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到民国，豫西成了土匪的王国。史料披露，1911年，洛阳官员抱怨豫西已成“匪区”，他们茫然地看到: 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受土匪袭扰。过去刀客只在夜晚出动，只在边远村庄动手；现在光天化日就抢劫城镇，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城乡田陌便路断人稀，纷纷关闭城门和寨门。
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豫西秋来风景异，洛阳雁去无消息。四面八方匪声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在这种形势下，豫西村镇纷纷筑寨御匪，每当土匪过境，村头响起锣声，百姓便扶老携幼，带上值钱东西，纷纷躲进寨中，老辈人说这叫“跑匪”。于是豫西的民匪对峙，成为了旧中国小规模战争的一个典型画面……
洛宁，过去叫永宁，土匪多如牛毛。上戈，过去叫上虢，在洛宁最西边，离县城55公里。西周时期，三门峡是虢国封地，从这里往虢国封地，须翻山越岭，就是“上虢”了。后来觉得“虢”字笔画太多，难写，就以“戈”字代替。我这次来上戈，就是参观乔家大院，看一个家族是怎样构筑工事防御土匪的。一看就明白了：凡能抵御土匪的寨子，都居高临下，建在高处。乔家是大地主，有6处紧密相连的宅院，门前是缓坡，下面是小河，门前有炮楼（已坍塌），墙上有枪眼，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互相连接，院前有开阔地，院落之间互通。土匪来了，必先在过河时挨枪，再于开阔地上死伤。乔家很牛，牛到一家便能筑寨御匪，不与其他农户联手。但在通常情况下，单门独寨要和土匪对峙，是很危险的，如果乔家没有人当官，常在外面“罩”着，很容易被土匪破了寨子。因为没有大批民众参战，仅靠家丁是不行的。洛宁人说不论大寨小寨，凡能筑起寨墙的，都是里面有地主。如果没有富户领头凑份子，搞集资，穷人是拿不出多少银子的，寨子也就筑不起来。相对于土匪来说，地主是“民”之范畴。这些富户由于家财多，怕抢了；房舍多，怕烧了；人口多，怕绑票，所以筑寨御匪，最为积极。
修成的寨子分为两种：一种不在生活区内，但离村庄较近，具有天然山头或沟壑，再经过人工构筑，形成可与土匪对峙的战斗堡垒。乡民根据多年“跑匪”经验，会在寨内预备5天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饮水、柴薪等。一旦土匪过境，男女老幼一起入寨。这种寨子的防御功能，远远大于抵抗功能旨在躲匪，不是抗匪。
另一种是平地起寨，围着村子四周垒寨墙，留一两个寨门，寨墙上架起炮，布置弓弩阵。这类寨子类似《水浒传》中的祝家庄，说白了，就是和土匪对峙的，有的还挑一面旗帜，意思是：此寨不好惹，刀客绕开行！一些强悍匪帮，一见到挑旗的大寨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专门来挑衅，撕围子抢夺。这些寨子被破后，往往会被血洗，鸡犬不留。所以豫西民谚云“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首倡“跑匪”，不是“抗匪”。但到底是“跑匪”合算？还是“抗匪”合算？老百姓的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1922年，洛宁县民匪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战，一部分人弃寨逃跑，一部分人筑寨御匪，结果吉凶分明，命运完全不同……这个村庄是余庄，现在属于城郊乡，离洛宁县城很近，是个大寨子，清末时就有近千口人，居民分片居住，分为东西两街。