘的'科学技术美国第一’，'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等等谰调，在铁的事实面前，遭到了彻底破产！”
此时，科技人员对苏联与美国科学水平和地位的评价，变身为政治态度，媒体发声更加突出了“美苏对比”问题的严重性。
苏联科学界是公开叙述世界计算机发展历史的，明确指出计算机技术比英美晚好几年，肯定美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的巨大贡献。当然，为了自尊，苏联图书避免美苏之间直接对比，明确主张分开讨论，顶多低调使用“苏联的计算机技术并不亚于英美产品”来形容。中国计算机科学家在出访苏联、讨论规划和决策中，都知道苏联计算机的品质和数量不如美国，但面对西方封锁，中国只有一位老师，只能“一边倒”。
1957年，“拥护苏联还是反对苏联”作为“鲜花毒草”的重要标准，使得中国科技工作者噤若寒蝉，与任何苏联专家持不同意见者，哪怕是革命领导干部，也将受惩处。有意见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党，后果极为严重。军队和地方都有人仅仅是对苏联专家的不同意见就被定成“右派”，从此中断技术生涯，调动工作岗位、下乡下厂劳动、劳教，关入监牢应有尽有。
苏联人由于眼界、理论和工艺的局限，一开始是否定晶体管的，这种战略失误影响苏联整个计算机工业体系的方向。中国人并没有完全受苏联专家的影响，苏联人还在北京时，二机部悄然开始安排晶体管计算机研制。但是，在机构内部，主管领导和科学家知道，许多事可做而不可说。而一直在学校读书、上课的徐刍，没有切身体会和处事经验，不知道许多话不能随便说，更不能向学生说。
心情忐忑不安的徐刍，终被定为右派被“教养” ，从此不仅离开了计算机领域，也丧失了公民的权利。1958年2月27日（阴历初十），单位送他到新街口派出所，转半步桥监狱。
测算星星的距离并非天方夜谭
很快一班专列将他们送到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劳改”，房屋不避寒，土炕还拥挤，饿病是常事，死亡率很高，可年轻的徐刍挺过来了。农场难友孙帮铎说，在东北的时候，粮食缺乏，还要自报节约数量，玉米芯也是食物，吃过以后大便困难，难受程度可想而知。
他的妈妈节衣缩食，多次给徐刍寄包裹。曾在冬季跋涉千里，冒风雪探监，一路乘火车汽车转爬犁，赶到劳改农场浑身是雪，衣服颜色都看不出来。在“右派”的亲属都被要求“划清界限”时，母亲的行动让难友们异常感动，称她是伟大的母亲。一位难友认妈妈为干妈，几十年之后还对这位母亲的形象记忆犹新。当时，单位要求徐刍妻子离婚，否则影响孩子上学。叶惠莲是党员，受到单位“批判”，压力之下最终只得选择分手。
在追寻他的遭遇时，难友说，面对北大荒的艰苦，徐刍依然十分乐观。他曾躺在草堆上出神地看着星星，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星星之间的距离怎么计算？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可要知道，那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日子，对数学家说思考任何问题都有可能，都是正常的思维。
很快，就到了中国人也要计算星球和卫星轨道的日子，但是徐刍已经没有机会做这个题目了，他连自己下一步的轨道也没有计算出来。
据说是周恩来总理安排，他们先转到自然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天津“茶淀农场”，徐刍先后在劳改管理局科仪厂和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就业”。在那时松时紧的起伏年月，一时还能够准假到桂林探望父母，这是多年来难得与亲人团聚的日子。
一度有消息说要对脱帽右派安排专业工作，他盼望着能够回到数学所上班，可惜没有等到这样的日子，依旧身不由己地在劳改工厂中接受“改造”。但他仍争取一切可能的时间，勤奋学习专业技术，认真劳动，用各种方式向上面反映情况，争取解除教养，期望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难友们知道他是华罗庚的学生，是科学院的数学家。他一定时时想起自己心爱的数学，自己曾经从事过的计算机，他期望着被召唤回到计算机旁，哪怕仅仅是讨论数学逻辑都好。
文革中的灭顶之灾
文革风暴突起，在工厂教养人员、就业人员中的斗争矛头指向右派和摘帽右派，火烧铁烙，吊上铁梁鞭打。徐刍因抄写黑板报时写错毛主席语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1968年1月11日，轮到批斗徐刍,种种惨烈场面历历在目，他感到灾祸临头，在暗夜中从北厂遁入南厂，天寒地冻方寸已乱，跳入六车间1米深的淬火水池,被搜出来遭暴力拷打伤重昏迷。母亲闻讯赶来看望，时值全国串联，运输秩序大乱，几次换乘爬窗上车，17日才到北京。见儿子躺在仓库已无知觉，妈妈大喊，你们救救他！救救他！下午他就去世了，厂方认定为“自杀”。
徐刍离去，不仅是他家人父母、兄妹、儿女的痛，也是计算机队伍的痛。1979年3月，中科院数学所改正对其错划右派问题。1980年7月10日，数学所负责平反的干部郭女士和劳教部门争论了3个月，徐刍死亡原因终变更为“他杀”。听到他的改正消息，许多人都为原来不是“自杀”而惊讶！这样一心一意要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的学者，是不会自己结束生命的。但是那位朝气蓬勃，好钻研的青年数学家已经不复存在，脑袋不是可以随意割取的韭菜，再也无法像其他“下去过的人”那样，回到科学技术的队伍中来。
1979年8月，徐刍先生追悼会隆重举行
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悼词说：“徐刍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真才实学、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本职工作，愿意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知识分子。徐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中国强大取决于国人科技创新的进步
幸运的是，今天每个网民现在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分析俄罗斯、美国、日本、欧洲的经济、科技情况，无论人家优劣起伏如何，中国自身强弱还是取决于国人科技创新的进步程度，正需要的就是大量徐刍这样兢兢业业读书学习、研究创新、追求佳绩的教师和科技人员。
1957年，在《电信科学》第5期发表了徐刍的最后一篇文章“图灵的自动计算机”，他说：历史上, 圈灵理论促进了逻辑设计较优越的电子补算机( 如E D V A C, A C E ) 的产生及改进。现在还有一些数学家在图灵的基础之上研究有关计算机的理论问题。
2010年10月，甄久军和赵中华发表的“数控机床故障诊断的数理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引用了徐刍在《数学通报》1956年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数理逻辑在工程上的应用”。他们不是一代人，要是相互能够见面，一定都会为知识这样流传感到欣慰。
2010年8月，他的夫人叶惠莲去世，女儿欣红发现徐刍留下的两张底片，复制出他和同学们在清华园听课后与老师的合影，也看到他和同学们列队在火车站等候的朝气蓬勃的面貌，是外出参观？还是下乡帮助农民生产不得而知。
1951 年，清华大学数学系同学课后和授课老师程民德在科技馆前合影。（左起）后排：吴修珉、程民德、肖树铁、张鸣华、解基培；前排：朱季讷、许孔时、陈水莲、徐刍、樊蔚勋（徐欣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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