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交界地区严控人口规模”，“严格落实属地调控责任，有效抑制人口过度集聚。”
“严控增量用地规模，坚决遏制无序蔓延，严禁环首都围城式发展。”
“严禁在交界地区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控房地产项目规划审批，严禁炒地炒房，强化交界地区房地产开发全过程联动监管。”“防止贴边大规模房地产开发。”
所谓“贴边开发”由来已久，以北三县最为典型。北三县职住不平衡现象非常突出，已经成为北京的睡城。燕郊常住人口中有43%工作地点在北京，其中29%在北京中心城。通州城市副中心的规划，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截留北三县奔向北京中心城的钟摆式通勤人流。
北三县自身水源匮乏，一直靠超采地下水维持目前的开发，不可持续。资源承载力决定其不具备大规模集中承接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条件。
另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三个发展轴上的“区域中心城市”都距北京100公里以上，目的是为了超越通勤距离，让产业真正带着人口疏解过去，避免成为北京新的睡城。雄安新区的选址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而次一级的“节点城市”也没有包括在北京通勤范围之内的涿州、固安和怀来。
《总规》强调，非首都功能疏解应“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迁得出去、落得下来”，负责非首都功能承接聚集的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应“形成若干职住平衡的高端功能中心、区域服务中心、专业化中心。”
贰
类比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都会区，都汇聚了其周边区域所有的空间资源和经济要素，成为主导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枢纽。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城市群全力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支点和枢纽门户。
但京津冀城市群的现状是除了京津两个特大城市，缺少第二梯队城市。
北京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达81.7%，已经进入高端服务经济主导的后工业时代；而河北多数产业还局限于工业原料的开采和冶炼。产业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使京津冀地区从市场机制的角度不具备产业协作的基础，也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和显著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高铁的便捷使得由北京科技创新转化出来的产业发展优势向长三角等产业竞争力更强的地区转移，河北的区位优势因其产业动力不足而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
培育京津冀产业集群，需要实现“北京中心城—区域中心城市—节点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按照“技术研究—产品研发—产品制造”的产业组织规律，形成城市间的分工与梯度联动。
城市创新需要相应的城市规模，从北京疏解出来的高端非首都功能将集聚于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成为发展京津冀第二梯队城市的重点。
叁
城市发展应避免过于聚焦，各种要素过于集中于一点产生的“大城市病”使得城市运行的社会总成本上升、环境负荷上涨。
北京《总规》框定的人口及建设用地上限，一方面是制约于水资源瓶颈，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环境承载力。新《总规》中设定了未来PM2.5的目标值，按照测算模型，在考虑机动车减排、减少燃煤量和餐饮排放、降低建筑能耗以及控制外来输送的条件下，如果仍达不到设定目标，那就需要减量来控制规模。
但是，城市发展为了保证永续活力，应为未来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保持机动和开放的可能。这就需要以更高的区域视野来通过区域规划解决单个城市的问题，于是有了京津冀城市群的谋划。
类似的，多中心城市群多出现于当今世界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比如大伦敦、大纽约、大东京等地区。这些城市群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些形态上分离，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城镇组合网络，聚集在一个或多个较大城市的周围，通过一系列分工协作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力量。这些城市既能自身职住平衡，同时也会有大量的商务人流通过高铁高速与其它城市联系，从而避免过于聚焦于一点。
北京通勤圈内的环京地区并不是说永远要限制发展，只是近期需要优先搭建更大范围内的京津冀城市网络，待网络形成后自然也就不会再聚焦于北京贴边发展。
肆
续上一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玄机》，再说几句北京。
集体产业用地之所以作为减量规划的重点，主要在于其地均产出效益低下，而总量又很大，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
北京全市开发区工业用地64平方公里，开发区外散布的乡镇集体产业用地242平方公里。根据统计数据，其中国家级开发区地均产出165亿元/平方公里，乡镇集体产业用地只有19亿元/平方公里。
但由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使得其难以因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而流动和优化。
另外，新《总规》保留了每个区县都有的中关村诸园：丰台园、房山园、平谷园、门头沟园……等十六园，不能不说是一个小遗憾。
这当然有历史原因，各区县都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出各自的发展定位与目标，同质竞争。中关村各区县诸园中只有海淀园和昌平园用地规模大于10平方公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上海张江、青浦、嘉定园区均大于50平方公里。
类似的，之前全市金融商务办公区，除了原有的金融街、CBD之外，还规划有通州运河商务区、丰台丽泽商务区、顺义国门商务区、亦庄环渤海总部基地、昌平科技商务区、门头沟滨河商务区等。大部分商务区在新《总规》中已经不见踪影，但当年设置这么多商务区无疑使得社会经济要素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从实施结果来看，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商改住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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