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学者当中，很少有哪一位的死比王国维之死更引人注目！也很少有哪一位的死比王国维之死更有争议！
有人把王国维之死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提并论。而王国维之死，意义似乎更加深远。
似乎王国维一死，中国传统精神的文化内核也跟着死了近百年。
如果真是这样，这实在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悲剧！
这样沉重的悲剧却是以一个轻飘飘的投湖动作来终结。
人生如树叶一般。
而王国维这片树叶，却因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精神内涵，激起了层层波澜。此波澜一直震荡至今。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字静安，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他虽然没有什么学历，是一位世人景仰的学术大师，对学术界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与他同在清华研究所工作的梁启超这样评价：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功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除梁启超外，陈寅恪、吴宓、郭沫若等国学大师无不对王国维的学问深表钦佩，而钱穆等人更是直接从王国维的学问里获得了最基本的养料。
令世人震惊的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竟从清华园走到颐和园，在昆明湖自沉而死。死前随身带着一份遗书，内容为：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二日，父字。
遗书中对死因的解释，只有八个字：“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世变”者，与时局相关。“义”者，“道义”也。“辱”则与人格、尊严、情感有关。
对此，人们纷纷发表看法，探究王国维的死因。总而概之，有“逼债说”、“由于国家没有研究机关而致死说”、“《殷虚书契考释》出王代撰说”、“受罗振玉影响说”、“不问政治说”、“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性格抑郁说”、“仿照屈原自沉说”、“因病厌世说”等等。
不管有多少说法，王国维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他死于1927年武人横行的年代，知识分子惨遭军阀杀戮者比比皆是。
中国之大，竟然搁不下一个安静的书桌。
王国维跳湖处
王国维选择自杀，表面看是肉体之死，而其实质是精神受到逼迫而选择的向死而生。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最受世人重视，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
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显然对王国维之死有至高的评价。
清华园内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想”，
岂不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尊崇的品质？
岂不是是整个社会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
岂不是实现人人平等、走向大同世界的核心源泉？
然而，这样的精神与理想，在世俗而功利的社会，能受到多少尊重？
有几人能意识到它们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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