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事件的谱系学与“反人称政治”

事件之所以为事件，正因为不再只属于我或你，甚至不再属于任何人，它标识着生命所能攫取的最特异形象与时刻，取代了一切固着的人称，成为滑动于诸异质系列间的“动态与确切点”。事件总是介于词汇与事物之间，由特异点、逃逸线及内在性平面所述说，而“主体－我”只是在这个虚拟建构中等待填入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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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谱系学与“反人称政治”

文 | 杨凯麟

何谓一个事件？或者不如问，何谓一个事件的表现？就某种意义而言，德勒兹在所有著作中似乎不止息地以不同方式提出与答复这个问题。对德勒兹而言，斯多葛学派、莱布尼兹与怀海德分别代表哲学史上三种事件的表现或逻辑，而佩吉（Charles Péguy）与布朗肖则展现事件的两种相互对应或逆反的原创观点。纵观德勒兹的著作，他先以一本书（《意义的逻辑》）来述说斯多葛学派的事件逻辑，事件在此是诸形体混合时产生的非形体效果。“树是绿的（l’arbre est vert）”将“绿”视为树的固定性质（qualité）或属性（attribut），无法表现事件，但将“变绿”作为树的述词（prédicat），“树变绿了（l’arbre verdoie）”，却构成一个斯多葛事件。斯多葛学派对德勒兹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们提出了一门语言逻辑，使事件成为言说的对象。德勒兹由此推演出（无）意义的语言虚拟性，涉及语言与事件所产生的复杂蕴涵关系，最终，“是事件使语言成为可能”。此外，德勒兹以另一本书（《折曲》）来述说莱布尼兹的事件逻辑，“世界本身即事件，且，作为非形体（=虚拟）述词，必需如同基底般被涵括于每一主词中，其各自从中抽取符应其观点（视点）的方法”。在这本书中，事件是莱布尼兹单子的基底，差异的观点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表现，而且被表现之物只存在于表现它的单子之中。德勒兹认为，事件的逻辑被莱布尼兹以“基底－方法”的配对重新述说。基底可以无比简单，甚至仅是众多微知觉（petites perceptions）构成的混沌与非组织的嗡嗡声浪（murmure），能量的纯粹虚拟状态，然而方法却可以无比繁复，每种方法都可视为此能量虚拟状态（事件－世界）的实际化与差异化。莱布尼兹将巴洛克的繁复视域赋予事件，吾人仅能由基底的实际化来认识事件，然而实际化却是绝对的风格主义，是方法上的百变莫测。这是何以莱布尼兹说，“如果此哲学在基底是最简单的，其亦是在方法最丰饶的”。含有虚拟能量的“世界－事件”透过百变莫测的方法实际化为单子，后者则表现了“世界－事件”的各式差异观点。虚拟的“世界－事件”一方面涵括（inclusion）于每个实际单子之中，另一方面每个单子则不过是“世界－事件”之实际化或差异化。怀海德代表了第三种事件逻辑，德勒兹表面上并不常援引，也不曾如他对尼采、斯宾诺莎或莱布尼兹般写出专书，然而《折曲》的第六章“何谓一个事件？”无疑地便是向怀海德致敬。在这章中，德勒兹认为事件的逻辑被怀海德再度重写。如果斯多葛学派的原创性在于对事件提出非形体与语言的思考，而如果莱布尼兹的原创性在于将事件虚拟地含括于实际单子之中，对德勒兹而言，怀海德的原创性既非质问什么是事件（斯多葛学派），也非质问什么是事件的条件（莱布尼兹），而是铺设了一块全新问题场域，事件的问题从此被激进改写为：“什么是使一切都成为事件的条件？”换言之，如果斯多葛学派使事件进入语言成为述词，莱布尼兹使事件进入单子成为基底，怀海德则反过来，使一切进入事件，一切皆事件！从斯多葛学派的“什么是事件？”到莱布尼兹的“世界怎么成为事件？”，再到怀海德的“什么使一切都成为事件？”，哲学史历经三种关于事件的不同思想影像，三种不同的事件问题与问题事件，德勒兹借此完成一门独特的事件谱系学，散置于时间跨幅长达二十余年的不同著作之中。然而，如果事件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具有无比重要性，比较不在于思想必需思考事件，也较不在于思想造成事件，而是如尼采所说的，思想本身就是事件，思想=事件！思想等同事件，这是德勒兹从尼采所获得的启发。事件作为思考的对象，甚至作为等同于思想本身的特质，在德勒兹著作中所涉及的层面及论述方法极复杂而广泛，我们将由德勒兹事件论述中最关键的无人称性切入问题，尝试分析由R.Schérer所指出的“反人称政治”是如何在德勒兹哲学中透过对布朗肖的原创解读达成。

