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追问

作者 卜喜逢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里产生了璀璨的文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动荡往复之间，有无数思考者成为了思想者，他们都在追寻着天地变化之根由，追寻着人类社会之根本，探索着人的价值，人的归宿，种种思想也就产生了。

儒道释三家本质上都是在探讨生命，探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正如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老庄重自然，墨子重兼爱非攻……这种种的学说，都是这些哲人们的思考，也是他们的答案，各有侧重，也各有理论体系，也各有拥护者。随着哲学的下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参与人员的变化，这些思想也都在变化着，衍生出不同的流派，也影响了不同的时代。

然而这种种答案并非是曹雪芹所追寻的。《红楼梦》中的思想是复杂的，限于笔者的浅陋与无知，却是不能洞悉这些思想。但笔者也发现在《红楼梦》里，这些思想的影子都是存在的，曹雪芹显然对此种种学说有着接受，也有着批判。

比如我们常说贾宝玉是反儒的，但是儒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名词，孔子之前就有儒的存在，指的是掌管道德教化与音乐礼仪的官员，孔子之后儒之称呼大多指向了儒家学说，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了统治思想之后，儒学也在悄悄的变化，前文中我们写到命定的时候曾有涉及，再至二程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继承并发展，作《四书章句集注》，使得程朱理学成为官方认定的思想标准，从而进一步严格了思考的界限，使得许多的思考成为非礼，如此也就形成了思想上的桎梏。

在《红楼梦》中，出现过几次四书，尤其凸显曹雪芹对于儒学的认识：

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贾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李贵忙答应“是”，见贾政无话，方退出去。

（宝玉）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在以上三条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时代的传统认知之中，四书是非常重要的，贾政认为不要去虚应故事，而要将四书讲明背熟是最为主要的，而这里所指的四书实际上是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这又与贾宝玉口中的《四书》是有区别的，在贾宝玉的思想里，那些《集注》无疑是杜撰的了。再回归到贾宝玉到底反不反儒的问题上来，就会清晰了很多，贾宝玉反儒也不反儒，他反的是被“代圣人立言”之后而异化了的儒，而非是儒学的原点——孔孟之儒。

然而，孔孟儒家的思想并不能完整的解答曹雪芹的疑惑。儒家的思想实际上给予人的一生形成了一个闭环，也给予了人生目的，或者说是儒生的人生旨归——弘道崇德。这种思想当然是崇高的，但其中却也少了一丝“我”的感觉。而在《红楼梦》中却是有着明显的“我”的意识。儒学提倡的是人之与社会的价值，而曹雪芹的思考中却是有着人之与自我的价值，两者之间是有分际的。

我们曾经提到了曹雪芹是崇尚于自然的，那么道家的学说是否能给予曹雪芹以答案呢？事实上道家也同样难以解决曹雪芹的疑问。从曹雪芹的创作本源，也可以说是他的思考本源是家族之覆败，而曹雪芹也有着补天之想，是欲“有为”的，如此自然也难以给予曹雪芹以答案。

至于释家，从自号“情僧”即可看出，有着坚持的曹雪芹，自非六根清净之人，释家也并不能给予曹雪芹以答案。

在曹雪芹的认知里，现实是悲剧，所以《红楼梦》就是悲剧。但是曹雪芹甘于这样的悲剧么？笔者认为，曹雪芹如果是甘于这种悲剧的发生，那么也就不会有《红楼梦》的存在了。由于曹雪芹的生活经历，以及曹雪芹的所思所想，使他认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曹雪芹也并不甘于这种无有出路的生命历程。

屈原曾作《天问》，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顽和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表现了作者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与此相类，《红楼梦》中也是充满了这种追问的意识，也有着强烈的探索精神。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就写到 “大旨谈情”，由此可见《红楼梦》本就是为“情”而作的一部“情书”。而作为小说中的“情悟”主人公贾宝玉，一直在“意淫”着。那么贾宝玉在“情”这一方面悟到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在贾宝玉的情悟中，最主要的是悟到了“情”的特质与专属，以及“情”的不可放弃。

实质上在《红楼梦》中出现的几个非常独特的名词，都是有关曹雪芹对于“情”的阐释：“情不情”、“意淫”、“兼美”。

贾宝玉的“情不情”与“意淫”，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深入，曹雪芹也有着思考的进步，于是“意淫”也就有了变化，也有了专属，从“爱博而心劳”转向了林黛玉，由此也就具有了唯一性，这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各人各得眼泪罢了”。实质上，“意淫”变化的过程也是“意淫”深化的过程，然而其中不变的是“情”的特质：由心而发的、无伪的“真”。而至于“情”的不可放弃，在小说中的表现则直白的多，却是无需多做说明的，略以数语加以点明：如“情僧”的命名，在经历了“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之后，仍然保留了一个“情”字，这就足以说明“情”的不可放弃了。

在《红楼梦》中关于这些名词，实质上是形成了一个多重的思辨，也包含了许多的内容，其中最为明确的是关于“情与淫”。“意淫”的主要内容是对美好的爱护与体贴，而“皮肤滥淫”的主要内容则是淫欲的发泄，然而“意淫”并不排除“淫”，而是可以包含着“淫”，曹雪芹并非是禁欲论者，在“情与欲”的兼美思辨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意淫”。

而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情”在“意淫”与“皮肤滥淫”之间的重要地位，“有情而淫”可以为“意淫”，而“无情之淫”则必然是“皮肤滥淫”，在《红楼梦》中“意淫”是曹雪芹所主张的，而“皮肤滥淫”是被批判的，由此可见“情”是曹雪芹所最为看重的。

