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投觉
作者：梧桐 投觉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似乎是一个充满不稳定性的系统，虽然它在过去阻止了眼中的经济衰退。如果几十年内不发生金融危机和大萧条，那么危机和萧条的威胁每隔几年就会出现；如果没有爆发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长期的通货膨胀中。
——《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海曼·明斯基
当我们试图看清未来宏观之势时，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增进历史的纵深，将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置入中国大历史，甚至于人类大历史的框架之内进行归纳和分析，并且注重粗枝大叶，放下细枝末节。
如此，方或可得出一模糊的正确之答案，而即便是萧条几乎已是必然，也要注意，历史除了消极性，却也有它的积极性格。而若是真的了悟，历史就是一个关于轮回的故事而已，它是一次次地轮回，而究竟而言，也是一个故事。
我们走在故事的演绎之中，我们是故事的作者，我们即是故事本身。
二战后，日本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56-1973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9.3%，1975-1991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4.1%，从1946年到1976年，日本经济增长了55倍（Johnson，1982），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GDP由3,500美元增至1,3500美元，增长了近4倍。
基于日本经济这一持续增长的记录，理查德·卡茨（Katz，1998）曾经得出结论，在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过如此重大的发展（要是站在今天的这个时点，不知道理查德·卡茨会不会改写结论）。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日本经济的泡沫破裂，这场危机之深刻，与此前日本经济的成功同样地惊人。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 1%，1997年与1998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在1989年至1992年期间日本股票和房地产的市场总值就已经下降了800兆日元，这相当于日本国民财富的11.3%，二战中日本国民总财富损失达14%，而20世纪90年代的损失可能与此相近，甚至可能还会更多（Kikkawa,1998）。
波动的振幅巨大，是由于扩张过程和收缩过程都是累积性的，而所以会这样，则大部分是由于人类的心理。扩张引起乐观心理，从而促进投资，格外助长了扩张，而收缩引起悲观心理，这就格外加深了收缩程度。
这也是为什么梧桐一直强调，所有的研究，最终都得回到人本身。
就像马云的退休，《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Alibaba: The House That Jack Ma Built）一书的作者邓肯·克拉克（DuncanClark）评论，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程度和远景的一个象征，不管他乐不乐意，他的退休都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
这或是又一个历史大分形的枝叶，我们在经历着历史的十字路口。
日本经济在宏观上直到1990s初才显示出一场重大危机的迹象，事后的分析表明，早在1970s与1980s日本经济体制内部就已经开始积累的严重问题，被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的迅速扩张所掩盖。
在1990s的危机出现之前，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迸发出高度活力的时期，即如今被称为泡沫经济的那段空前繁荣。在1980s，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东京取代纽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市场，仅东京天皇皇宫的地价就高于美国的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日本投资经常成为北美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日本股票和地产的价格急剧上升……
这些画面莫名地透出熟悉的味道，而中国的大历史走到了如今的十字路口，也是一脉相承，现今的艰难，也已于过去多年埋下了伏笔。
只是，我们似乎尚未对此剧烈的波动做好准备。
国际影响对扩张或收缩过程固然可以起到加速或推迟作用，但也同样可以产生阻止或扭转作用。也即是说，国际力量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由枯转荣，也可以促使危机和萧条提早出现。
最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会发现，或正是不可破解的修昔底德陷阱加速了萧条的降临。
有朋友问，为什么说是修昔底德陷阱加速了萧条的降临？
在修昔底德陷阱无法破解的背景之下，一方面，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倚重房地产和基建拉动宏观经济，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
也即是说，中国并没有为修昔底德陷阱，或者说无常的地缘政治变化做好准备，而只能一路被动应付，最终或疲于应付，直至滑入萧条的泥潭。
