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
严耕望深以自己是钱穆的弟子而荣，也处处提醒自己要自重，以维护老师的尊严。
1945年，严耕望受傅斯年之聘到中央研究院史学所工作。史学所的高级研究人员，除了极少数是钱穆的同辈学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傅斯年的学生。这些人已晋升到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而严耕望起初只是个主力员，与他们地位悬殊，而年龄也比他们小很多。按照常理，严耕望应该以后辈自处。但严耕望考虑到钱穆与傅斯年是同辈学人，自己当然与周围许多同事都是同辈。所以，他虽然客气礼让，但名分上总是以同辈看待，以免对老师钱穆有所伤害。
然而，即便严耕望这位的门生，也曾违背过恩师的意愿。
齐鲁研究所的时候，师生间日夕相处了三年，一直很融洽。只有一次钱穆命严耕望与钱树棠做某事时，两位学生没有及时应命。事后，严耕望很后悔，又得知老师很生气，便约了钱树棠去向老师请罪。钱树棠不敢去，严耕望说：“自己老师，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结果，见面后，钱穆竟起立，笑容满面地迎接这两位学生。二人深表悔意。钱穆这才语重心长地教诲道：“我平日自知脾气很坏，昨日不愿当面呵责，恐气势太盛，使你们精神感到压迫，伤了你们锐气。但昨日之事实不可谅。你们努力为学，平日为人也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有大的成就，但此亦不仅在读书，为人更重要，应该分些精神、时间，留意人事。为人总要热情，勇于助人，不可专为自己着想！”两位学生听了，心悦诚服。
钱穆（前排左三）与同仁合影
1953年，钱穆在香港办的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协助，可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钱穆因此到台湾物色教师。严耕望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严耕望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难，一家五口，每顿饭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于情于理，他都应该遵从钱穆的意旨到新亚工作。但严耕望却令人意外地拒绝了老师的聘请。
对于这件事，严耕望后来解释：“我所以要做那样不合寻常情理的决定，主要的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稳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所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当时先生可能尚有些不快，其实正是笃实先生教诲，以极大的定力，一心向学，不为任何外力所动摇！十年之后我才来香港任教，先生倒欣赏我的坚持，不只一次的拿我为例勉励青年！”（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钱穆纪念文集》
由此可见，钱穆所希望学生的，不是他们唯自己是从，而是希望他们能坐得住冷板凳，能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能真正为学术尽力！
钱穆的另一位高徒余英时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中写：
哈佛和耶鲁（指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编者注）两度共学，我亲切地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宾四师对他知之最深，1973年6月给他的一封信上写：“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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