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传红（1931—2022）
今天是父亲去世一百天的日子，本该回乡祭奠。可是疫情的缘故，县里已经封闭，无法回去了。那么，就写这篇文章，缅怀亲爱的父亲吧。
父亲1931年生于同川峪里，家里称得上书香门第。
我的爷爷和二爷爷，一位被称为良田先生，一位被称为砚田先生。爷爷一辈子在乡教书，称得上乡贤。有一年人们敲锣打鼓给家里送了一块牌匾，上有县长题词——“能为人师”四个大字，这当然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
四伯（中）、父亲、姑姑与奶奶合影（后面是“能为人师”的牌匾）
二爷爷早年就到外面了，学问道德皆好，可惜身体不大好，考上黄埔军校，因病未去，考上赴法勤工俭学，也是因病未去，后来在西安那儿当了县长。听长辈说，砚田先生回乡，到距家还有二三十里的东社就不再坐轿，而是步行回家，绝不摆任何官架。所以一提到爷爷和二爷爷，当时在整个同川，都是受人尊敬的。
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家里都是线装书。有一次我问：“我爷爷是如何读书的？”父亲便吟诵了一段，那声调就像来自古代一样。
听姑姑讲，父亲小时候学习很好，记什么都能很快记住，所以特别受爷爷、奶奶喜欢。姑姑年龄比父亲小，却什么事都让着父亲。
家里的生活和教育都挺好。可惜随着日寇的入侵，家乡不安全了。父亲12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安排他和我四伯去西安投奔我二爷爷了。路上有时候坐马车，有时候步行，到山西陕西交界处还被扣留，幸亏军队里见到了老乡，才得以继续前行，最后终于到到达西安。
在西安，四伯父被安排到兵工厂做工，父亲被安排到兴善寺里的长安儿童教养所学习。虽然二爷爷、二奶奶很疼爱父亲，尽量让他学习，但儿童教养所的条件十分艰苦，到处都是跳蚤，父亲在那儿学习了一年。记得他和我讲了不少那时候的人和事，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武术老师倒着能攀上很高很高的树。那是1944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个大家庭与西安是有种缘分的。我姑姑已经在那儿居住几十年了，她的儿女们都在那儿长大成家，下一辈也都长大了；我姐也是在西安读大学，度过几年难忘的时光……所以，父亲对西安有着深厚的情怀。
1945年，14岁的父亲自作主张，报名加入开发大西北的行列。他坐着大卡车离开西安，经宁夏、甘肃，颠簸几个月后才到达新疆，先在吐鲁番青年屯垦教养院学习，一年多后考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师范。他年龄小，学习又好，所以很受老师喜欢，1949年还考上了相当于黄埔军校的中央警官学校。紧接着，西北解放了，陶峙岳率部在新疆起义，他们这些学生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父亲就当上了文化教员——那是他当教师的开始。
父亲所在的部队是解放军三军九师廿七团六连，地址在酒泉。当时的劳动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但在文化上还没有翻身，解放军官兵基本上都是文盲、半文盲。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没有文化是办不到的，所以，部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练兵。父亲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事业当中，废寝忘食地工作，受到学生们的爱戴。他写的动员歌：“从前是字整人，今天要人整字，几十年的大老粗，今天要把身翻。”学生们听了都流泪。记得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一位战士学习的故事，熄灯以后还要悄悄在被窝里在肚子上写字。
从1949年9月到1953年10月，父亲立三等功三次。
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他所在的部队解散了，他也光荣复员，回到离别9年的家乡。
1954年，父亲在峪里村当业余教师，一年后到南白乡沟北村担任小学教师。他工作认真积极，能吃苦，对待学生极好，一年多以后，学生们的成绩完全得到改观，成为乡里最好的小学了。
父亲和母亲年轻时合影
1956年，父亲与母亲结为终身伴侣，后有哥哥、姐姐和我三个子女。哥哥也是当了一辈子老师，姐姐曾在省城的电大教过课，我也在一个中学当过国文老师，还被聘为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算一种家风的传承吧。
1957年3月，父亲被推荐到忻县师范（今忻州师专）学习，学成后被分配到岢岚县，县里的干部亲自为他们背被褥，十分重视。1959年7月，父亲在岢岚县城关小学和李家坪高小任小教和代校长。
1960年7月，父亲回到家乡原平，在桃园学校担任负责人。
1964年7月，父亲在薛姑联校大营联校当联校长。
1966年7月，父亲回到同川的上庄，在上庄学校当负责人。这时已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方面进入老师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一方面又因为我二爷爷当过国民党官员，所以父亲也受到牵连，1970年不再当校长，转而到西头学校，在那里当了12年的初中教师。那个岁月的事，父亲很少对我讲。只记得有人专程到薛姑，要搞点我父亲的黑材料，当地人很不客气地回绝：“张校长是个好校长，什么问题都没有，你们想干什么？”这样，父亲算是躲过了一劫。