东街李家富裕，主事人李用；西街郭家富裕，主事人郭文锦。李用最先提出筑寨方案：集中东西两街人力财力，合建一个坚固的大寨子，彻底杜绝不间断的土匪骚扰。他来西街找郭文锦商量。郭说：花钱筑寨不划算，不如带钱躲匪合算，婉言谢绝了。东街人遂决定自己建寨子。于是先按人口摊钱，然后按房子摊钱，再以牲口摊钱。最后，摊得一村人手头拮据，可筑寨的费用还不够。当时李家最富，他不负众望，可着劲儿往外拿钱，最后总算把寨子建起来了。这寨子建得有“派头”：寨墙底宽丈八，顶宽一丈，高丈八。有八个炮台，三道寨门，每隔八尺一个枪眼。寨子正像“李用”之名一样，毕竟是“有用”的。从此寨内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固守一套冬春打更制度，入夜有人站岗，平时搞些军事演练。寨中年轻妇女都是好后勤，寨中青壮男子都是“准军人”。寨子筑起６０年间，过境土匪知此寨不好打，都绕寨而走，无来攻寨者。但凡事有例外。寨子筑起60年后，从宝丰开来了“老洋人”的刀客队，时为１９２２年６月21日，先是有几个外乡耍蛇人，从宜阳方向往西走，路过余庄时说：快躲躲吧，东边来了一杆刀客，好几千人哩！此时的“东街代表”是李虎文，赶紧找到西街乡绅郭百龙（时光推移了60年，仍是李、郭两家后裔主宰着东西两街）。李虎文对郭百龙说：此番刀客势大，听说有好几千人，请你们西街人共同入寨，共同守寨！郭百龙说：平时，西街人都住在东街寨子外面，这时候才想起让我们去守寨，我这思想工作不好做呀！郭百龙直接回绝了东街人的求援。于是东街人决定单干，李虎文在关帝庙召开战前动员会，自任“总指挥”。余庄村５００多人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锣声响起，寨旗高扬，２００多名青壮“准军人”上寨墙迎战刀客。这边民匪对峙开始，那边西街人开始疏散，留下空空荡荡的街区，还留下幸灾乐祸的预言：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
土匪攻寨，多在半夜围寨，拂晓时分开战。２２日一大早，“老洋人”2000名刀客开始攻寨。第一轮攻击的是马队，散开队形压了上来，边奔驰边往寨墙上射击。第二轮是跟在后边的徒步刀客，扛着云梯狂喊猛冲。余庄人开炮了！是那种“鸡娃子炮”，全是霰子，杀伤力虽不强，但杀伤面积大，由在余庄开铁匠铺的胡铁匠研制。放了三响，炮却哑了。胡铁匠急忙找原因，将炮弹（俗称“鸡娃”）退出细看，正纳闷间，“鸡娃”在他的手中炸了，胡铁匠被炸得血肉横飞。
匪首“老洋人”见余庄寨坚固，遂另辟蹊径，让正面阵地的刀客佯攻，一部分人却偷偷从西街空房上登临过来。中午１２点，寨子就被攻破了。匪帮进寨，不留男人，见到就杀，１６岁的小炮手李水贵，从城墙上下来已经晚了，3个刀客见他脸上被火药熏得跟炭人似的，就知他是炮手，非整死他不可。最后追到大麻地里，李水贵连挨数刀，殉寨了。３２岁的染坊掌柜李致荣，逃命时还掖着铺里的账本。刚出门就遇上一刀客，那人连扣两次扳机，枪都没有打响，说：“你命大，走吧！”李致荣捡回了一条命。同样是守寨，也有守成功的——１９２２年9月中旬，临汝王老五匪帮来打洛宁磨头寨，寨外扎下营盘，发出通牒：限3天，开寨门，奉献财物！不然鸡犬不留！寨主王清泰召集村人商议：是守寨呢，还是交钱物。初，举棋不定；后来，意见统一——寨子既然筑起来了，就得使，选择守寨！王老五于是攻寨，打了两天，拿不下来，反而死伤二三十人。于是要求谈判，只要让队伍从寨外路上通过就行。磨头寨态度强硬，说：“借路可以，但要一个一个过，如有两人以上聚集，就开枪。”