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1989年9月26日值海德格尔诞辰100周年之际在马堡的德意志文献档案馆所作的讲话。译文出处：“Erinnerung”, i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chillergesellschaft [Stuttgart, A.Kröner], 34. Jg. (1990), S. 464-468.）
我刚刚又一次听闻海德格尔的书信，这让我如此印象深刻，以至于要我为此说一些引导性质的话，令我觉得任务艰巨。倘若人们知道了整个书信集，就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有意义的范例，一个伟大的思者和教师如何自觉地与和他保持着私人关系的学生和朋友打交道。在海德格尔寄给我的书信中，也是如此。这些书信是促逼性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促进性的。在布洛赫曼女士的情形下大抵也是如此。
我在此用了“回忆”一词指的是，我后来曾在马堡见过布洛赫曼女士。我不知道她和海德格尔夫妇的关系。她也完全没有跟我说什么，但我们之间沟通良好。这大概也包括，她也住在奥克斯豪斯林荫道，而我曾经在那住了15年之久，在一间尼古拉·哈特曼继承给我的小房子里。
除了对那个在我看来属于海德格尔为数不多的不幸的出版物的神学演讲的评论，此外我不晓得给出其它特殊的评论。当我们读他的信件时，这大概也可以明显看出海德格尔的矜持。当我在法国朋友的请求下劝他出版这一文本的法文版，他是极其犹豫的；而我为他能做的只是，建议他为神学作为科学的可疑问性添加一个额外的新表态——而这后来也发生了。
对我来说在现在出版的通信集中最重要的是，海德格尔的妻子，艾尔弗雷德·海德格尔借此赢得了某种新面貌。人们多次认为她是一个狂怒的反犹者，而这里则表明了，她在整个在劫难逃的艰难时分始终与她的朋友布洛赫曼保持着可信任的关系，并且让马丁·海德格尔也介入这段友谊之中。
在此人们感受到了青年运动的背景，以及艾尔弗雷德·海德格尔与我们社会中精神女性的命运与可能性的紧密关联。这不是富有战斗性的女权主义，而是清醒的、实用主义的热心和带有义务感的社会活动状态，特别是在战时。这是我想特别注明的一点。但我也无法、也不愿回避这个问题，亦即这部私人通信集——这样的通信集通常不是特别重要——是如何反映时事的。在已经提交的样本中，也确实已经表明，海德格尔是如何就他的政治视角而时而给出暗示的。整体而言整部通信集不甚奇怪，而谁要是想经验时代的诸种关联，他们立马就会觉得这些信件对于一战后的时代仍是有趣的，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漫无方向地到处摸索。那时候，纳托普在马堡提出了一项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计划，韦伯则对“以学术与政治为志业”举行了令人难忘的讲话。那时候，我们年轻人基本上确实是无助的，一样是从战争回来的一代。革命性的改变，从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的过渡中出现的领导结构的阙失，这个社会对这一切毫无准备，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德国人为此还要学习很多，而那时是徒劳的。
因此，无需惊讶的是，在这些书信中，在战后的第一时间除此之外几乎说的仅仅是这些使命。这也绝非与第二个紧要的时机有所不同，亦即1933年，关于此在这本通信集中也可以找到。那时候人们对海德格尔从马堡返回弗莱堡后的时间里知道得不多，而我们在马堡惊讶乃至震惊地得知，海德格尔为希特勒的运动作辩护。关于此，在这本通信集中也几乎没说什么，而在布洛赫曼和海德格尔之间，谅解始终是完全不费劲的。
我现在进入了这个在过去几年里特别经常被提出的决定性的问题，亦即像海德格尔那样的如此深刻的一个思想家如何能够犯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人们在通信集中看到，两个相互之间保持着友好的亲近、而又不同的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感激的学生，他们是如何共同体验事情的。在关键日亦即1934年6月30日，我们所有人都终于清楚了，如果不产生流血的灾难，我们是无法摆脱这个患有偏执狂的独裁者的统治的了。然而，那时人们当然还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那样，我们也不知道，欧洲会陷入一片血海之中。人们也可以在这部通信集中看到布洛赫曼女士的个人命运，她的命运的呈现正如无数其他人一样。她也迟迟犹豫是否放弃。离乡背井、被英国接收，这一切，比起后来发生的严重千倍的灾难和可怕的罪行相比，并不那么令人震惊。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被雅利安人条款所涉及的、陷入流亡的原德国教授的心灵史。在其期间，海德格尔也看到了，他对于新兴大学的构想是误入歧途了。正如冯·赫尔曼在梅斯基尔希所表明的，海德格尔在一战后为了德意志精神生活的更新所提出的态度，和1933年的期待态度从根本上是一致的。诚然，他处于某种极其不同的处境之中。然而作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海德格尔完全处于他的构想之下。我完全清楚，海德格尔当时对我的想法如何，诸如“他现在也不支持我了。他不是一道的。那些在马堡和布尔特曼及认信教会一道的人，对于一个国家的出现与一代自我革新的青年的成长是怀疑而克制的。”
在校长任职的最后，海德格尔无疑看到了，在他自己的区域，亦即在卡鲁，事情发展得完全不同。因此他辞退校长职务意味着他自己的失败。但这还不是对他的伟大构想的决定性放弃，他的构想乃是对德意志青年的精神的革新。
