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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扒手在火车站窃得旅行包,打开一看:妈呀,人头!

1扒手奇遇

沈阳南站现代化的售票大厅,扒手“黑驴”和“瘦狗”左顾右盼,终于选中一个目标。这是个三十多岁的男青年,背一套乳白色的“花花公子”牌西装,脖系着一根意大利进口的真丝带,足蹬一双新的“阿迪达斯”牌旅游鞋,戴着两枚沉甸甸足赤戒指的左手拎着一只棕色大旅行包。

“买到鞍山的一张。”这个男青年把旅行包放在脚下,左手抓住售票口外的铁栏,右手把钱递进售票口。

火候到了!

“买到大连的一张”。黑驴两手把钱举过头顶,肚皮贴着那个青年后背,使劲往售票口挤。

黑驴一挤可不要紧,原来就七扭八歪的长队顿时鼓了包。前边挤、后边拥,七八个加塞的人趁机混水摸鱼也往前钻。售票口前如同开了锅一样,顿时乱了套。叫的、喊的、骂的,乱成了一锅粥。

俗话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趁混乱之机,瘦狗眼疾手快,不动声色地拎起那个棕色旅行包,眨眼间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逍遥酒家”座落在沈阳市铁西区中部一条偏僻胡同深处。在酒家后屋的一张圆桌边,瘦狗和黑驴正在狼吞虎咽地撕猪油汪汪的“符离集烧鸡”,啃着五香排骨,嚼着花生米,喝着“强力”啤酒。

十五筒啤酒下肚后,两个开始分赃。黑驴把旅行包拎到桌上,撬开锁,两人屏住呼吸。四只眼睛瞪得像包子一样,死死盯着旅行包。

瘦狗慢慢拉开旅行包拉链,用手一掏,妈呀!一声怪叫,瘦狗的眼睛直了,嘴一下子咧到耳根。

原来,旅行包的顶上面放着一颗面目狰狞,沾满血迹的人头。人头下整齐地摆放着血肉模糊的大腿、胳膊……

2一张药费收据

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刑侦员对旅行包的尸块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技术鉴定。

尸检报告证实:死者为男性,血型A型,根据肱骨推算,死者的年龄约在30岁——40岁之间,身高在1.73米左右。根据尸斑形成的情况判断,死亡的时间在2天以上,一个星期之内。

在旅行包内,刑侦技术人员从死者裤兜里发现一张署名患者为高波,编号为5143467的抚顺市中心医院的药费收据。收据的开出时间是1991年2月26日,上面写有付:西药“疥疮膏”药费7.80元。

勿庸置疑,这张药费收据成了查找尸源和破案线索的关键。

抚顺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受案后,立即通过计算机查出全市叫高波的共有36人。符合30岁——40岁这个年龄段的仅有4人。经排查:这4个高波目前不仅均健在,而且短期内也不大会有失踪或被人杀害碎尸的可能,线索断了,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刑警大队的侦查员们急得跺脚咬牙。

刑警队长张成昆却不慌不忙,他对队员们说:“不能一棵树吊死,那只好另想办法”。

“那你说怎么办?”一个队员急忙问道。

“你们看这个……”,说着张成昆从兜里取出药费收据。“大家看,高波从市中医院开的是疥疮膏,你们说,用这种药的大部分是什么人?”

“那还用说,关押在收审所、看守所人犯呗”。一个队员脱口而出。

“对,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些人身上做文章。”

十几分钟的静场过去后,侦查员尤增杰想起一件事:“今年初,我办了一起盗窃案,被收审的案犯叫高传波。我恍惚记得同监狱人有称他高波的。这小子三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住新抚区站前街。没有职业,1989年因盗窃劳动教养三年。大概——是春节前,因生疥疮被保外就医。”

黄昏。夕阳西下,残阳如血。

在新抚区西五路人民电影院附近。一栋居民楼里,张成昆带领侦查员找到了高传波家。这是一套二室一厅带封闭后阳台的新房子。地铺着红松地板,墙壁四周镶着漂亮带有雕花图案的护墙板,雪白的棚顶垂着枝型宫灯。

问清来意后,女主人张蓉紧张地说:“高传波已不在这住了!我们两家半月前换的房。高传波现住在延吉街27委14组。”