1982年7月开始，父亲重新担任学校的负责人，先后在中山村学校、上庄学校、郝庄学校、石地坪学校等校长，每到一处皆能为当地教育贡献力量，所以广受好评，年年受到嘉奖。父亲也因此而自豪，认为教书育人是天下最好的事情。
同时，他早已淡泊了名利，只想当一名普通的教师，所以也曾在上庄社中当了一段时间的历史地理老师。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曾被父亲带到学校，相当强烈地感受到周围老师学生对他的尊敬。我以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1986年起，父亲最后的教学工作是在他出生的地方，也就是我的祖籍——峪里。
父亲在峪里学校当校长时，我曾去过一次，要经过不少山路才能上去。我的堂叔也在该学校任教。他年初回忆父亲时，说父亲有老八路的作风，十分清廉，从不营私，脑子里根本不往那儿想。六叔还给父亲写了一幅挽联，上联为“一生朴实勤勉育人光先祖”，下联为“九旬坦然清廉行教泽后昆”。这也是对父亲一生的总结。
1986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非常重视的事情。他的喜悦也感染了全家，我们都很高兴。
因为母亲的缘故，父母最终将家安在了母亲从小生活的西荣华村。父亲任教时，每周六回家，骑自行车走二十多里的山路，盒子口、奎关岭，又是上坡又是下坡，有的地方坡很陡，但父亲风雨无阻，我不记得他有哪次没回来。每次他一回来，我就高高兴兴地去接他带回来的梨子、果子等好吃的东西。那时候周日只能休息一天，所以他在家也只能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干点家务活，下午又得动身回学校了。现在想想，真是很辛苦！
父亲很疼爱自己的儿女，在家里也非常民主，对待儿女的事业和婚姻都很开明。我姐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出嫁时父母没有向姐夫家要任何财礼，这在当时的村里，几乎没有第二家。当然，我结婚时，岳父岳母也没要任何财礼，这也许就是一种良性循坏吧。
1992年，父亲离休回家，安度自己的晚年。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每天锻炼身体，读书看报种田，都是他的乐事。他不仅帮助哥哥种地，而且自己开垦农田，还养羊养鸡……他将自己的美好生活和美好愿望写在一篇“学农迎来全家乐”的文章中，内容如下：
前些时给我的离休老朋友去了一信，述说了我离休还乡后的生活情况。他回信说：“接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信的内容也极富兴趣，很爱看。你靠劳动解决了生活问题，离休金是锦上添花，有了富裕点，没有也不会影响生活过不去。另外从事体力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打发了时间，一举数得。特别是过着田园式的生活，心情舒畅，是颐养天年的有效法子。”由于老朋友对我劳动价值的肯定，激起我写稿的心念。
我是92年7月离休回家的，在返乡前，有的同事问我，回去如何欢度晚年，我随口说了个顺口溜：“四十余载育新人，老来归家学务农；偕同乡亲奔小康，不惜残生报党恩。”当时引得他们哄堂大笑，说我“出口成章有气魄”。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老早我就翻来覆去地想过，既不能上天揽月，又不会下海捕鱼，只好扎根在土生土长的农村学务农以了余生其乐无穷。
教书要有书本，学农要有土地。可是我没有土地（全家非农户），怎么办？93年一开春我就去河滩、山坡开垦荒地，费了不少时间，开出了半亩地。又在卧羊的树林积了些羊粪，用自行车一袋一袋地运往地里，后来又花钱种了别人不种的二亩旱地。到播种时，旱地种了玉米，荒地种了些花生、葵花和大豆、菜豆等小杂粮。经过选用良种，施足底肥，适当密植，勤锄勤耧，精耕细作，风里来雨里去，看着青禾在晴空下微风里缓缓生长，算计着一年的收成，心里老是甜滋滋的。雁来了，金秋到，在大旱早霜之年迎来了丰硕成果——净收玉米1800斤，花生50斤，葵花籽60斤，大豆45斤，菜豆除吃外，还晒了不少干豆角。这样，以上收获除了底垫花销外，可纯收630余人民币，基本上解决了我和老伴一年的菜篮子、米袋子的问题。
除种地之外，还投资230元在92年冬买了两只大母羊。当年就生下两只小羊。93年引上，冬天卖了一只商品羊，得洋234元；另一只杀下30斤肉供自家食用。去冬又产下两只小羊，现圈存两只大羊、两只小羊，这样下来一年多时间净争大小羊五只，可折合人民币七八百元。另外还饲养六只母鸡，每日可下蛋四五颗，足够家中食用。
我养羊心里有个想法，我们村西畔滹沱河，南靠翠平山，有山有水，牧草丰富，对发展畜牧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村里养羊很少，到了秋天遍地秸秆和葵花盘被外村人捡走，实在可惜。我喂羊就是想以实际收入引导乡亲们多喂些羊走致富之路。一年来不论在地头还是在炕边，逢人就说养羊好，看来效果甚好，今年左邻右舍养羊的多了。
回顾一年多的学农，正如我的朋友所说“一举数得”。特备是心旷神怡身体特好。一年多未向国家报销一分钱的医疗费。从而也迎来了全家乐。春节孩子们从外地归来，品尝着炖羊肉、烩豆腐、炒鸡蛋、炸花生，个个都乐开了花。
父亲希望在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为西荣华村做一些贡献，但有些愿望是不好实现的——比如他想通过养羊带领乡亲致富，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不过，他还是为村里做了点贡献。父亲去世后，前任村支书提到一件事：多年前村里想要把通往县城的几里土路修成公路，这需要上面拨款才能完成。省里的人下来考察，村支书请我父亲在会上发言，父亲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发言稿，而且讲得很好，最后一句的大概意思，就是要通过这条路，打开乡亲们连接省里、走向富裕的大道。这个讲话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省里的人表示：既然如此，再给你们拨10万元。——这件事对西荣华村当然是件大好事，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我们村的那条公路修得非常结实，很多地方的人都很羡慕。
