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日记
王伯祥是著名的史学家、出版家，生于苏州城内一个诗书之家，幼年时主要由祖父子芳公教导。
1892年，王伯祥3岁的时候，便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晚年所写的《清季二十二省府厅州县录》抄本题记中，王伯祥回忆：“光绪壬辰，予方三龄，先大父裁红纸作方块，亲书周兴嗣千文，教予识字，期年毕事。”
也就是说，他的祖父教孩子，首先用的是《千字文》这本中国最传统的“蒙学教材”。他将红纸裁成方块，上面写上《千字文》中的每一个字，教王伯祥读写。
一年后，王伯祥不仅完全记熟了完全不同的一千个字，而且背熟了这篇文章，在心里播下了文史地理的种子。
千字文
《千字文》虽然只有250句，而且每一句只有四个字，但内容的涵盖面非常广博，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到“九州禹迹，百郡秦并。岳宗泰岱，禅主云亭”，最后到“束带矜庄，徘徊瞻眺。孤陋寡闻，愚蒙等诮。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整个宇宙人生、历史地理、农工园艺、饮食起居、内在修为等等，无不予以精炼的概括，可谓集文化启蒙与知识百科为一体的最好的“幼儿教科书”之一。对于王伯祥来说，童年时这样的经历，似乎对他后来的史学、出版事业都有影响呢。
在教《千字文》的时候，子芳公还写了日用几百个杂字，一起教孩子学习。王伯祥很是好学，不仅对祖父教的字感兴趣，而且对书籍产生了兴趣，所谓“予自识字辨物，便好书册”。
祖父望孙成龙，自然是不亦乐乎。见孩子日有所进，马上又准备好纸墨笔砚，把孩子抱在膝上，让孩子握住毛笔，自己则把着孩子的手腕，教孩子怎样一笔一划地写字……
就在这样的学习和熏陶中，王伯祥在未入学之前，已经有了很好的基本功。
增广贤文
五六岁的时候，王伯祥进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等。他的祖父则继续自己独特的教育，开始传授“王家的家学”，教孩子读《爵秩便览》。
《爵秩便览》是一本成年人为了进阶升官所用的“专业书”，俗称《缙绅录》，记的都是当时京城、省府、厅、州、县的名称，似乎很不适合孩子学习，但子芳公不管这些，不仅执着地教，而且要求孩子按照书中的顺序抄录，边抄录边背诵。孩子的记忆力好，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一点都不懂的知识，竟然被他熟背如流。子芳公又是大喜，遇到书中的地名，乃至地名的古代称呼，也让孩子一边抄一边背。这样的行为，如果当下的读者看了，不免会说，这不是胡闹吗？而王伯祥有什么样的真切感受呢？
七十二岁的时候，当王伯祥回顾这段往事时，充满了对祖父的感激之情，而且这样讲述自己的真实感受：“予初以为苦，久之亦渐甘。予得少諗我国舆地沿革者，实植基于此。”也就是说，在他一生的回顾中，他认为孩童时代这样的抄书、背书，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当然，王伯祥的祖父没有料到，他种豆得瓜，没培养出一位官员，却培养出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和出版家。
王伯祥
抄书、背书，称得上“王氏家学”的重要教学方法。可惜由于时代使然，王伯祥的下一代未能很好地接受这种教学。
王伯祥的幼子王湜华因此颇多感慨，认为：“在童蒙时代，记忆力已很发达，而理解力尚差。利用这个年龄段，多记住一些东西，哪怕是死记硬背，长大后理解力跟上了，不懂的慢慢地自然而然地都懂了；如果幼年不背记，长大了倒是能一看就懂，而什么也没记住，到头来倒真是吃了大亏。我的青少年时代，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后再进一步废止背书的年头，当时觉得大获'解放’，现在回顾，真是白白浪费了青春大好年华，该背该记的东西，多种没有记，常有捉襟见肘之感。而伯祥先生在祖父的亲自督教下，很快对背记不觉苦，而且化苦为甘。所以直至晚年回忆幼时，对祖父的教导与厚望还是那样的欣慰与甜美，可见废止背诵貌似爱护青少年，思想解放，实则不懂教育，贻误了下一代啊！”
那么，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笔者也想，中国当下的家长，当然不必教孩子背什么《缙绅录》，但是，大量地抄、背经典文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孩子的方法？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
史记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