现在，在他在大学中由于高官和纳粹党的阻碍而失败后，他寄希望于学术后辈。因此他提出了讲师学院。这样的讲师学院我自己也曾参加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教职的前提条件。对我而言这是我的复原场地，并且事实上是与学院派青年的有趣而又重要的照面，他们仅仅在少数情形下和海德格尔一样活在这种国家革命的幻梦之中。我在那里交到了好朋友，也了解了，奥地利知识阶层的成员是如何在长久渴求的泛德意志的答案之视角下构思整体的。那时候，无论这些青年，还是海德格尔，对“纳粹党”本身都不抱幻想。在海德格尔与鲍姆勒的关系破碎、而“罗森博格局”（Amt Rosenberg）摧毁了讲师学院的全部理念后，海德格尔也不再相信讲师学院的后续发展了。
同时，希特勒以戏剧的方式拒绝了当时在20年代流行的“履约政策”（Erfüllungspolitik），而使用了新的“讹诈政策”（Erpressungspolitik），且目的明确地推进军备。凭借着对权力的空前直觉，希特勒那时候对“西边”敌方的弱点了如指掌，因此实现了一系列成功的讹诈，直到最终跨越界限。这一切只是时而体现在通信集中。
然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这部通信集意味着什么。的确，无论如何它是同时代人之间的某个真实见证，而不是为他人而写的。首先它不是对某个时代见证人的调查。对于这样的调查在过去几年里我有着充足的经验。在此我有所习得。在这里，人们不应该坐在高处，拥有道德上或智识上的优越感。毋宁说，人们应该看到，对于较为年轻的一代而言，要想在已经不同的生活处境下从根本上理解当时的生活处境，在已经不同的目标之下从根本上理解当时的目标，显然是无比困难的。在海德格尔写给布洛赫曼的大部分信件中，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当海德格尔想要帮助某人或者要求某人，而又不必害怕失去信任时，这是一种细心、谨慎、几近温柔的方式，如海德格尔根本上可以成为的那样。这是充满信任的通信，它丝毫没有显示出弗莱堡大学校长和布洛赫曼女士的政治上的意见差异。人们现如今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所期待的时代的见证，呈现出另一种方式。它始终是为其他人而被规定的。我从未有这样的印象，亦即大众媒体的代表，善意的、有时也是明白的人们，真正想要从我这里知道什么。他们所期待的是某些特定的东西，这些东西符合他们自己的前见，因此他们也能传达这些东西。这是奇怪的事情。我曾有意说过，人们感到是被调查的。尽管所有人知道，我凭借着机智，在没有妥协的情况下度过了难关。但一个人会被置于被告的处境之中。因此有人假设，我必须承受着坏良心，因为我在第三帝国最后竟仍成了教授。我作为教授做了些什么，他们是不会问的，而他们自以为知道，我会以煽动的方式影响我的学生。
对过去的掌握不是那么简单的。调查是这样继续的：“您也认识海德格尔？您是他的学生？您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伟大的思者竟会如何骇人听闻地犯错？”我认为，确实应该感到奇怪的是，人们竟可以这样提问。因为人们没有看到，一个思想家，他尝试穿过一切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经验，到达这一经验的终极普遍和广泛有效之处，对于这位思想家而言，始终危险的是，在尺度的问题上失足。人们必须在尺度中学会读地图。一个拥有海德格尔的思想能力的思想家，他暴力地、而又极具启发性地处理着赫拉克利特、荷尔德林这样的文本，他在一个小尺度的地图上会把很远的距离看成很近。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海德格尔这一个哲学家的命运。对于这样一种反思的结果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仅在海德格尔那里是这样。我可以加上我曾经的老师纳托普，我在此前的1918年见过他。或者雅斯贝尔斯，他对道德转折的缺席感到失望，在1945年之后，他像期待一个新生儿一样期待这种道德转折。这是和我们的思想方式有关的事情。我们拿到极小尺度的地图，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读图，这让我们能够在概观之下准确地、且首要地从长远的眼光看到许多东西。因而，当我们在这里朗读海德格尔的第二封信的时候，对我而言也是如此进展。我简直看到，海德格尔那时是如何做着这样一个革新的梦，幻想着德意志青年的觉醒，幻想着某个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世界历史的决断。他也幻想某个新的“民族宗教”，在那里，基督教仅仅最多像在希腊正教会那样，也就是说，在场的是希腊正教牧师，而绝非神学家。我们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知道这一点。而这曾是海德格尔构想的一部分。
同时，海德格尔在1939年就已经正确地看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未来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发展和国家社会中的民主式的官僚化，而这些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摆脱。然而，与对我们所进入的、隐秘的未来的展望联系在一起的是某种冒险，而没有人可以没有希望地活着。因而那时海德格尔在恐怖的结尾也盼望着某种新的开端。但那时是1939年，就像今天一样，未来是捉摸不透的。因此，目前我也不去辨认任何预测，即便它只是从远方而许诺，人类如何能够掌控生态危机。但我们也不应该将未来建立在某个专家之上。对于历史性的人而言所能做的仅仅是，绷紧我们的伦理和宗教力量，这样，即便在我们的错误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真理的核心本身，并且能够知道从错误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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