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到民国,豫西成了土匪的王国。史料披露,1911年,洛阳官员抱怨豫西已成“匪区”,他们茫然地看到: 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受土匪袭扰。过去刀客只在夜晚出动,只在边远村庄动手;现在光天化日就抢劫城镇,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城乡田陌便路断人稀,纷纷关闭城门和寨门。
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豫西秋来风景异,洛阳雁去无消息。四面八方匪声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在这种形势下,豫西村镇纷纷筑寨御匪,每当土匪过境,村头响起锣声,百姓便扶老携幼,带上值钱东西,纷纷躲进寨中,老辈人说这叫“跑匪”。于是豫西的民匪对峙,成为了旧中国小规模战争的一个典型画面……
洛宁,过去叫永宁,土匪多如牛毛。上戈,过去叫上虢,在洛宁最西边,离县城55公里。西周时期,三门峡是虢国封地,从这里往虢国封地,须翻山越岭,就是“上虢”了。后来觉得“虢”字笔画太多,难写,就以“戈”字代替。我这次来上戈,就是参观乔家大院,看一个家族是怎样构筑工事防御土匪的。一看就明白了:凡能抵御土匪的寨子,都居高临下,建在高处。乔家是大地主,有6处紧密相连的宅院,门前是缓坡,下面是小河,门前有炮楼(已坍塌),墙上有枪眼,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互相连接,院前有开阔地,院落之间互通。土匪来了,必先在过河时挨枪,再于开阔地上死伤。乔家很牛,牛到一家便能筑寨御匪,不与其他农户联手。但在通常情况下,单门独寨要和土匪对峙,是很危险的,如果乔家没有人当官,常在外面“罩”着,很容易被土匪破了寨子。因为没有大批民众参战,仅靠家丁是不行的。洛宁人说不论大寨小寨,凡能筑起寨墙的,都是里面有地主。如果没有富户领头凑份子,搞集资,穷人是拿不出多少银子的,寨子也就筑不起来。相对于土匪来说,地主是“民”之范畴。这些富户由于家财多,怕抢了;房舍多,怕烧了;人口多,怕绑票,所以筑寨御匪,最为积极。
修成的寨子分为两种:一种不在生活区内,但离村庄较近,具有天然山头或沟壑,再经过人工构筑,形成可与土匪对峙的战斗堡垒。乡民根据多年“跑匪”经验,会在寨内预备5天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饮水、柴薪等。一旦土匪过境,男女老幼一起入寨。这种寨子的防御功能,远远大于抵抗功能旨在躲匪,不是抗匪。
另一种是平地起寨,围着村子四周垒寨墙,留一两个寨门,寨墙上架起炮,布置弓弩阵。这类寨子类似《水浒传》中的祝家庄,说白了,就是和土匪对峙的,有的还挑一面旗帜,意思是:此寨不好惹,刀客绕开行!一些强悍匪帮,一见到挑旗的大寨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专门来挑衅,撕围子抢夺。这些寨子被破后,往往会被血洗,鸡犬不留。所以豫西民谚云“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首倡“跑匪”,不是“抗匪”。但到底是“跑匪”合算?还是“抗匪”合算?老百姓的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1922年,洛宁县民匪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战,一部分人弃寨逃跑,一部分人筑寨御匪,结果吉凶分明,命运完全不同……这个村庄是余庄,现在属于城郊乡,离洛宁县城很近,是个大寨子,清末时就有近千口人,居民分片居住,分为东西两街。东街李家富裕,主事人李用;西街郭家富裕,主事人郭文锦。