父亲当了一辈子老师，当然十分重视对儿女们的教育。记得我小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讲故事，后来又订《人物》杂志，勉励我向那些杰出的人物学习，这对我影响很大。他对历史和地理极感兴趣，晚年有段时间，每天都要把全世界的国家名称按照地图上的顺序背诵一次，我回去后还要给我背，这对我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还常讲“知足常乐”，这是我常常听到的，姐姐上一次也提到这事儿。
父亲淡泊名利，但他常年的辛勤工作和不计回报的付出，终究不会被埋没，前两年他的几位学生从多处聚到一起，专程去看望他；他以前的同事们也去看望他，老干部局每月给他发杂志，有的大学生还去采访他，请他回忆当年在解放军时期的往事……所有的这些，都为他的晚年生活带去了欢乐与幸福。他也得到了国家的回报，不仅享受离休待遇，还在2016年荣获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颁发的“乡村学校从教30年荣誉证书”；同一年还被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2017年，母亲的突然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但他最终还是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开始正常的生活。他不愿来北京生活，也不愿到太原，只愿意在村里，说村里的空气好。他自己一个人居住，每天由我哥给他送饭、照顾他的起居。侄儿也起了大作用，帮他爷爷做这做那，当然他爷爷也很疼爱他、关照他。姐姐姐夫他们和我全家，基本上都在过节时回去团聚。平日里给父亲打电话时，他总说：“我身体很好，家里也很好，你不用操心。照顾好自己。”有时再问问儿媳和孙儿的情况，尤其对孙儿的学习非常关心。
去西安的动车上
母亲去世一年多以后，父亲很想去西安见见姑姑。为了他的这个强烈的心愿，我也顾不得太多了，从北京回山西，送他去西安，然后自己回北京上班，让姑姑一家为父亲操了不少心。过了十几天，父亲想回家了，我又去西安接他回家。这是我们父子间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一次是在前两年，父亲生病住院，我回去和姐姐、侄儿一起陪他。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安安，你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他很想见我。陪他在病房三天后，见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我便返回北京，由哥哥侄儿继续照顾他。那一次，我见他一天天转好的情形，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也庆幸自己那次回去了，要不然，我将多么负疚！
自那次出院后，父亲的身体明显比以前好，打电话时声音也是比较硬朗的。
这两年，因为疫情等缘故，我回家陪父亲的时间很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去年，我只在家住了一个晚上。那天夜里，我和爹在一个炕上睡觉。半夜两三点，爹突然打开了灯，带着一种慈祥而喜悦的心情，长久地端详着我的脸，仿佛看一件珍宝。我在朦胧中醒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你睡吧。”我便又睡了。没想到这是我和他最后在一起。父亲以我这个能够写作的儿子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可我只是隔三差五地在不同阶段以不安定的生活而让他和母亲操心，而且不能多陪他们，真是不够孝顺。
父亲与母亲合影
2022年1月1日，临终前一天，父亲还到胡同里和邻居们聊天。据四舅讲，这些日子，我爹每天都会第一个出门到胡同里，坐在一个地方；然后，四舅也出来了；慢慢地，别的乡邻也出来了，大家便一起晒太阳、聊天说话——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爹去世以后，四舅有一天再次出门，见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心中不免怅然。
1月1日那天，我还和爹通了电话，谈到过年不知道能不能回家的事。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他便溘然长逝，终年91岁。村里人都说，爹去世前没受罪，这是他修下的福气。
我以前一直劝父亲写写回忆录，他没有答应。可是在他去世后，我回家一看，发现他将以前的日记本、信件以及一些回忆文章……整整齐齐地放在了一起。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纪念！
先父百天之日，做儿子的不再哭了，而要继承您的乐观精神，修好自己的品德，做好自己的事业，和妻子一起培养好您的孙儿，把我们家的书香传承和发扬下去。这样，父亲和母亲，你们都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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