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的强大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设备的配备，这取决于电子技术，更取决于精密机械的设计能力和特殊材料、热处理、电镀和精细工艺水平。过去认识不足，注意较迟，原有基础非常薄弱。
——四机部刘寅副部长7301 会议讲话
要仿制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时，先安排的是大量使用电子管的广播器材厂，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精密机械制造外部设备加工能力，任务才转移到了生产电话交换机的北京738厂，那时的电话交换机是步进制的，许多部件、簧片都是精密机械。这段史实只有少数当事人知道，可能档案中有收藏？
早期计算机的操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手眼耳都能够用上，那时仅仅有搬键、灯孔排（和电话交换机类似）、打印机、凿孔机，输出的数字要么是二进制的孔洞，要么慢吞吞地等着电传机一秒钟打印出六个字符。后来邓稼先选择到上海华东计算所的万次J-501计算机上机，于敏三个月攻克了氢弹难关，就是因为虞浦帆先生拿下了高速打印机。
外部设备每一次的前进，都让使用计算机的人们获得了一次“解放”，键盘、屏幕，磁鼓、软驱、光驱、U盘，尤其是鼠标、图形、窗口的使用，使人们再也不用背诵计算机指令和编码了，这是计算机（电脑）广泛进入社会的基本条件。
王选先生的照排系统，在印刷厂使用时就是由小姑娘负责操作排版，而编辑依旧和铅印时期一样，在办公桌上使用划版面的格子纸，我管这种模式叫做编辑排版唱“双簧”。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在于外部设备的生产和发展。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全国部属电子企业61 个，13.4 万职工，建立了11 家计算机主机和外部设备厂，职工1.3 万人，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黑龙江、山东、江苏等地，电子工业发展水平略高于“二战”后的苏联。“二战”前后，美国的电信设备和办公机械已经很发达，除去打字机、电传机等，卡片、纸带、磁带等存储介质都配有专用设备，而德军指挥部整个儿就是办公设备和通信终端的集成体系，由几十台电传打字机组成一个指挥网络。计算机出现后，将这些办公设备吸引、连接到其周围，在功能、标准、接口和应用目标上构成新的产业链和系统构成，加快和扩大了办公自动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刘寅副部长（右一）视察贵州凯里基地，左起830 厂总工朱顺福、基地领导李光、830 厂厂长赵国兴。
1982 年12 月6 日，《计算机外设原理》编委扩大会议。前排左起：唐守仁（外设处）、李叔梁(清华大学)、、钱基广、梁万章、郭平欣、虞浦帆、王昌茂（外设处）、顾存俊、吕叔森(中国磁记录公司)、王敬志(电子部15所)；二排左起：周宝恒、范志坤、吕辉(讲师,初稿撰写人)、龚滨良、胡靖宇、陈其昌(西北电讯学院)、□□□、□□□、张席珍；三排：巫光弟、□□□、□□□、陆忠恒（长城集团）、□□□、□□□、□□□、□□□（华东计算所提供）
1955 年，在上海试制的仿德55 型电传打字机批量最大，后来也用做计算机外设，它的机械精巧、结构复杂、皮实耐用，对金属材料和工艺要求很高。
20 世纪70 年代，发达国家计算机工业的产值占国民经济的1.5% 以上，每年增长达20%—50%，外部设备的产值在计算机工业中占60%—80%。我国1983 年计算机工业总产值约八亿元，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0.1%，其中外部设备不到计算机工业总产值的10%。外设属于精密机械，磁鼓、磁带机、磁盘和高速宽行打印机都要使用微型轴承、微电机。西方对苏联、中国严密封锁多年，中国人只得自力更生。
姚锡珊、刘锡刚，1957 年随计算机实习队到苏联考察、学习外设。中科院计算所筹备时，计算机研究室组成了几个设计组，结构组组长莫根生，副组长姚锡珊，电路组组长郑守淇、副组长刘锡刚，外部设备组孙肃负责。顾尔旺负责磁鼓、孙仲谦负责打印机、张品贤负责磁带机、林兼负责光电输入机。
