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奋斗进取成为这个时代的口号,于是普遍认为人生应该要积极,不应该消极。一个人倘若被批评说:“他最近很消极。”这就意味着他凡事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消极”几乎与消沉、苦闷、悲观、沮丧的含义相近。反之,“积极”代表一个人充满活力、信心、目标鲜明,步伐快速,因此,比消极的人较能得到丰收的喜悦。“积极”之所以被赞许,“消极”之所以被呵斥,理由在此。
但我们深一层观察,一个人倘若利用他的活力,去追求错误的目标,并充满信心,步伐快速,有朝一日,目的达成,结果会如何呢?岂不是落得害人害己的下场。
社会上许多败类,有“学”有“术”,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也很积极。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给人的观感如何?于是我们有一种“积极未必是好”的领悟。俗语说:“有志者事竟成。”有“志”未必值得喝采,要紧的是看他立的什么“志”。所以《优姿塞戒经·毗梨耶波罗蜜品》说:“精进二种,一正一邪,菩萨远离邪精进已,修正精进。”
假使我们再深一层观察,消极乃是对某种事物不感兴趣之谓,一个人若对他生而为人,觉得无意义、无价值,以至于变成醉生梦死,行尸走肉,当然不对,但如果他只是对于作奸犯科,投机取巧,或饮酒食肉、声色犬马,不感兴趣,态度消极,这种消极至少对社会人群没有什么害处。假使他在“诸恶莫作”或“淡泊寡欲”之余,进一步能“众善奉行”或“转欲火为慧火”,那么他的表现便值得赞扬。许由、巢父的高蹈,陶渊明的退隐,似乎有“独善其身”的意味,但较之那些小头钻面或脑满肠肥者流,这些人格清高的风范,对社会何尝没有贪夫廉,懦夫立的教化作用。因此,对于历史上这些“消极”的隐士,我们虽不必十分欣赏,但似乎也不用过于苛责。
因消极而趋于消沉、苦闷、悲观、沮丧的人是值得同情的,身处五浊恶世,众苦交 煎,生存何其不易,这些人都是较弱的一群,但决非不可救药的一群,因为本着他们对人世较深刻的体验与观察,何尝不能在“泪眼中见到天国”?他们有可能将消沉转为沉着,苦闷转为苦心,悲观转为悲悯,沮丧转为对昨日之我的扬弃,拉起人生的风帆,重新航向无边安乐的彼岸。
邪精进的人总有一天会尝到苦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别看他们一时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十分可恶,其实他们十分可怜,比起那些消沉苦闷的人,他们的觉悟较晚,解脱也较迟,他们必须等到心中的“妄想”行不通,计划不受欢迎,进展受挫折、延迟,身心交 瘁,灰头土面之际,才会“猛醒”。万一他们的“福报太大”,得以“所求如意”,那么他们的罪业有可能延到来生,直至恶贯满,罪报纷至,他们才有“良心发现”,“改邪归正”的一天。
一个人积极地“明悟心性”,发展完美的人格,充实学识,提高智慧,端正品行,利乐有情,无论如何是正确、有意义的。但是过度奋斗进取的结果,也使人精神紧张,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减低工作效率,造成所谓的“欲速则不达”(孔子),“其进锐者退速”(孟子)。因此,积极精进的人应该要注意到孟子说的不“揠苗助长”,“勿忘勿助”,“盈科而后进”,佛家说的“平等修集,不急不缓”(《优姿塞戒经·毗梨耶波罗蜜品》)以及“沙门学道……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恼,行即退矣,其行即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失矣。”(《四十二章经》)消极于罪恶之造作或欲望 之追逐的人,无论如何可享有较多的逍遥,所以自古云:“知足常乐。”他们不必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胸中没有冰炭,脸色不必伪装,但假若一切贪欲没有了,连正当的希望也没有了,低俗的趣味放弃了,连带也放弃高贵的理想,否定一切事物的存在与价值,使生活由悠闲、轻松、宁静,变成无所事事,懒散、无聊,这便是非理的消极,也是佛家所呵斥的“恶取空”,达不到“空灵”、“空明”,而是走向“枯寂”、“死寂”。因此,我们要知道,正确的消极,其目的只是为要腾出宝贵的光陰,洗净心灵的污垢,宁静致远,悲智双修,建设净土,而不是自得其乐,或放弃一切。
综上所论,可知积极未必是好,消极也未必不好,这要因事而论。而且积极与消极应讲求分寸,过分的积极与非理性的消极都是无益有害。
一般人以为西方思想较积极、进步,东方哲学较消极、保守,显然只是肤浅的看法。平心而论,西方人与东方人各有其积极奋斗的方向,也各有其消极、漠视的一面,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重视物质的研究、增产、控制与享用,而漠视精神主体的启发、修养、开拓与净化,东方古圣先贤反之,重精神而轻物质。同为追求人生至乐,只是看法有别,努力目标有别,以东方圣哲的立场来看,幸福之本在心不在物,西方唯物论者以为物质是基层建筑,精神是上层建筑,物质为先,精神为后,究竟谁是谁非,只有各人凭智慧去思索了。《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论语》有子曰:“君子务本。”树犹有根,人可无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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