李用最先提出筑寨方案:集中东西两街人力财力,合建一个坚固的大寨子,彻底杜绝不间断的土匪骚扰。他来西街找郭文锦商量。郭说:花钱筑寨不划算,不如带钱躲匪合算,婉言谢绝了。东街人遂决定自己建寨子。于是先按人口摊钱,然后按房子摊钱,再以牲口摊钱。最后,摊得一村人手头拮据,可筑寨的费用还不够。当时李家最富,他不负众望,可着劲儿往外拿钱,最后总算把寨子建起来了。这寨子建得有“派头”:寨墙底宽丈八,顶宽一丈,高丈八。有八个炮台,三道寨门,每隔八尺一个枪眼。寨子正像“李用”之名一样,毕竟是“有用”的。从此寨内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固守一套冬春打更制度,入夜有人站岗,平时搞些军事演练。寨中年轻妇女都是好后勤,寨中青壮男子都是“准军人”。寨子筑起60年间,过境土匪知此寨不好打,都绕寨而走,无来攻寨者。但凡事有例外。寨子筑起60年后,从宝丰开来了“老洋人”的刀客队,时为1922年6月21日,先是有几个外乡耍蛇人,从宜阳方向往西走,路过余庄时说:快躲躲吧,东边来了一杆刀客,好几千人哩!此时的“东街代表”是李虎文,赶紧找到西街乡绅郭百龙(时光推移了60年,仍是李、郭两家后裔主宰着东西两街)。李虎文对郭百龙说:此番刀客势大,听说有好几千人,请你们西街人共同入寨,共同守寨!郭百龙说:平时,西街人都住在东街寨子外面,这时候才想起让我们去守寨,我这思想工作不好做呀!郭百龙直接回绝了东街人的求援。于是东街人决定单干,李虎文在关帝庙召开战前动员会,自任“总指挥”。余庄村500多人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锣声响起,寨旗高扬,200多名青壮“准军人”上寨墙迎战刀客。这边民匪对峙开始,那边西街人开始疏散,留下空空荡荡的街区,还留下幸灾乐祸的预言: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
土匪攻寨,多在半夜围寨,拂晓时分开战。22日一大早,“老洋人”2000名刀客开始攻寨。第一轮攻击的是马队,散开队形压了上来,边奔驰边往寨墙上射击。第二轮是跟在后边的徒步刀客,扛着云梯狂喊猛冲。余庄人开炮了!是那种“鸡娃子炮”,全是霰子,杀伤力虽不强,但杀伤面积大,由在余庄开铁匠铺的胡铁匠研制。放了三响,炮却哑了。胡铁匠急忙找原因,将炮弹(俗称“鸡娃”)退出细看,正纳闷间,“鸡娃”在他的手中炸了,胡铁匠被炸得血肉横飞。
匪首“老洋人”见余庄寨坚固,遂另辟蹊径,让正面阵地的刀客佯攻,一部分人却偷偷从西街空房上登临过来。中午12点,寨子就被攻破了。匪帮进寨,不留男人,见到就杀,16岁的小炮手李水贵,从城墙上下来已经晚了,3个刀客见他脸上被火药熏得跟炭人似的,就知他是炮手,非整死他不可。最后追到大麻地里,李水贵连挨数刀,殉寨了。32岁的染坊掌柜李致荣,逃命时还掖着铺里的账本。刚出门就遇上一刀客,那人连扣两次扳机,枪都没有打响,说:“你命大,走吧!”李致荣捡回了一条命。同样是守寨,也有守成功的——1922年9月中旬,临汝王老五匪帮来打洛宁磨头寨,寨外扎下营盘,发出通牒:限3天,开寨门,奉献财物!不然鸡犬不留!寨主王清泰召集村人商议:是守寨呢,还是交钱物。初,举棋不定;后来,意见统一——寨子既然筑起来了,就得使,选择守寨!王老五于是攻寨,打了两天,拿不下来,反而死伤二三十人。于是要求谈判,只要让队伍从寨外路上通过就行。磨头寨态度强硬,说:“借路可以,但要一个一个过,如有两人以上聚集,就开枪。”王老五只好诺诺,带领着队伍,灰溜溜地一个一个过去了。磨头寨由此出了名,有人编了顺口溜:“孙洞寨,白奶奶,刀客来了门开开;磨头寨,铁打寨,刀客来撞死得快!”其中说的孙洞寨,实行的是“不抵抗主义”,结果被民谣拿来讽刺,可见若有军事实力,民众并不怕与土匪较量。洛宁民众向来胆大,敢于争胜斗狠,敢于出奇制胜。当地老农告诉记者,其实这胆量是让刀客给“练出来的”,土匪太多了,老百姓必须和刀客打交道,见得多了,也就胆大了。城村村民张云生,乳名“二毛子”,十来岁时被宜阳刀客绑了票。匪首姓冯,传过话来:“人关在赵保乡,拿来一麻袋大洋,就放人!拖延一日,割掉鼻子!”
