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路迷茫时，身边只留了一套《史记》——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访谈录（五）

张建安：您是怎么到兰州大学的？这之前您做了哪些工作？

张大可：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就是在1968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甘肃省文化局，报到后一个星期后就下放劳动了一年半有余。1969年11月初，甘肃省几十个厅局的下放干部数千人全部返回兰州，在年底之前数十天内全部完成再分配，我便到了兰州汽车运输公司当了一名工人，当过售票员，办过墙报，后来还在交通厅参加过1973年的年度巡察工作。直到1973年9月，我才在众人的帮助下，总算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又过了六七年的时间，我开设《史记》课程，对《史记》的研究也就可以全面展开了。这些经历我都详细地记录在《七十述怀》一书中了。

张建安：始终感觉您对《史记》非常钟情，可是从北大毕业后那么多年的学业荒废，会不会使您对《史记》有所淡忘？从而对您的史记研究造成不良的影响。

张大可：我始终没有淡忘《史记》。毕业分配时，我感到前路迷茫，把所有的书籍全部作废纸卖了。然而，只有一套《史记》舍不得丢掉，一直带在身边。那些对《史记》的早期研究也始终精心保存着，所以虽然有十几年的荒废，但一旦重新研究起来，早期的研究便很快能够发挥起作用。

张建安：请您谈谈重新研究《史记》的经过。

张大可：重新研究《史记》，与我的教学紧密相连。1980年春季，兰州大学历史系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系领导动员老师开设选修课。开设选修课的条件是，教师具有讲师职称，在开设的课程领域发表两篇学术论文的，便有资格开设，学生报名选修十人以上就可以开课。我当时虽然还没有获得讲师职称，但可以申报选修课目，先行备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我重新捡起一直想要开设的《史记》课。于是，在系领导开过吹风会以后，我很快便将申请开设《史记》选修课的报告交给领导，而且事不过夜，从系资料室借到我需要的《史记会注考证》，开始着手制定讲义大纲。

张大可《史记》

张建安：当时没有教科书吗？

张大可：没有，讲义需要自己来写。

张建安：这对于一般老师而言是很有难度的。

张大可：不仅有难度，而且当时是按资排辈评定技术职称，所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并没有调动起来，开设选修课的热情不高。我呢，是个闲不住的人。而且选修课正好能为我提供用武之地，所以非常积极，立即抓住这一机遇。

张建安：这样倒是可以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您以前在北大上学时的研究是不是也用上了？

张大可：我在北大自学《史记》时所写的札记，以及对《史记》字数调查的数据，在编写《史记选讲》的讲义中派上了用场。讲义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史记文献研究”，约20万字，分为八章，章节结构，涵盖了所要研究的课题，展开这些课题形成系列《史记》论文。通论内容主要是排列摘抄的文献资料，并以“按语”的形式加上自己的评论。讲义的第二部分是我选录的《史记》名篇，包括本纪六篇、年表序五篇、书三篇、世家五篇、列传二十五篇，五体皆备，一共四十三篇，占《史记》全书的三分之一。等我把讲义基本编订好时，我的讲师职称也落实下来，于是在1981年率先开出《史记选讲》课。记得当时是把讲义用蜡纸刻印成三大册，第一册是“史记文献研究”部分，第二、三册是《史记》选文，刻印好后分发给选修此课的学生，人手一套。

张建安：选修此课的学生多吗？

张大可：挺多的。因为没有其他课可选，所以我开的《史记选讲》称得上一花独放，第一期选修的学生超过100人，不仅有历史系的学生，还有十来个中文系的学生。也许是惯性效应，此后连续数年，选修的学生都有近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