贾宝玉是曹雪芹思想的最主要承继者，贾宝玉所追寻的出路，也可以说是曹雪芹所追寻的出路，他在不断的推演着，追寻着。如果我们将《红楼梦》中关于贾宝玉的情节独立出来，我们就能发现贾宝玉是在不断的追寻着人的价值，人的存在的意义的。在《红楼梦》中有一个深刻的“我”的意识存在。牟宗三先生曾讲：“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1]钱穆先生也曾讲《红楼梦》是求解脱的文字，那么这个“小乘”的、“求解脱”的，我们既可以说成是书中的贾宝玉，也可以说成书外的曹雪芹。而在这个“求解脱”的过程中，不可放弃的是对“情”的坚持。也就是说，贾宝玉的“情悟”，既悟到了“情”的真谛，又使得“情”成为了他不可放弃的原则。

与此相对应的是贾宝玉的“世悟”。在贾宝玉的“世悟”当中他又“悟”到了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曹雪芹对社会规律的认知上。

荣宁二府终是衰败了，这也使得我们明白了在曹雪芹的认知中，贾府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循环往复不断发生的悲剧。而通过曹雪芹对不同人群，不同价值观的人物的人生之路进行推演之后发现，无论是什么人，都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而这种难以摆脱的悲剧，会造成美好的逝去，有价值事物的被毁灭。

可以说，贾宝玉的“情悟”与“世悟”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他对社会规律的越发了解，他对“情”的坚持也就越发的坚定，而又由于这种坚持，更使得这种“毁灭”越发的彻底。于是就有了《姽婳词》中血粼粼的场景与《芙蓉女儿诔》中的悲愤之感。贾宝玉的“情悟”与“世悟”在这里得以合流，而合流之后的感悟越发肯定了“情”的不可放弃，也使得在这种不可放弃之下的“毁灭”更加的撼人灵魂。

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追寻的是“有情”的道路，想找到的人生的出路是在“有情”的基础上如何不悲剧的道路。此或者即为“求解脱”吧。然而，曹雪芹终是将《红楼梦》写成了一个悲剧，这就形成了曹雪芹的追问：有情之人为何在世路上是悲剧。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社会规律呢？事实上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是有思考的。限于能力，笔者无能去将之完全的提炼出来，也仅能略作阐释。

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畸形的欲望等两个方面。

欲望并非是曹雪芹所排斥的，曹雪芹是正视人的欲望的，在这方面曹雪芹继承了嵇康与阮籍的思想，并有了发挥，主张有选择地舒张建立在人的“真情”的基础之上的欲望。前文中在我们对此曾有辨析，此处从略。而关于畸形的欲望，在《红楼梦》中有着充足的描写，加以归类可以分为情欲与物欲以及权力欲。情欲的代表自然是贾珍、贾琏、贾蓉等等。对此种欲望的思考，成为了曹雪芹创作的起点。“以淫止淫”正是曹雪芹创作《风月宝鉴》之缘起。在这个时期，或者曹雪芹是将这种情欲的泛滥作为败家之根本的。在《好事终》中的“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正是体现了这种思考。

关于物欲，在《红楼梦》中的描写集中在王熙凤的身上。在整部《红楼梦》中，王熙凤这个人物的涉及面是最广的，在府内为管家，又参于了社会上的迎来送往，既涉及到佛门，又能插手于官府，可以说触角最多，更能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曹雪芹通过如扣押月份钱放贷、以家族权势谋利等等诸多描写对此加以揭露。不仅如此，王熙凤身上所反映出的欲望是非常复杂的，是以物欲为基础而产生的衍生，可以说由物欲而衍生出了权力欲与控制欲，并由此为贾府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再说到权力欲，在《红楼梦》中的典型应该是贾雨村。贾雨村这个人物在《红楼梦》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既有着楔子中的象征意味，又有着深入到《红楼梦》故事主体中独立的人物批判，既是败落家族的振兴者，也是兴衰往复的经历者。而在这其中，欲望无疑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对权力的过度的追逐，也造成了贾雨村对自我的迷失。

笔者的概括定是不全面的，《红楼梦》中关于欲望的思考也不会如此的简单。笔者不揣浅陋将此写出，也仅是为了说明在笔者的理解中，曹雪芹是通过对这些畸形欲望的描写，以及对这些具有畸形欲望的人的典型化处理，使之反映一种社会的真实，欲望的不可控，畸形欲望的泛滥，使得社会走向了一种往复，也使之成为一种规律。

关于主流文化的价值期盼，是刘敬圻先生在《贾政与贾宝玉关系还原批评》[2]一文中提出的，用以阐释贾政与贾宝玉的父子关系。笔者也曾借此写过《宝玉挨打的必然与偶然》一文。笔者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解决《红楼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有帮助的。贾宝玉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是拒绝被同化的人物，如此人物与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自然是相去甚远。主流文化即然能称之为主流，必是被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也是被绝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由此种价值观所架构的社会，就会形成难以更改的社会规律。笔者在文中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到《红楼梦》是对一个社会的典型化，而这个小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也正是现实中主流价值观的反映。

曹雪芹将自我的坚持放置在这个由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期待以及人性中的欲望共同营造出来的社会规律中，并加以推演，于是曹雪芹也只能以贾宝玉的出世来了结《红楼梦》了。

他渴望在世间实现自我的价值，却无能实现，也只能以求解脱为主要了。

可以说《红楼梦》中既有着曹雪芹的追问，也有着他对自己追问的解答，只是他所追寻到的答案是非常残酷的。曹雪芹所坚持的情，无疑在当时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也幸亏有着这种不合时宜，才使得我们看到了这部探索人的《红楼梦》，探索世界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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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牟宗三，《牟宗三哲学与文化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434页。，

[2] 刘敬圻，《贾政与贾宝玉关系批评还原》，《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第101至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