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的广州检察官扬斌

在开庭前去看守所第一次提审时，杨斌本来是想去痛骂周模英一顿的，她自己也是一位6岁男孩的母亲，彼时正好和周模英的大女儿熊小姝同龄。几次提审完毕，了解到具体案情后，杨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到后来我忍不住安慰她起来了”。

周模英和熊默德都是江西新建县人，在这个南昌郊县的贫寒农村里长大，两人都是文盲。婚后，熊默德到广州的建筑工地打工，周模英独自在家抚育两个孩子。2005年年底，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周带着2岁的小儿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来广州和丈夫团聚，每天操持家务，洗衣煮饭，带两个孩子。小女儿生病，无钱就医，只好在附近的私人诊所里看病，却久拖不愈。而丈夫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总是倒头就睡，悲剧就此发生。
 

2005年12月7日，周模英案在广州中级法院开庭，在当庭发表的公诉词里，杨斌如此分析周模英的作案动机：
 

“生活的操劳，丈夫的冷漠，疾病的困扰，经济的重压，再加上远离家乡亲人，缺少应有的沟通，孤独、压抑、郁闷的情绪无法发泄，再加上自身的愚昧，这一切促使了周模英选择了这样一种冲动愚蠢的行为。”
 

她甚至如此为周陈情：
 

“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何尝又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背景，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和命运。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
 

以指控犯罪为己任的公诉人当庭为被告人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这是极少见的事情。但杨斌的法庭陈情，实际上并没能影响多少判决结果，一审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模英11年有期徒刑。
 

5年前此案宣判后，广州当地报纸的一位评论员刘天昭，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一篇未能见报的评论：
 

“周模英杀女事件折射时代的悲剧：穷苦人群的存在是悲剧，容纳穷苦生活而无力改善它的社会是悲剧，人群的分化与隔膜是悲剧，在此之外，对底层人群缺少日常性关注、对极端事件的爆发性悲情宣泄，才是这悲剧最让人悲伤、最让人失望的那一部分。”
 

面对这场自己在公诉词里以及评论所指的“时代悲剧”，杨斌并不确信自己能做到哪一步。但能确信的是，杨斌陷入了一场令她困惑的争议。“公诉人不是慈善家，要注意身份，要有大局观，不应该在法庭上任意发挥”，有同行这么议论她。
 

所幸的是，两个月后的2006年3月2日，广东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令杨斌大感安慰。二审法官直接将刑期大幅改判成6年，判决书载明理由是“周模英犯罪情节较轻，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依法可以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