王老五只好诺诺，带领着队伍，灰溜溜地一个一个过去了。磨头寨由此出了名，有人编了顺口溜：“孙洞寨，白奶奶，刀客来了门开开；磨头寨，铁打寨，刀客来撞死得快！”其中说的孙洞寨，实行的是“不抵抗主义”，结果被民谣拿来讽刺，可见若有军事实力，民众并不怕与土匪较量。洛宁民众向来胆大，敢于争胜斗狠，敢于出奇制胜。当地老农告诉记者，其实这胆量是让刀客给“练出来的”，土匪太多了，老百姓必须和刀客打交道，见得多了，也就胆大了。城村村民张云生，乳名“二毛子”，十来岁时被宜阳刀客绑了票。匪首姓冯，传过话来：“人关在赵保乡，拿来一麻袋大洋，就放人！拖延一日，割掉鼻子！”
张家是大财主，有水旱田２５顷，完全可以满足土匪要求，张家的长工丁成志却说：“不给龟儿送钱！我去宜阳领票！”他一块银元也不带，袖了一把刀就去了。见了姓冯的，丁成志大声说：“我送的是‘银票’！”他接近对方时，忽然袖中出刀，架在冯的脖子上，说：“我也是刀客！放人吧！”结果“二毛子”毫发无损被救回来了，一个大洋都没花。对豫西匪事很了解的马庆泉，也写了类似一件事：解放前豫西匪患不断，父亲12岁那年，有一队土匪骑马绕村子跑了一圈，叫道：“大伙听了！限5天之内，送500块银洋来！逾期不交，炮打火烧，把你们村夷为平地！”村民们都不富裕，哪里凑得500块银洋？父亲一打听，土匪驻扎在山上，头领姓尚，恰好和自己的老母同姓。于是到镇上买了一盒点心，一个人就上山了。到了土匪山寨下，对站岗的说：“烦你通报你们当家的，说他的外甥来了。姓尚的匪首很纳闷，哪儿冒出来个外甥？父亲见了他，只管拜了一拜，然后把自己何方人氏，因何来此，村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等等，大腔大气，如此云云，说了个清清楚楚。匪首一看，此人小小年纪，聪明伶俐，又有如此胆量，当下心中便有些欢喜，很干脆地说：“回去给村里人说，那钱，免了！”父亲回到家后，原想这件事结束了，不料一个多月后，那个匪首来到村里跟奶奶商量：“你的儿胆大机灵，让他上山给我当个勤务兵！”奶奶不敢公开拒绝，婉言说：“孩子还太小，等再长一两年，一定送他去！”匪首觉得说得入情入理，不好勉强，就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提这事。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说：“自古以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这说明旧军队和土匪没啥严格界限，由兵而匪，或由匪而兵，兵匪原来是一家。兵是有执照的土匪，匪是无执照的强盗。偷来的锣敲着卖，这是兵；偷来的锣悄悄卖，这是匪。一个明火执仗，一个暗中使坏，上下其手，左右鬼脸，便是兵匪之肖像。民国时期，豫西兵连祸结，民众水深火热，兵剿匪，匪扰民，匪如梳，兵如篦，兵来匪去，兵去匪来。兵兵匪匪，兵匪莫辨，欺压的都是老百姓。
一
1925年的一天，新安县衙门口出现这样一幕：国民二军的几个士兵军服不整，歪戴着帽子在街上闲逛，他们的袖章上，都缀了一块白布，左边写着“不扰民”，右边写着“真爱民”，中间写着“誓死救国”。一位卖菜老农看这几个士兵吊儿郎当，就开玩笑地问：“老总，那袖章上写的是啥呀？给俺念念。”几个士兵认为老农不怀好意，骂道：“奶奶个熊，你这老杂毛还敢毛捣人？！”啪的一声，老农左脸挨了一巴掌。老农说：“你这是不扰民？！”啪的一声，老农右脸又挨了一巴掌，老农说：“你这是真爱民？！”这时，正好几个惯匪被保安团追赶，保安团招呼这几个兵一块儿追赶，他们理都不理，忙着修理那个老农。