质言之，事件之所以为事件，正因为不再只属于我或你，甚至不再属于任何人，它标识着生命所能攫取的最特异形象与时刻，取代了一切固着的人称，成为滑动于诸异质系列间的“动态与确切点”。事件总是介于词汇与事物之间，由特异点、逃逸线及内在性平面所述说，而“主体－我”只是在这个虚拟建构中等待填入的位子。涉及事件的因此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个人（personne）， 而是某某人物（personnage）或概念性人物（personnage conceptuel）。作为哲学史事件，苏格拉底之死取得意义正因为他就座于死亡的主体位子，但必需以他同时作为柏拉图的概念性人物为条件。作为构思事件的特殊案例，德勒兹往往将死亡视为“事件的事件”、“问题性的最后形式”，并强调地指出，“每个事件都如同死亡，具双重性且具无人称性于其双重性中”。而也正是在此，布朗肖对死亡的著名段落成为德勒兹多次援引的论据：“它是现在的深渊，是与我无关、我无法朝它奔去的无现在的时间，因为在它之中我不死亡，我被剥夺死亡的权力，在它之中，‘人们’死亡（on meurt），‘人们’不停且不止地死亡。”死亡成为生命的根本事件，因为它是每个个体最核心的不可触知、不可知觉与不可预测的无人称性。这对于生命与对于思想似乎都具有同样效力：绝对域外（死亡或非思）必须翻折为纯粹域内（生命或思想），一切个人都将被无人称性所瓦解，但却也都透过它而被铭刻于大写生命事件之中。“人们死亡”成为德勒兹与布朗肖对事件最精简却也是最强烈的表现。然而，“人们”并不指向任何个人，因为在语言的集体布置上，每个个人都只是“人们”在特定时空的肉身化，而每个名字则不过是此布置的概念性人物。“人们”是一切概念性人物的概念性人物，“人们”同时是你、是我、是他，但也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因为“人们”在特异点与其微分关系之上飞掠，它永远指向最纯粹的事件性，而所有含括“人们”的表现则不过是此纯粹大写事件的间接自由言说。

“人们”有别于任何经验性人称，因为“人们”直接连结到无人称与前个体化的先验场域。最能展现这种“人们”的领域，正是文学。对德勒兹与布朗肖而言，只有平庸的作家才书写个人经验并停留于仍然以经验性人称（你、我或他）发声的文学之中。文学必需透过“人们”发声，换言之，必需是事件的间接自由言说，即使是以第一人称书写的文学亦然。关于文学的无人称性，布朗肖在论及美国小说时曾指出：