“你们是怎么换的房?”张成昆态度和蔼地问道。张蓉思忖一下,慢慢地说:“大约二十多天前,我弟弟领着他一个姓张的朋友到我家。这个姓张的跟我说,他小舅子因做买卖赔了本儿,三天之内不还债,就要上法庭。所以想用装修好的两室一厅换一间平房,但要一万元现金。当时,我和爱人一合算,就同意了。三天后,姓张的领我和他小舅子见了面。我当场付的钱。谁知第三天晚间姓张的小舅子就找到我,像有什么急事似的,催我们第二天就搬家,好在他的房子已装修好,什么都不缺,搬就能住,所以,第二天我们就相互搬了家。”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吗?”张成昆问。

“知道,他告诉我,他叫高传波。”

当张成昆他们驱车来到延吉街27委14组高传波家时,天空已经缀满了繁星。高传波的新住处远离城区。房前是一片宽阔的蔬菜地,房头是一家木器厂的高大围墙,房后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泥泞小道。这溜平房的居民大多数是因原住地动迁临时租房住的,相互间都比较陌生。

高传波家的门锁着,可透过厚实的窗帘,却可以看见里边亮着微弱的灯。据邻居反映,五六天前一个深夜,高传波家传出一阵挺大的动静,后来就鸦雀无声了。可他家的灯却一直亮着。

还有一位邻居说:高传波离家后不久,她曾看一个穿黑皮夹克衫的男青年为高传波的家门换上一把新暗锁。

高传波的居室阴暗潮湿,屋里充满霉气味;屋的西南角有张缺腿的写字台,上面东倒西歪地放三个空白酒瓶,七八个开盖的肉罐头盒里蠕动十几个硕大的蟑螂,一只电烤鸡的残骸上爬满淡黄色的蚂蚁。在写字台下边放着一把沾满了暗红色血迹的斧头。

屋子的东北侧是一张油漆斑驳的铁质双人床,床上那床旧缎子被和一只油渍麻花的枕头上溅满血点,枕头下压着两把折叠刀,南窗台上有个铁盒,盒里是几只管装疥疮膏。

经法医检验,室内的血迹均为A型,同在沈阳发现的尸块血型相同。随后侦查员又拿着在沈阳发现的药费收据来到市中心医院,在院方的大力协助下,查到高传波的处方笺,上面开的药正是管装疥疮膏,价钱,数量、生产厂家,牌号全都一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分析判断?在沈阳发现的尸块就是高传波,而杀人分尸的现场就在高家。

3一波未平一波起

是谁杀了高传波?为什么要杀死他呢?种种迹象表明,作案者是熟人。

按照沈阳市公安局法医对尸块鉴定的结论:高传波的被害时间在两天以上,一个星期之内,而发现尸块的时间为3月4日早晨。高传波到中心医院开药的时间为2月26日。照此推断:高传波被害时应在2月26日到3月1日期间。根据高传波邻居提供的情况看,在高传波被害后不久,只有一个男青年到过杀人碎尸现场,他就是那个身穿黑皮夹克衫的男青年。

可要想在茫茫人海中,准确无误地找到这个不知姓甚名谁和体貌特征的男青年,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看来,只好另打主意了。

如果找到高传波之妻何颖,肯定会查到高传波最嫡系的“狐朋狗友”。可遗憾的是侦查员虽然是满怀希望跑遍何颖可能栖身之处,但却带着失望和沮丧而归。何颖失踪了!

据何颖母亲讲:当初何家说死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可何颖却犟得厉害,公开声称:宁肯同家人断绝一切关系,也非高传波不嫁。这样,何颖同家人弄僵了,结婚后,一直没回过娘家!家人也很少过问她的行踪。

在何颖工作的市某医院,院领导介绍说:去年底,医院实行护士招聘制,因种种原因何颖没招聘上,所以一直闲居家中,平时很少到医院来。今年1月14日,何颖突然给院里打来电话,说是要求同高传波离婚并希望院里能给出具介绍信。从那以后,就杳无音信了。据说到深圳做买卖去了。

无奈,侦查员又找到了高传波前妻李娜。闲谈中,李娜无意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今年一月末的一个深夜,高传波满身酒气,慌慌张张地敲开了她家门,将一台“东芝”彩电,部分高档衣物白送给她,临走时,高传波又给她一个牛皮纸袋,里边装有装5000元现金。当时,李娜被高传波的举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当初,他们就是为了钱打得你死我活,最后离的婚,如今,他主动将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送上门来,实在令人费解。

当李娜问钱是从哪来的时,高传波迟疑了一下说,他和何颖离婚了:他把房子卖了。这钱就是卖房子的部分现金。李娜又问:何颖现住在何处?高传波热脸刷地一下白了,腮帮子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最后,他恶狠狠地骂李娜说:“你他妈今后少问何颖的事,小心我废了你……”

从那无深夜分手后,李娜再也没见过高传波,也没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高传波被杀,何颖又活不见踪影,死不见尸首,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案件越搞越复杂。

4初露端倪

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高传波死前起码有三个疑点:一是突然用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商业区的豪华套间换偏僻地区的一间平房,实在令人费解。虽然对方付给他一万元补差,但对腰缠万贯的高传波来说,简直如九牛一毛。

二是高传波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家中的贵重物品无偿地送给前妻呢?