这件事后来被人写进《乱世争雄》这本书，形象地再现了兵不治匪、欺压百姓的场面。当时洛阳民谣云：“不扰民，不害民，扛着镢头挨屋寻。找着银子抢银子，看见女人睡女人。”民谣又云：“当兵的一进门，两眼四下抡，不是找财物，就是寻女人。”当时的国民二军，由该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领导，驻扎在洛阳。新安县城驻有史宗法的一个旅，这些兵不剿匪，只扰民，每日里让商民缴税款，向农民征粮草，民财取尽，却不维护治安。
一日，新安县城附近刘庄一带遭土匪抢劫，地方乡绅通过新安县长孟广儒恳请驻军出城打匪，但旅长史宗法坐在太师椅上，慢悠悠地说：“我的任务是守城，而剿匪需要出城，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去。”当地乡绅非常生气，说：“土匪来抢一次，也仅扰民一日；当兵的驻军一年，就扰民３６5日。土匪不过是过路的强盗，尚可躲他一躲；驻军却坐在咱的头顶上，躲也躲不过。他娘的！简直是兵不如匪。”
兵不剿匪，就等于容匪、纵匪，无异于通匪。实际上，当兵通匪者大有人在。清末民初，出生于伊川彭婆乡南衙村的张治公，追随王天纵赴潼关抗清，担任高级军官的他却心怀二心，觉得此次入陕胜负不定，行至半途对他的堂弟张治修说：“你不要随部队入陕了，回洛阳老家还当刀客，占领山头，发展队伍。如果我到陕西能站住脚，你就把人马带过来，如果这支义军被清军打垮，我就回洛阳重入绿林。”张治修等人回到伊川，收复了几小股土匪，队伍很快发展到２００多人，胡作非为，为害一方，这杆土匪始终与张治公保持联系。这是军队长官通匪的一个小例子，而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两手抓，留一手，这一手不中了，就靠那一手，狡兔三窟。
二
在豫西，由兵而匪的典型是张巨娃，由匪而兵的典型是孙殿英。由兵而匪的张巨娃是汝州人。当初，他率地方武装剿匪非常坚决，经常抬着一口大铡刀，捉了土匪，就地铡为两截。所到之处，土匪纷纷逃匿。正因为如此，他颇受官府青睐。民国十九年，张巨娃的队伍被编入了宋天才的75师，驻扎卢氏县城，成为剿匪的骨干队伍。但张巨娃在豫西剿匪，也沾染了土匪的习气，向驻扎地派粮要钱时，竟然也像土匪那样“飞叶子”、下传帖，上面写明时限，过期不交，格杀勿论。当地民众苦不堪言，纷纷上告，民国二十年，上面决定遣散他的部队。他听到消息后，决定由兵而匪，拉杆子，建匪帮。当夜哗变——保卫一个县的部队，化为危害一个县的匪帮。他率领队伍弃守卢氏，把卢氏县城抢了个精光，临走又放了一把火，把半个县城烧得面目全非。张巨娃由兵转匪后，比土匪更土匪，走哪儿吃哪儿，无恶不作，每到一个村庄，先把大铡刀往村头一放，要钱要粮要女人。如不满足要求，就往铡刀下塞村民。由匪而兵的孙殿英，也是从豫西发家的大土匪和大军阀，豫西人称他“孙老殿”。这家伙游手好闲，在老家豫东永城县混不下去，1913年跑到豫西嵩县，投靠了匪首张屏，当上了一个小头目。1920年前后，他在嵩县、宜阳、偃师等地设香堂、招信徒，大力发展庙道会成员，培植亲信。接着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任机关枪连连长。接着又独立山头，拉杆成为土匪头子。他拉杆子期间，庙道会故意鼓吹他是神仙下凡，引得四方道徒捐资相助，拖枪来投，队伍猛涨，镇嵩军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将其招安，给个营长做，他嫌小，领到军装、手枪就跑回来为匪；吴佩孚再将其招安，给个团长做，他还嫌小，又领了一身新军装跑回山里。 1925年春“胡憨大战”爆发，孙殿英匪部又被憨玉琨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几年之间，他便“由匪而兵”、“由兵而匪”了好几次。就这样一会儿兵，一会儿匪，他最后竟然组建了新五军，成为国军正规部队的军长。
