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第一次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称为“新儒家开山之作”，备受世人（尤其是思想界）的关注，当时便被蒋百里赞誉为“震古铄今之著作”。
该书出版60多年后，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便设置了“梁漱溟”的专题，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梳理、阐述，并如此评价：
“梁作为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同时的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相当敏锐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感受敏锐、思路开阔、建立思想范式（paradigm）的独创精神。直到今天，谈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很多人仍然停留在梁所规范所描述的框架和问题中。”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专题的一开头，李泽厚首先对梁漱溟的思想和著作做了概括介绍和评价：“就影响和名声说，梁漱溟要大于熊十力。他思想的成熟和著作的发表也较早，是五四时期西化派（陈独秀、胡适）的对立面。他的主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曾不断为现代革命人士所批判、反对，但此书与熊十力的著作一样，今天读来仍可以感到某种兴味。这就颇不简单了。熊十力讲纯哲学，梁漱溟却从文化立论讲哲学。根据自叙，梁自己喜欢佛家，但他从佛改儒，宣讲孔子，是因为'为中国人设想’，反对'浅薄’的西化主张。”然后，他便一边引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重要文字，一边进行评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解读。
李泽厚概括介绍梁漱溟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发点和主要方法：就是 “要求追寻更深一层的中西文化相区别的原因或因素。这个因素，梁追寻到底，认为是'意欲’（Will）”。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当时便相当明了地定义了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生活。
他说：“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的面目，而需着眼在这人生态度、生活路向。”
对此，李泽厚概括为：“把文化归因为生活路向和人生态度，把生活和人生又归因为“意欲”，这就是梁漱溟的文化哲学。”
梁漱溟还明确地指出了自己比较中、印、西三种文化的根据所在，称：“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折中；（三）转身向后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李泽厚没有着意点出，不过他如此阐述：
梁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折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西、印三种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的不同”：西方是“遇到问题……对于前面的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国则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印度则是“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李泽厚还引用梁漱溟对西洋生活、中国生活、印度生活对比后所产生的另一重要观点：“（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并进一步阐述：“总之，在梁看来，中西文化具有根源的不同，这根源在于由意欲的不同行进方向而造成的生活的不同。这生活的不同又表现为理智与情感、直觉的关系的不同，表现为它们与处理人生的态度的关系的不同。”
梁漱溟指出了近世西洋人出现的很多问题：“西洋人近世理智的活动太盛太强……人对人也是划界限而持算账的态度，成了机械的关系。……至于精神生活一面，也是理智压倒一切”。“西洋人风驰电掣地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李泽厚则在引用和阐述这些文字时，揭示出梁漱溟的代表论调：
“所谓建筑在人际情感关系基础上的'东方精神文明’胜过建筑在个人主义竞争基础上的'西方物质文明’。”（李泽厚的阐述）
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条路向改变为第二条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李泽厚引用梁漱溟的文字）
以对物的态度对人，人类渐渐不能承受这态度……以前人类似可说在物质不满意的时代，以后似可说转入精神不安宁时代。物质不足必求之于外，精神不宁必求之于己。（李泽厚引用梁漱溟的文字）
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李泽厚引用梁漱溟的文字）
这便是李泽厚所指出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他所概括的梁漱溟的最后结论便是：
今日对待西方文化只能批判地接受和根本地改造，最重要地还是“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只有在复兴起这种“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去学习西方。“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溶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主要内容了。
不过笔者还想强调的是，李泽厚的文章中没有提到梁漱溟对西方化、东方化如何步步深入的分析步骤，没有提到梁漱溟在文中是如何对罗素、杜威、倭铿、柏格森、金子马治、北聆吉氏、泰戈尔等国际学者的观点进行剖析，也没有阐述梁漱溟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梁启超等国内学者的观点是如何分析乃至批评的。梁漱溟在这些方面的态度，“虽于师友，无所避忌”，毫不客气地批驳了很多人的观点，以此立起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这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必然引发很多争议。更何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是处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所以必然卷入更为宏大的波澜当中。
当时的形势，诚如李泽厚所说：“在打倒传统和西化浪潮的高峰中，梁举起儒学孔家的旗帜，重新解释和估计传统，真可说是勇敢地'逆天下潮流而动’。”
梁漱溟、李泽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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