张家是大财主,有水旱田25顷,完全可以满足土匪要求,张家的长工丁成志却说:“不给龟儿送钱!我去宜阳领票!”他一块银元也不带,袖了一把刀就去了。见了姓冯的,丁成志大声说:“我送的是‘银票’!”他接近对方时,忽然袖中出刀,架在冯的脖子上,说:“我也是刀客!放人吧!”结果“二毛子”毫发无损被救回来了,一个大洋都没花。对豫西匪事很了解的马庆泉,也写了类似一件事:解放前豫西匪患不断,父亲12岁那年,有一队土匪骑马绕村子跑了一圈,叫道:“大伙听了!限5天之内,送500块银洋来!逾期不交,炮打火烧,把你们村夷为平地!”村民们都不富裕,哪里凑得500块银洋?父亲一打听,土匪驻扎在山上,头领姓尚,恰好和自己的老母同姓。于是到镇上买了一盒点心,一个人就上山了。到了土匪山寨下,对站岗的说:“烦你通报你们当家的,说他的外甥来了。姓尚的匪首很纳闷,哪儿冒出来个外甥?父亲见了他,只管拜了一拜,然后把自己何方人氏,因何来此,村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等等,大腔大气,如此云云,说了个清清楚楚。匪首一看,此人小小年纪,聪明伶俐,又有如此胆量,当下心中便有些欢喜,很干脆地说:“回去给村里人说,那钱,免了!”父亲回到家后,原想这件事结束了,不料一个多月后,那个匪首来到村里跟奶奶商量:“你的儿胆大机灵,让他上山给我当个勤务兵!”奶奶不敢公开拒绝,婉言说:“孩子还太小,等再长一两年,一定送他去!”匪首觉得说得入情入理,不好勉强,就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提这事。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说:“自古以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这说明旧军队和土匪没啥严格界限,由兵而匪,或由匪而兵,兵匪原来是一家。兵是有执照的土匪,匪是无执照的强盗。偷来的锣敲着卖,这是兵;偷来的锣悄悄卖,这是匪。一个明火执仗,一个暗中使坏,上下其手,左右鬼脸,便是兵匪之肖像。民国时期,豫西兵连祸结,民众水深火热,兵剿匪,匪扰民,匪如梳,兵如篦,兵来匪去,兵去匪来。兵兵匪匪,兵匪莫辨,欺压的都是老百姓。
一
1925年的一天,新安县衙门口出现这样一幕:国民二军的几个士兵军服不整,歪戴着帽子在街上闲逛,他们的袖章上,都缀了一块白布,左边写着“不扰民”,右边写着“真爱民”,中间写着“誓死救国”。一位卖菜老农看这几个士兵吊儿郎当,就开玩笑地问:“老总,那袖章上写的是啥呀?给俺念念。”几个士兵认为老农不怀好意,骂道:“奶奶个熊,你这老杂毛还敢毛捣人?!”啪的一声,老农左脸挨了一巴掌。老农说:“你这是不扰民?!”啪的一声,老农右脸又挨了一巴掌,老农说:“你这是真爱民?!”这时,正好几个惯匪被保安团追赶,保安团招呼这几个兵一块儿追赶,他们理都不理,忙着修理那个老农。
这件事后来被人写进《乱世争雄》这本书,形象地再现了兵不治匪、欺压百姓的场面。当时洛阳民谣云:“不扰民,不害民,扛着镢头挨屋寻。找着银子抢银子,看见女人睡女人。”民谣又云:“当兵的一进门,两眼四下抡,不是找财物,就是寻女人。”当时的国民二军,由该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领导,驻扎在洛阳。新安县城驻有史宗法的一个旅,这些兵不剿匪,只扰民,每日里让商民缴税款,向农民征粮草,民财取尽,却不维护治安。