1958 年，十五所建立的八个研究室就包括外部设备研究室，1961 年从哈工大毕业的龚滨良主动选择了外部设备，在叶公荫、于荡指导下，24 岁就担当了182 机外部设备主持设计师。1960 年，中科院计算所成立了外部设备研究室——第六研究室。一批外部设备专家成长起来，曾茂朝、王昌茂、姚锡珊、杨荫溥、虞浦帆都是各自研究所的外部设备研究室主任，是很有创造性的科技人员。
1964 年，119 计算机和J-501 计算机问世，多种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外部设备从初期的电传机、光电机、纸带机的老三样，发展到一台计算机要配备10 至14 台外设，包括宽行打印机、绘图仪、文字及符号识别等等多个品种。虽然电子管计算机只有几种型号，配套形式却是千姿百态。
1972年北京大学和738厂完成的百万次150机，配了光电输入机、控制台打字机输出(窄行和宽行打印机)凿孔输出、绘图仪、磁带机、磁盘机(是4292厂试制的第一台立式磁盘机)等9种9种22台通用外部设备和一些专用外部设备。
738 厂是中国外部设备产品的开路先锋，磁鼓是最著名的早期产品，后期一些成熟外设产品陆续转移到其他企业，或是干脆新建企业生产。大容量G-3 磁鼓转产到贵州凯里4292 厂（凯旋厂），738 厂副总工程师顾存俊调4292 厂任总工程师；倪永谓、李作陨等骨干也调至4292 厂。在凯里兴建830 厂（南丰厂），738 厂三科科长朱顺福调去任总工程师，谷建华、钱基广、王卓人、王方定、唐洪富等骨干调至830厂。建设734 厂（南京有线电厂），由朱汉章副总工程师负责计算机和外设生产线，调去738 厂的骨干朱延林、高玉洁（1961 年留苏生）、张华富、黄广东等。
738 厂试制成功的D-28 电传机，后升级为7 单位D68电传机转产武汉，扩建为733 厂（长江有线电厂），738 厂生产厂长李兴德调733 厂任副厂长、厂长，738 厂副总工程师李拓芜任733 厂总工程师，晋虎生、袁陶仁、袁志诚、康度、曹勃等生产骨干都调到了733 厂。738、734、733 南北相倚；北京、南京、贵州凯里，部属企业三足鼎立。
1958—1975 年，全国建立了13 个外部设备研究所（室），华中工学院、清华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开办外设专业，外设生产企业达到25 个，累计生产各种外部设备1.5 万台，年生产能力约4000 台。其中天津红星工厂向内蒙古转移的“呼和浩特电子设备厂”，生产打印机、绘图仪、磁带机，质量为同行认可，从天津调入呼和浩特的李玉民、李哲强、陈景有等骨干，在新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四机部申请到的专项费用支持下，牡丹江电器厂和集体所有制的南京前线无线电厂生产的磁带机和打印机成为计算机的标准配套和知名品牌。1973 年，电子部确定系列计算机联合设计，极大地促进了外部设备的研制。1974 年国庆节后，清华大学教授吕文超率十名师生进入天津红星工厂，要求1975 年5 月之前拿出样机，实现与100系列样机联调。打印机能否如期研制成功，替代原没有缓存、体积庞大的72 位宽行打印机，关系到避免工厂濒临破产的厄运。在师生和工厂技术人员的努力下，CY-80 行式打印机的逻辑时序控制部件改用集成电路重新设计，千方百计地提高印字滚轮的设计和加工精度，打印出整齐划一的字行，质量不可同日而语。计算机总局副局长郭平欣亲临红星工厂视察。
虽然CY-80 行式打印机初期售价达10 万元/ 台，销路却很好，供不应求，年生产能力达到50 至100 台。用户必不可少的外部设备——160 位的宽行打印机的印字钢轮设计非常精巧，加工却很困难，原先一年只能做出一个合格产品，废品不计其数。734 厂研发的“照相腐蚀”工艺取得成功，实现优质批量生产，十院谢宝焰副总工程师，十七所李光远、唐世英，734 厂李杏全，十五所王乐凤等功不可没。1974 年11 月18 日，南京有线电厂研制成功160行高速低噪音宽行打印机。
南京前线无线电厂是集体所有制工厂，此后十年生产销售宽行打印机两千多台，居全国之首。每年创造的产值一两千万元，让四机部也另眼相看。在南京前线厂的厂长李有泰、副厂长顾鹤龄，牡丹江厂的赵汝金厂长和邹国启、李德藩、张席珍、张芝亭、赵宝安等的带领下，外部设备接连出厂。
南京下关宝善街17 号，牡丹江景福街1 号，在全国的计算机单位都有知名度，提货人员川流不息上门等候，工人笑逐颜开，周边一片兴旺，自豪和羡慕的神情交错。长江和牡丹江奔流依旧，昨日江水早已不在，无论城市如何变化，曾经滋润和养育过的一代人、两代人，都在享用计算机和网络带来的益处。