有朋友问，萧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扩张是一个累积过程，它一旦开始以后，就会靠着它自身的动力继续前进。直至信用扩张中止以后，繁荣也就到了尽头，而当扩张过程演变为一定的高速度时，只有加以猛烈冲击才能制止（去杠杆），因此，往往难免矫枉过正。
也即是说，猛烈冲击的结果，不仅制止了扩张，而且产生了相反的趋势，转向萎缩过程，而这一过程自身也是累积性的。这就是一个繁荣——萧条序列。而萧条过程同样是累积性的，在这一点上并不亚于繁荣过程。
当信用状况有了明确的转向，由扩张转为收缩，这时即使利率按照通常标准也算很低，而资产价格下跌趋势仍然足以使得萧条局面继续下去。当价格在下跌时，企业家就会预期价格将进一步下跌，于是，设法减少存货，向供应商减少订货，甚至完全停止订货。消费者收入与支出下降，需求减退，虽然企业家设法减少存货，其结果却很可能是越积越多，而利润越来越缩减。
于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调整过程就此展开，原来足以促进繁荣的一切因素，现在却一直有加无已地推进了萧条。这种波浪式、螺旋式的向下推移，在一切方面皆是那种波浪式、螺旋式的向上推移的映射。
有朋友问，萧条的裂缝（或者说信号）在哪儿？
在经济扩张时期，投资繁荣会剥夺投资主体的流动性，而当成功的经济运行使得投资者相信有足够安全边际的时候，安全边际会逐渐被侵蚀，只要信用扩张结束，投资繁荣的局面就会被打破，这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债务通缩和大萧条。
而在信用扩张时期，银行家和企业家始终在博弈，最终几乎总是银行家获胜（只要看一看各产业的历年经营利润比，便一目了然），但是，获胜的代价是经济的稳定性遭到破坏，而在这场博弈中，真正的输家也非企业家，而是那些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苦的普通百姓。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基本的、难以改变的格局。
如果一个经济系统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足够稳定，那么这个系统对外界变化的反应就是相对可以预测的，那么系统就能保持连贯性。
连贯性，意指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大致保持平衡，或者只要经过细微的调整就能达到并维持实质性的平衡。然而，系统的连贯性有时候会被打破，供给侧改革是一种打破，只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接下来可以预见的是，社会总需求进一步下滑，以至于供给将被动地进一步做减法，而由此产生的问题将是——失业率的上升。
而就业几乎是整个经济系统最核心的命题。
有朋友问，为什么萧条一定会发生？
每一次信用扩张，都必定引起过度投资，从而也就必定陷于崩溃的局势，有时也会有迂回，然而，趋势无法改变。
要借助于强制储蓄，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获得持久的增长是不可能的，要借助于膨胀性的信用扩张，来实现生产结构的持久扩展，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繁荣时期凭借这种方式建设起来的东西，在崩溃局势下，将无可避免地趋向于毁灭。
一个历史的轮回。
有朋友问，为什么信用扩张必然要终结？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不断地扩张信用将引起累进的价格上涨，譬如，房价。
而累进的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引起货币制度完全崩溃的危险（包括其他非线性的风险），乃是难以克服的障碍，由此使得信用扩张无法永远持续下去。
有朋友问，你是怎么看过去几年的去杠杆的？
金融的本质是杠杆，而金融系统和产业系统又是互为镜像，因此，去杠杆的投射就成了去金融，而去金融的投射就成了去产业。
只是，Zhengfu往往将宏观经济的有机体视为一台简单的洗衣机，并因此，得到一种简化的、近似的或是残缺的结果，这就是过去几年削足适履式的去杠杆。
事实上，梧桐拿到的一组2015Q1、2018Q1的各产业杠杆率的比较分析，结果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家电、电力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产业的杠杆率上升了，而部分产业杠杆率的下降程度也是微乎其微。
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踌躇满志，因为我们深感“修复”的紧迫性，结果便是在对随机性的恐惧和对一帆风顺的憧憬中将我们要修复的东西一一摧毁。
这似乎只是宿命的反抗。
有朋友问，为什么梧桐在做宏观分析和投资策略时，引用和使用的数据特别少？
用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话来讲就是，你越频繁地寻找数据，你会发现，你找到的噪声的比例就越高，而保罗·克鲁格曼说，有些统计数据，简直就像是科幻小说，
还有就是，现代化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把人类从从容镇静的那类人变成神经过敏的人。
最后，有朋友问，那百姓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萧条的降临？
当你经历了生活的困顿、人生的起伏和世事的无常，你会发现，生命里的每一样东西、每一种际遇，都无谓好坏。而认为它们都是本然清净的，既不好也不坏，这就是净观。
如此，你就不会因为它坏所以想推开它，也不会因为它好所以想拥有它，于是，你就不会因此受苦，你对生命里的所有，没所畏地敞开。
这就是加持，究竟的加持。
当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遭遇了海难后，他称自己十分幸运，现在了无牵挂，可以全身心地研究哲学了。
后来，塞内加在遭遇不幸事件后，其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一个关键短语：一无所失。
而这也是知止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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