一日,新安县城附近刘庄一带遭土匪抢劫,地方乡绅通过新安县长孟广儒恳请驻军出城打匪,但旅长史宗法坐在太师椅上,慢悠悠地说:“我的任务是守城,而剿匪需要出城,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去。”当地乡绅非常生气,说:“土匪来抢一次,也仅扰民一日;当兵的驻军一年,就扰民365日。土匪不过是过路的强盗,尚可躲他一躲;驻军却坐在咱的头顶上,躲也躲不过。他娘的!简直是兵不如匪。”
兵不剿匪,就等于容匪、纵匪,无异于通匪。实际上,当兵通匪者大有人在。清末民初,出生于伊川彭婆乡南衙村的张治公,追随王天纵赴潼关抗清,担任高级军官的他却心怀二心,觉得此次入陕胜负不定,行至半途对他的堂弟张治修说:“你不要随部队入陕了,回洛阳老家还当刀客,占领山头,发展队伍。如果我到陕西能站住脚,你就把人马带过来,如果这支义军被清军打垮,我就回洛阳重入绿林。”张治修等人回到伊川,收复了几小股土匪,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胡作非为,为害一方,这杆土匪始终与张治公保持联系。这是军队长官通匪的一个小例子,而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两手抓,留一手,这一手不中了,就靠那一手,狡兔三窟。
二
在豫西,由兵而匪的典型是张巨娃,由匪而兵的典型是孙殿英。由兵而匪的张巨娃是汝州人。当初,他率地方武装剿匪非常坚决,经常抬着一口大铡刀,捉了土匪,就地铡为两截。所到之处,土匪纷纷逃匿。正因为如此,他颇受官府青睐。民国十九年,张巨娃的队伍被编入了宋天才的75师,驻扎卢氏县城,成为剿匪的骨干队伍。但张巨娃在豫西剿匪,也沾染了土匪的习气,向驻扎地派粮要钱时,竟然也像土匪那样“飞叶子”、下传帖,上面写明时限,过期不交,格杀勿论。当地民众苦不堪言,纷纷上告,民国二十年,上面决定遣散他的部队。他听到消息后,决定由兵而匪,拉杆子,建匪帮。当夜哗变——保卫一个县的部队,化为危害一个县的匪帮。他率领队伍弃守卢氏,把卢氏县城抢了个精光,临走又放了一把火,把半个县城烧得面目全非。张巨娃由兵转匪后,比土匪更土匪,走哪儿吃哪儿,无恶不作,每到一个村庄,先把大铡刀往村头一放,要钱要粮要女人。如不满足要求,就往铡刀下塞村民。由匪而兵的孙殿英,也是从豫西发家的大土匪和大军阀,豫西人称他“孙老殿”。这家伙游手好闲,在老家豫东永城县混不下去,1913年跑到豫西嵩县,投靠了匪首张屏,当上了一个小头目。1920年前后,他在嵩县、宜阳、偃师等地设香堂、招信徒,大力发展庙道会成员,培植亲信。接着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任机关枪连连长。接着又独立山头,拉杆成为土匪头子。他拉杆子期间,庙道会故意鼓吹他是神仙下凡,引得四方道徒捐资相助,拖枪来投,队伍猛涨,镇嵩军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将其招安,给个营长做,他嫌小,领到军装、手枪就跑回来为匪;吴佩孚再将其招安,给个团长做,他还嫌小,又领了一身新军装跑回山里。 1925年春“胡憨大战”爆发,孙殿英匪部又被憨玉琨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几年之间,他便“由匪而兵”、“由兵而匪”了好几次。就这样一会儿兵,一会儿匪,他最后竟然组建了新五军,成为国军正规部队的军长。
三