三
豫西匪患由来已久，《清稗类钞》一书中就有“豫西刀匪弥多”的记载，无论清代还是民国，官军屡屡剿匪，屡剿不绝，在剿伐与反剿伐的过程中，兵与匪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关系。史载河南督军张镇芳率领50营官军围剿白朗匪帮，结果“无一营不与白朗匪酣战，然无一营不与白朗匪私通”。兵匪看似对立，实乃相互依存。官军在剿匪时愿意采取招抚策略，先劝土匪归顺，若匪众愿受改编，则兵匪合一，皆大欢喜。近现代史上，匪化为兵的记录屡见不鲜，所有省份都有这种事。而匪帮化为军队，往往乐不可支，豫西民谣云：“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当土匪后当兵，“曲线救国”逞“英雄”，成为一些人的终南捷径。
匪首宁老七的“兵匪生涯”也是如此。宁老七是民国时期洛宁响当当的土匪，１３岁便是一位小刀客。1９２０年他１９岁，想娶个老婆，打听到韩沟寨有个美女，于是率匪把寨子围住，在寨墙外高喊：“不要钱，不要寨，快把朱家闺女交出来！不然待到破了寨，'顶脑儿’（人头）当成'青头菜’（青头萝卜），一刀一刀切下来！”一寨人都很无奈，瞪着眼睛看朱家，那是无声的催促。朱家没有办法，只好用绳索将女儿捆住，从寨墙上吊下来，宁老七得了压寨夫人，高高兴兴收刀走人。不料当年冬天，他就被官军所俘，处决他时，却有快马急报：刀下留人！原来是抓他的长官——陕州巡缉队长牛德看中他善战，要他将功折罪，加入官兵打土匪。于是他活了下来，剿了两年匪，可他匪性不改，以送母回家为由，跑回洛宁又拉起了杆子。时间不长，官军来剿，他再次被抓。这次他写下“还乡为民，永不为匪”的保证书，发誓当个老百姓。可到了１９２６年，宁老七的手痒痒，七找八找，投了镇嵩军，还当上了少将旅长，但当年１０月就阵亡了。这类匪痞子、兵油子，命中注定不死在绿林中，就死在疆场上。兵兵匪匪，胡闹一场，便交代了一辈子。
四
对于匪首来说，乐意被官军招安的背后，往往有很大的动力，这动力就是“当官发财”。豫西民谣云：“大驾杆，二驾杆，又绑票，又搜山，先当刀客后当官。”“进山转一圈，出山就当官。”说的就是这个原因。当年张治公的匪帮被收编后，他当上镇嵩军第二旅旅长，部队驻扎在陕西周至县，这是一个产烟区，他大肆种植鸦片，贩卖烟土，迅速致富。他的父亲张正纪去陕西看他，返回河南老家时，仅大烟土就装了满满一船。那个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杀人放火做强梁。当兵为吃粮，当匪为吃粮，整个镇嵩军，上至最高统帅刘镇华，下到各旅长营长连长，都从陕西往洛阳贩卖烟土，一个个腰包都鼓了起来，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在这种情势下，公理不存，道德沦丧，一些农民不视当土匪为耻辱，反而哪家有人为匪，其邻居竟会受到绿林保护，从此可免受土匪骚扰之苦。如果有人当了军官，回乡时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马弁，耀武扬威，人们便艳羡不已。豫西人爱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剜不得好肉治不了脓疮。”旧时很多人横下一条心，不当兵，就为匪，弄得豫西匪患愈炽，屡剿而不净。而有的人反反复复，总舍不得离开匪行，养成了特有的土匪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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