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日记
王伯祥是著名的史学家、出版家,生于苏州城内一个诗书之家,幼年时主要由祖父子芳公教导。
1892年,王伯祥3岁的时候,便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晚年所写的《清季二十二省府厅州县录》抄本题记中,王伯祥回忆:“光绪壬辰,予方三龄,先大父裁红纸作方块,亲书周兴嗣千文,教予识字,期年毕事。”
也就是说,他的祖父教孩子,首先用的是《千字文》这本中国最传统的“蒙学教材”。他将红纸裁成方块,上面写上《千字文》中的每一个字,教王伯祥读写。
一年后,王伯祥不仅完全记熟了完全不同的一千个字,而且背熟了这篇文章,在心里播下了文史地理的种子。
千字文
《千字文》虽然只有250句,而且每一句只有四个字,但内容的涵盖面非常广博,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到“九州禹迹,百郡秦并。岳宗泰岱,禅主云亭”,最后到“束带矜庄,徘徊瞻眺。孤陋寡闻,愚蒙等诮。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整个宇宙人生、历史地理、农工园艺、饮食起居、内在修为等等,无不予以精炼的概括,可谓集文化启蒙与知识百科为一体的最好的“幼儿教科书”之一。对于王伯祥来说,童年时这样的经历,似乎对他后来的史学、出版事业都有影响呢。
在教《千字文》的时候,子芳公还写了日用几百个杂字,一起教孩子学习。王伯祥很是好学,不仅对祖父教的字感兴趣,而且对书籍产生了兴趣,所谓“予自识字辨物,便好书册”。
祖父望孙成龙,自然是不亦乐乎。见孩子日有所进,马上又准备好纸墨笔砚,把孩子抱在膝上,让孩子握住毛笔,自己则把着孩子的手腕,教孩子怎样一笔一划地写字……
就在这样的学习和熏陶中,王伯祥在未入学之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基本功。
增广贤文
五六岁的时候,王伯祥进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等。他的祖父则继续自己独特的教育,开始传授“王家的家学”,教孩子读《爵秩便览》。
《爵秩便览》是一本成年人为了进阶升官所用的“专业书”,俗称《缙绅录》,记的都是当时京城、省府、厅、州、县的名称,似乎很不适合孩子学习,但子芳公不管这些,不仅执着地教,而且要求孩子按照书中的顺序抄录,边抄录边背诵。孩子的记忆力好,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一点都不懂的知识,竟然被他熟背如流。子芳公又是大喜,遇到书中的地名,乃至地名的古代称呼,也让孩子一边抄一边背。这样的行为,如果当下的读者看了,不免会说,这不是胡闹吗?而王伯祥有什么样的真切感受呢?
七十二岁的时候,当王伯祥回顾这段往事时,充满了对祖父的感激之情,而且这样讲述自己的真实感受:“予初以为苦,久之亦渐甘。予得少諗我国舆地沿革者,实植基于此。”也就是说,在他一生的回顾中,他认为孩童时代这样的抄书、背书,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当然,王伯祥的祖父没有料到,他种豆得瓜,没培养出一位官员,却培养出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和出版家。
王伯祥
抄书、背书,称得上“王氏家学”的重要教学方法。可惜由于时代使然,王伯祥的下一代未能很好地接受这种教学。
王伯祥的幼子王湜华因此颇多感慨,认为:“在童蒙时代,记忆力已很发达,而理解力尚差。利用这个年龄段,多记住一些东西,哪怕是死记硬背,长大后理解力跟上了,不懂的慢慢地自然而然地都懂了;如果幼年不背记,长大了倒是能一看就懂,而什么也没记住,到头来倒真是吃了大亏。我的青少年时代,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后再进一步废止背书的年头,当时觉得大获'解放’,现在回顾,真是白白浪费了青春大好年华,该背该记的东西,多种没有记,常有捉襟见肘之感。而伯祥先生在祖父的亲自督教下,很快对背记不觉苦,而且化苦为甘。所以直至晚年回忆幼时,对祖父的教导与厚望还是那样的欣慰与甜美,可见废止背诵貌似爱护青少年,思想解放,实则不懂教育,贻误了下一代啊!”
那么,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笔者也想,中国当下的家长,当然不必教孩子背什么《缙绅录》,但是,大量地抄、背经典文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孩子的方法?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
史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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