三是高、何这对萍水相逢的露水夫妻,绝不会无缘无故地闹离婚。在法院没判之前,高传波就把俩人婚后的共同财产白送给了前妻,号称“玉面狼”的何颖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由此看来,何颖的失踪可能与高传波有因果关系。

为了解开这三个谜,张成昆领着众兄弟又一块“造访”了高传波在市中心区的原住房。张成昆的判析果然准确。侦查员队在地板上、墙壁上、门拉手上发现提取了大量血迹。经法医检验为B型血,与何颖职工登记表上的血型记载一致。看来,何颖也有大可能“命归黄泉”了,但尸体何在?为何被杀?她的死与高传波有什么因果关系,这些透底仍在云雾山中……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抚顺市最大的房屋调换处前,人头攒动,前来参加交易的人三五成群,各踞一方,窃窃私语。抚顺市赫赫有名的“房耗子”——绰号“尿壶”的中年男人被“杨记烧麦馆”的老板请进雅座。

“张老弟,这二位是我最铁的哥们,有事想求帮忙。”杨老板笑容可掬把“尿壶”让上首席,满满地斟上了一杯冰镇啤酒。

“想调房吗,好办,这对哥们来说小菜儿一盘,不过,你们能出多少好处费?”

“房吗?暂时还不想调,不过有件小事需要你!”话音未落,坐在“尿壶”左侧的彪形大汉从兜里掏出一个橄榄绿塑料皮工作证,“尿壶”一看顿时哆嗦起来。

“别怕,别怕,你难道不想跟警察做朋友吗?”刑警队长张成昆挟起一块五香排骨塞进了“尿壶”的嘴里。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吧?”

“认识,认识,这个人叫高传波,跟我一样是靠房混饭吃的。”“尿壶”头点的象鸡啄米一样。

“谁和高传波关系最密切?”

“冯国呗。”“尿壶”脱口而出。

“你把冯国的情况详细说一遍。”张成昆悄悄地按下了衣兜里微型录音机的录音键。

“高传波和冯国是怎么认识的,我不太清楚,不过,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就数他俩最铁。三天两头一起喝,就连嫖小姘,也是各玩半宿。年初,冯国赌博输了钱,是高传波借他2500元,才还的债。大约是在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高传波慌慌张张同冯国找到我,提出要用他装修好的两室一厅换一间地处偏僻一点的平房,条件是要一万元现金,越快越好。”

“以后你又见过高传波和冯国么?”

“见过,2月26日、28日上午,在调房处戏两次见到高传波和冯国”。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张成昆问。

“不瞒你们说,2月26日我过生日。”

“冯国当时穿什么衣服?”

“这小子穷得叮当乱响,一件破皮夹克像租来似的,整天套在身上。”

“你说的都是真话?”,张成昆冷冷问道。

“我他妈的要有半句瞎编,生孩子没屁眼儿……”“尿壶”急了,唾液横飞,指着灯泡发起誓来。

“那好,我敬你一杯……”张成昆端起了酒杯。

5千里追踪觅冯国

在黑道上,冯国可谓是个“人物”。他年方三十有五,论相貌,浓眉大眼,高鼻梁,不胖不瘦,一米七五的标准个头,确实是个令怀春少女、风流少妇怦然动心的美男子。论心计,冯国是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城府很深、老谋深算的人。在他35年的人生史上,曾因流氓被劳教2年,因重大盗窃被判刑3年,因诈骗犯罪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他先是卖白条鸡,赚了一笔钱后,专门入舞厅、酒吧、音乐茶座、卡拉OK、餐馆寻花问柳,拈花惹草。

几天前的一天上午,冯国正在一家叫“野花”的酒吧间里与一位漂亮的服务员小姐调情,突然腰上的BB机响了。“喂,我是冯国,谁找我?”他点燃一支香烟。冲着电话机轻声问道。

“我是张蓉啊,我找高传波一直找不到,求你帮忙呀。”

“高传波去广州了。”冯国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撒谎,高传波根本没去广州,昨天公安局不少警察到我家,连墙壁纸都给撕下来,你俩肯定在和我换房上搞名堂了……”听完这句话,冯国半天没吱声。他轻轻放下电话,疾步走进洗手间,抠出BB机的电池,一扬手投进门边的痰盂里,然后顾不上与已答应同他上床的服务员小姐话别,就无声无息地溜出了门外。