1975 年12 月21 日，四机部刘寅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专业会议”，总结19 年来的外设科研、试制、生产经验、教训，研究进一步发展方针。刘寅副部长看到了计算机发展和管理体制中的问题，特别批评了“各管一摊，黄河为界，泾渭分明，最好不要互相牵扯。不愿意过问，或者在自己主管的厂安排外部设备，把自己框在一个小圈子里”。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国产的外部设备虽然只有二十多个品种，却多达四百多个型号，功能上相差无几。用户无所适从，给市场运作带来极大困难。笔者认为外设生产的两个问题是：
第一，厂家缺乏技术主动性，用户做出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开发，得不到厂方认同，生产照旧，而用户依旧热情高涨地彼此交流传授外设改造经验；
第二，“软硬隔离”，外部设备的接口，多年局限于硬件，没有及时提升到软硬结合及接口程序的标准化、通用化。
许多单位与行业都编写了计算机应用史，其中几乎都列举了开发、改造、推广计算机接口和外部设备的引以为自豪的往事。邮电部20 世纪60 年代研发的电报译报机、新闻传真机，一些单位选用作为计算机外设。王选就选择了杭州邮电器材厂的新闻传真机作为照排终端。
《峥嵘岁月》记载了大庆油田50 年建设中的两件事，1971 年3月6 日，油田开发研究设计院计算机室完成DJS-6（108 乙）计算机输入纸带压缩技术，有三十多个单位使用；1977 年7 月，该院研制成功TQ-16 机和DJS-6机共用磁带机接口、剖面显示仪接口，组合成地质资料处理生产线。
20 世纪70 年代的绘图仪与配套的磁带机（孙强南提供）
绘图仪与计算机联机之后，大有作为。
早期的24束激光汉字输出打印机
1972 年夏，江汉油田配接西安石油仪器厂生产的地震勘探资料输入设备和地震剖面回放仪，输出地震地质剖面，完成了勘探资料的数字化一条龙处理。兵器试验中心的陆载德通过磁芯存储器划定了“输出缓冲区”，是对打印接口技术的重大创新。十多年后，微机汉字输出才采用了这种存储接口模式。
1975 年，发电厂实时控制发电机组，使用投影显示器把锅炉汽包水位、温度、压力，发电机功率、周波等百种数据清晰显示，图形与图像纳入“外设”。
1979 年9 月15 日，我国第一台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在襄阳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研制成功。
1982 年8 月26 日，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使用计算机同步处理和打印选票，计票和打印共用10 分钟。
打印机大批出产和引进，色带紧缺，如同手机充电器与电池五花八门, 计算机局外设处也要寻觅自用。邮电供应处标价2 元的电传机色带，百条批发倒卖涨到每条70 元，盈利相当于月平均工资。
浙江嘉兴周边丝绸村镇开始切割生产尼龙色带，但因色带油难关多年未成气候。对外部设备的多项改进与创新，其实是计算机全面进入社会应用的前奏，反映了中国人对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反应力，也表达出适应能力和潜在的创造力。
刘寅，1910 年4 月10 日出生，江西南昌人。1930 年12 月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和红军第一部电台的组建，1936 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 月到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工作，1949 年4 月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1953 年5 月任二机部十局局长，1954 年10 月任二机部副部长，1964 年1月任四机部第一副部长，1985 年5 月26日逝世。
公众号：计算机六十年 JSJ_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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