豫西匪患由来已久,《清稗类钞》一书中就有“豫西刀匪弥多”的记载,无论清代还是民国,官军屡屡剿匪,屡剿不绝,在剿伐与反剿伐的过程中,兵与匪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关系。史载河南督军张镇芳率领50营官军围剿白朗匪帮,结果“无一营不与白朗匪酣战,然无一营不与白朗匪私通”。兵匪看似对立,实乃相互依存。官军在剿匪时愿意采取招抚策略,先劝土匪归顺,若匪众愿受改编,则兵匪合一,皆大欢喜。近现代史上,匪化为兵的记录屡见不鲜,所有省份都有这种事。而匪帮化为军队,往往乐不可支,豫西民谣云:“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当土匪后当兵,“曲线救国”逞“英雄”,成为一些人的终南捷径。
匪首宁老七的“兵匪生涯”也是如此。宁老七是民国时期洛宁响当当的土匪,13岁便是一位小刀客。1920年他19岁,想娶个老婆,打听到韩沟寨有个美女,于是率匪把寨子围住,在寨墙外高喊:“不要钱,不要寨,快把朱家闺女交出来!不然待到破了寨,'顶脑儿’(人头)当成'青头菜’(青头萝卜),一刀一刀切下来!”一寨人都很无奈,瞪着眼睛看朱家,那是无声的催促。朱家没有办法,只好用绳索将女儿捆住,从寨墙上吊下来,宁老七得了压寨夫人,高高兴兴收刀走人。不料当年冬天,他就被官军所俘,处决他时,却有快马急报:刀下留人!原来是抓他的长官——陕州巡缉队长牛德看中他善战,要他将功折罪,加入官兵打土匪。于是他活了下来,剿了两年匪,可他匪性不改,以送母回家为由,跑回洛宁又拉起了杆子。时间不长,官军来剿,他再次被抓。这次他写下“还乡为民,永不为匪”的保证书,发誓当个老百姓。可到了1926年,宁老七的手痒痒,七找八找,投了镇嵩军,还当上了少将旅长,但当年10月就阵亡了。这类匪痞子、兵油子,命中注定不死在绿林中,就死在疆场上。兵兵匪匪,胡闹一场,便交代了一辈子。
四
对于匪首来说,乐意被官军招安的背后,往往有很大的动力,这动力就是“当官发财”。豫西民谣云:“大驾杆,二驾杆,又绑票,又搜山,先当刀客后当官。”“进山转一圈,出山就当官。”说的就是这个原因。当年张治公的匪帮被收编后,他当上镇嵩军第二旅旅长,部队驻扎在陕西周至县,这是一个产烟区,他大肆种植鸦片,贩卖烟土,迅速致富。他的父亲张正纪去陕西看他,返回河南老家时,仅大烟土就装了满满一船。那个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杀人放火做强梁。当兵为吃粮,当匪为吃粮,整个镇嵩军,上至最高统帅刘镇华,下到各旅长营长连长,都从陕西往洛阳贩卖烟土,一个个腰包都鼓了起来,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在这种情势下,公理不存,道德沦丧,一些农民不视当土匪为耻辱,反而哪家有人为匪,其邻居竟会受到绿林保护,从此可免受土匪骚扰之苦。如果有人当了军官,回乡时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马弁,耀武扬威,人们便艳羡不已。豫西人爱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剜不得好肉治不了脓疮。”旧时很多人横下一条心,不当兵,就为匪,弄得豫西匪患愈炽,屡剿而不净。而有的人反反复复,总舍不得离开匪行,养成了特有的土匪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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