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毛姆的对话
“我坐在一乘轿上。路似乎是无底止的。我经过行人拥挤的街，也经过荒凉凄寂的路，直到最后我来到一条清静的僻道上一片长而白的墙下的一个小门，轿才停下。”“在这里住着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去拜见他的愿望是我这次跋涉的一个诱因。”这是英国文豪毛姆在《辜鸿铭访问记》中的文字。这位世界级的大文豪1921年到中国游历，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拜访在民国时期仍留着辫子的奇特老人辜鸿铭。辜鸿铭在欧美早享有盛誉，给众多的德国人、英国人带去精神食粮，让他们感到人类还是有希望的；而在中国，晚年的他却住在北京一个破烂的庭院里，少为人知，过着孤独而冷寂的生活。
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他的父亲是中国人，他本人则出生于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1867年，10岁的辜鸿铭被义父布朗带到英国，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10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爱丁堡大学，之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深造，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对文史哲以及理工、法商诸门无所不学，拿到的博士学位据说有十三个之多。然而，他最迷恋的还是中国文化，当他于188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内陆的土地，被晚清两广总督张之洞聘为幕府后，他便再也不想离开中国了。
他视中国文化是可以拯救世界的无与伦比的文化。当中国被西方的船坚炮利一再打败，中国人普遍失去自信心并竭力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辜鸿铭看到的更多的则是西方步入工业社会后的各种弊病。他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的枪炮与贪欲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而强调只有中国的良民政治以及儒学礼义才能给黑暗中的世界带来曙光。他撰写了《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并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这些著作，使辜鸿铭在西方的影响极大。尤其在德国，不仅有辜鸿铭研究会，而且有辜鸿铭俱乐部。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在辜鸿铭晚年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已成为他的信仰和生命支柱。
“可是你们，你们可晓得你们在做什么？”辜鸿铭激昂地对来访的英国作家毛姆喊道，“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们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里唯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白种人会轻视黄种人呢？让我来告诉你，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要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以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了。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了。你们不晓得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吗？你们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恳的百姓吗？你们以为我们要花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学得上吗？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所造的一样好的枪支，而且也会射得一样直（准）的时候，你们的优点便要怎样了呢？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
《中国人的精神》德文版书影
（二）“老，老，老，老，老……”
“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这是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的文字。青年和中年时期的辜鸿铭曾长期担任张之洞的幕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在政坛、学界都留下他特有的足迹，不少言论轰动一时。而到了晚年之后，愿意听辜鸿铭见解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他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深居简出，过着孤独的生活。即便如此，他在世界仍享有很高的声誉。
除毛姆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清水安三，都曾想方设法地找到辜鸿铭的住处，拜访似乎已经隐居的这位高人。芥川龙之介有感于辜鸿铭的议论，便问辜鸿铭为什么不愿过问时事。辜鸿铭虽即刻回答，但芥川龙之介终是不懂，而只是无聊地重复：“再出去试试如何？”这时候，辜鸿铭愤愤地在纸上边大书边说：“老，老，老，老，老……”
在清水安三的笔下，晚年辜鸿铭的形象是这样的：“如果在正午时分去拜访辜鸿铭先生，快要走到椿树胡同他家门前的时候，你会见到一群叫花子向主人讨食的情形。滑稽的老学者手里捏着一把铜钱，站在门口给叫花子一人一个铜板。然后便像是喘息似的，咳嗽着走向大陆饭店。在大陆饭店里，他一个人享受西餐的美味佳肴，而那一群叫花子也在用那一块铜板换来烧饼吃。从后面望去，他是个拖着过时发辫的老头子；而从前面看，他使用刀叉的方法、不出声喝汤的方式，则又是一位十足的绅士。”
不过，无论如何，晚年的辜鸿铭是孤独的。他虽然仍以自己的学问笑傲整个世界，甚至连鼎鼎大名的泰戈尔也看不上眼，称：“请泰戈尔博士不要来中国，还是在印度唱歌吧。”然而，他也清楚地明白，在民国乱世，在举国皆学西洋的时代，即便生命走到尽头，自己的学问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
（三）誓死忠于中国文明
辜鸿铭学问渊博，语言犀利，嬉笑怒骂，敢作敢为，曾以“辜疯子”著称，留下很多奇闻轶事。他的“骂名”便很是有名。慈禧太后生日时举国欢庆，他不惧杀头之罪而敢当众朗诵：“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这是在骂慈禧太后。袁世凯当军机大臣时，曾对驻京德国公使称：“我是不讲学问，讲办事的。”辜鸿铭得知后，对袁世凯的幕僚说：“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以后更是公开著文：“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袁世凯为贱种。”五四运动时期，辜鸿铭又在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文章大骂学生运动，北大学生罗家伦不服气，找到时任北大教授的辜鸿铭理论。辜鸿铭气得脸色发青，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晚年时辜鸿铭曾到日本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警告日本：“日本今后，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千万不可再学习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
1927年，辜鸿铭由日本返回中国时，年已71岁。日本人推荐他担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问他一句：“你能作什么？”惹得他怒从心起。虽然没有当面骂张作霖，但也是一言不发，拂袖而走。
最后岁月中的辜鸿铭是孤傲的，他的境况则十分萧条，他熟稔西方文化，但至死都留着清朝时留下的辫子，而且一直以清朝遗老自居，鼓吹复辟。很多人不理解，他解释道：“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清室遗老庆宽对此十分敬佩，尽力资助。1927年庆宽去世，辜鸿铭没有了资助，也少了一位知音。他开始为少数学生讲解儒学，闲暇时则以法文翻译《春秋》，然后寄往巴黎发表。他的读者和粉丝主要在欧洲，如果他身处欧洲，他的生活质量会很好，然而，他宁愿忍受贫穷与寂寞，永远留在中国的土地上。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仍然在病榻上讲述儒学，虽然听课的人已无几，他却将这件事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使命，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讲课数小时后，辜鸿铭永远离开了人世。
辜鸿铭死后，家中十分萧条，乃至于连安葬遗体都很费周折。他的名字和著作也沉寂了很多年。可是到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他的价值，他的奇谈怪论中到处都有珍宝，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保守的也是超前的，能给予现在乃至未来的世界以很好的启发……
（此文已刊登在《中国档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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