即使叙事是以第一人称写成，这些书中的主角得以在一种无人称模式上被述说，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一切内在现实，他们只是社交上交换与寻常的意见，他们所表现的不过是他们在本能压力下所完成的空洞行动，其暴力毫无神秘，不过是一种笨拙的不一贯、一种被其所能到达的集体性与历史脉络所攫取的强大缺席（absence puissante）。所有这一切都早已被千百次地述说、分析及深化，我们所欲强调的，是客观叙事（récit objectif）的技巧一点都不连结到这种观看下的世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就只是绝佳的小说技巧，以及在某种尺度下，所有虚构（fiction）作品与很可能也是所有文学表现的基本要求，如果由大写我过渡到大写它（Il）（即使当大写我很自然地只是表象形式时）的努力，如果在语言与我们之间保持距离的努力，为了重新掌握我们自己所努力借助的现实途径，这是愈找出一整个最怪异于我们的事件及词汇以便肉身化就似乎愈不躲避的现实，简言之，如果这种既对语言也对我们自身的剥夺是文学经验的要素的话。

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勒兹一再颂扬美国文学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一种契合于事件的“客观小说”，其总是企图由“我”过渡到“它”、到“人们”，而这种“愈找出一整个最怪异于我们的事件及词汇以便肉身化就似乎愈不躲避的现实”的书写正是布朗肖所一再强调的文学经验。透过“人们”（即使其仅隐含于第一人称的表象之下），文学成为一种关于事件的特异性书写，“我”被消抹，因为文学不是为了“我”而服务，即使这个“我”是一个大写且先验的自我。换言之，由特异性所包裹的“人们”对立于总是连结到良知与共感的“大写我”。相对于实际的每个“我”，“人们”永远是虚拟的，总是指向过去或未来，但从不是现在的，因为对德勒兹而言，如果书写朝向“缺席的人民”，则“人们”所代表的正是这个书写政治学中的缺席人民。文学不是书写“我”所代表的意见或共感，而是透过“人们”给予事件的间接自由言说。“人们”所述说的不是单纯与实际的经验，而是其虚拟意义。“文学仅开始于当剥夺我们说我的权力的第三人称诞生于我们时（即布朗肖的‘中性’）。”“人们”是事件操作器，因为被述说的不再是单纯的我或你的回忆、游记、恋情或幻想，而是铭刻特异性的无人称性意义。菲茨杰拉德、梅尔维尔、博尔赫斯、米勒（H. Miller）、乔伊斯、贝克特、吴尔夫、阿尔托、克莱斯特（H. von Kleist）……在德勒兹哲学中不再是作家个人的直接述说，而是以“文学作者”这样的概念性人物成为事件的间接自由述说。他们各自以“人们”发声（即使作品本身是第一人称），但却总是飞掠于不同的无人称特异性系列之间。作为先验的“人们”而非经验的“我”，这些文学作者被置入集体陈述布置之中，成为代表某一事件的“意义程序”（processus du sens），比如菲茨杰拉德意味某种“瓦解程序”（processus-démolition）、布斯凯（J. Bousquet）则意味“肉身化程序”（processus-incarnation）、卡夫卡是“司法程序”（processus-judiciaire）、普鲁斯特是“符号程序”（processus-signes）等等。举例来说，德勒兹多次援引布斯凯的套语，“我的伤口先于我存在，我被生下来是为了肉身化它。”布斯凯这个专有名词在德勒兹哲学中并不指向那个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瘫了身体与写出《翻译寂静》的个人，而这句引文中的“我”也不再指向作家自己或任何他人。因为在德勒兹哲学中，布斯凯已由个人转化为概念性人物，而他句中的“我”也已“过渡”到无人称的“它”或‘人们’。换言之，布斯凯已彻底化身为生命中那道皮开肉绽的巨大伤口，那个我们中的每一个“我”都势将经历与肉身化的永恒事件！而正是从这一点起，“我”从此销声匿迹，每个事件透过“人们”开始回响着生命中共同的无人称巨大能量：“人们”出生、“人们”活着、“人们”生成、“人们”死亡，总之，“‘人们’的光辉”，德勒兹毫不犹豫地表示，复数特异性的观点（point devue）或听点（point d’ouïe）取代主体观点或客体观点；而“事件的非形体性由书写的无人称性所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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