在刑警大队技术科,冯国十指指纹卡片被调了出来。经比对,高传波家厨房煤气台上酒瓶上的指纹和寝室窗台上汽水瓶上的指纹均为冯国所遗留。冯国构成重大杀人碎尸嫌疑。

立即拘捕冯国,一张盖有市公安局鲜红大印的拘留证放在张成昆面前。

可遗憾的是此时冯国早已逃之夭夭了。华灯初上,繁星低垂。在盛产扒鸡的山东省德州市疲惫不堪的冯国如丧家之犬,寻找着安全的落脚点。

冯国找到一家长途电话局,钻进了附近一家夜宵店,买了一瓶“济南白酒”啃着扒鸡,嚼着花生米,慢悠悠地自斟自饮起来。凌晨1点30分,冯国操起了直拨电话……

可冯国作梦也没想刭,一个小时后,张成昆也操起直播电话,要通了济南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值班室。

翌日中午,春风得意的冯国在济南市下了火车,叩响了朋友徐日升的家门。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徐日升确实热情。八菜一汤,外加当地名酒,吃得冯国心花怒放,满嘴流油,躺在温度适宜的浴缸里,冯国惬意的吸着“希尔顿”香烟,哼起了流行歌曲。酒足饭饱,去掉“征尘”,冯国一丝不挂地躺着很快就进入了“仙境”。

这一觉,冯国足足睡了6个小时,晚间8点,他从床上爬起,等着徐日升来领他去“济南餐馆”饱餐一顿当地风味。

一阵轻轻的叩门声传进了冯国的耳鼓。“徐日升回来了”,冯国兴奋地从沙发上蹦起,顾不上穿拖鞋,一下窜到门边,打开保险锁。开门了,四支乌黑锃亮的手枪,齐刷刷地顶在他的胸口。

“久违了,冯先生”,张成昆掏出手铐递到冯国跟前。

6“黑吃黑”的内幕

从某种意义上讲,冯国还算条“黑道”上的“英雄好汉”。在预审过程中,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劫数已尽,就痛痛快快地交待了杀人碎尸的全部犯罪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起杀人碎尸案的预审卷宗逐渐增厚。此案的卷宗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一起“黑吃黑”的特大杀人碎尸案件的内幕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1982年8月,因流氓犯罪被劳动教养二年的冯国就要到期了。这时,一个叫高传波的人被编入了冯国所在的中队。虽然萍水相逢,但是共同的经历,使这两个人心照不宣。他乡遇故知使他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临别时,他俩抱头痛哭挥泪相约,待在自由重逢时,一定要相互联系,携手联盟,大干一场,捞回在劳动教养期间的经济损失。

可遗憾的是,冯国解除教养还不足半年,又因诈骗罪被判刑5年。

1988年底,冯国终于刑满释放回到了抚顺。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高传波。可始终没能觅到高传波的踪迹。无奈,冯国只好在朋友的帮忙下,租了一间门面房,起早贪黑做起批发白条鸡的买卖来。还别说,两年下来,冯国竟赚了一笔令人啧啧咋舌的大钱。腰鼓了,钱多了,冯国再也无心受皮肉之苦了。于是,他整天出入酒吧、舞厅、咖啡馆,干起了嫖娼宿妓的勾当。

1990年金秋的一天黄昏,冯国准备去“野花”酒吧,当他走到“药膳”酒楼门口时,突然从后边被一个人拦腰抱住。“冯大哥,我是高传波啊!”冯国回头一看,果然是高传波。几年不见,高传波胖多了;原来菜色的脸上如今油汪汪的。短粗的无名指上戴着一颗硕大镶着蓝宝石的纯金戒指,脖子上那根金项链粗得像牛缰绳。

“冯大哥,常言道新婚不如久别,咱哥俩进去喝个痛快。”不由分说,高传波所拉着冯国,像牵驴一样,把他扯进了饭店。三盅酒下肚,高传波侃起了“大山”吹开了牛皮。

经高传波介绍,冯国认识了“红丁香”。

这对“野鸳鸯”宛如一对恩爱夫妻,整天形影不离。他俩下海南,进珠海,上庐山,游峨嵋,去滇池,两个多月的时间,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无度的挥霍,使冯国花掉了1万元。为了能继续“领略”红丁香的魅力和床上的功夫,冯国只好找高传波又借了5000元现金。借款协议书上写明:这5000元现金的利息为5分,期限为两个月,到期债务人无力偿还,愿以现住的二室一厅楼房抵押。截止日期为1991年2月15日。借钱容易还账难。眼见还钱日期即到,可冯国仍然是腰包空空如也。就在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1月18日晚,高传波约冯国到他家会面,商量还债一事。无奈,冯国只好来到高家。

一进门,只见高传波阴沉着“寡妇脸”。开口就问何时能还钱。“吃人家的嘴软,欠人家手短。”冯国只好求高传波再宽限一些日子。见冯国愁眉不展的神态,高传波口吻一变说:你我既然弟兄一场,钱的事好说,不过得帮我个忙,事后,你欠的钱一笔勾销,高传波话音未落,冯国上接道,“好说,只要是老弟的事,别说一件,就是一百件,哥哥我也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那好。告诉你,我把何颖杀了。”

“什么?你重说一遍。”冯国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过来”,说着,高传波领着冯国来到阳台,“你看。”高传波一下掀起了地上的床单,冯国顿时目瞪口呆,差点气背过去。只见高传波的妻子何颖赤身裸体地横躺在阳台上,脖子上勒着一根筷子粗细的黑皮电线。

过了好半天,冯国才缓过劲来,他点燃一支香烟问:“你为什么要杀她?”

“杀她,操她祖宗的,我还要卸她八块呢”。高传波咬牙切齿地踢了何颖尸体一脚。“冯大哥,不瞒你说,我让这娘们骗了。她不仅背着我在外边胡搞乱来,而且还他妈的偷我钱养野汉子。这还不算,你看这个,这不是骑我脖子上拉屎吗?”

说着,高传波从抽屉军拿出一叠彩色照片,递给了冯国。冯国拿起一看,不自由主地怪叫一声。只见一张张彩照上,何颖赤身裸体,媚态百出,在同四五个男人鬼混。

“这娘们该杀。不过打算怎么处理尸体呢?”放下照片,冯国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你说呢?”高传波问。

“一不作,二不休,大卸八块,扔掉。”冯国道。

翌日晚6点多钟,他俩乘出租车将尸体抛进了沈阳市大东区珠林桥下的水中。

回到高传波家,冯国指着墙上的斑斑血迹说:“光扔掉尸体还不行,这些痕迹不处理掉,早晚是麻烦事。”

“那你说咋办,小弟全听大哥的。”高传波从立柜里掏出一瓶“通化红葡萄酒”,满满地倒了一杯,递到冯国眼前。

呷了口酒,冯国思索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明天咱哥俩先除掉这些痕迹。然后立即降低条件换房,争取要一笔现金,钱到手后,你马上远走高飞。这样即使将来公安局发现了,也无处找你。”

“这个办法是好,可我往哪躲呢?”高传波一筹莫展。

“好办,我有个铁哥们在珠海开饭店,我写封信,你拿着信,带着换房钱去找他入股,保证没问题。”

“大哥太够意思了,小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厚恩。”说着,高传波“扑通”一下跪在了冯国脚下。“嗨,你这是干什么?”冯国急忙扶起高传波,险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几天后,高传波通过“尿壶”顺利地换了房,冯国又陪他拿回了1万元现金。该做的都做了,时机已成熟。于是,冯国开始行动了。

2月28日晚,冯国拎着装满了熟食和白酒的黑包悄悄地溜进了高传波家。然后,两人好一番痛饮。冯国以水充酒。按计划灌醉高传波,然后他转身从厨房找来早藏好的利斧,照高传波的脑袋就是一阵狂砍乱剁。顷刻间,血肉横飞,高传波一命呜呼了。

接着,他将高传波的1万元现金装进自己兜里又将尸体卸成八块,放进一只大旅行袋中,趁夜色未退,悄悄地离开高家。清晨,他又来到高家,将门上的明锁换成暗锁,然后骑车走了。当天深夜冯国再次潜入高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装着尸体的旅行袋用自行车运走。第二天下午,他拎着沉甸甸的旅行袋,登上了开往沈阳的长途客车,准备在沈阳换乘通往鞍山的长途客车抛尸。谁知,还没等他买到车票。旅行袋就被两个“饥不择食”的扒窃高手拎走。

回抚顺后,他总是心神不定,忐忑不安。一种不祥之兆终日笼罩着他。当他在“野花”酒吧间接到张蓉找高传波的电话时,知道“东窗事发”了。于是只好出逃,然而,中国虽大,却没有冯国的“立锥之地”。

1991年9月28日下午,阳光灿烂,秋风怡人。冯国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被押往刑场……”

原载《警探》杂志 1993年第1期

原作者: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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