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考上了”——全国只招了28万人，录取率为6.1%。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志愿”；那时候，我们只想离开农村——太累、太脏，还吃不饱。
班主任说：“你就报师范吧。”
我说：“师范？师范是干嘛的？”
“毕业出来当老师。”
“好！”
当然好。
在我眼里，天下只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像我爸爸他们，每天都种地，种完地回家骂孩子，也揍孩子。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的老师，不种地，穿戴干干净净，哄孩子，也骂孩子。老师们上课完了，在村子里转悠，不用干活，还可以在学生家里吃到荷包蛋。
小时候，我被父亲骂烦了，也打怕了。我发誓：将来我长大了不打孩子，不让我身边的孩子有任何恐惧。
就这样，我读师范了。
（1981年，师范毕业的我——小鲜肉吧）
那一年，我们全县仅仅毕业了30几个师范生。我是优秀实习生，人也长得比较帅，国宝的感觉。一位负责分配的老师过来告诉我：“你就到县城工作了。”
我急了。怕在县城。县城到我家里坐车加赶路至少要半天，还要一块七毛的车费。我受不了，也受不起。
于是，通过“找关系”，我终于分配到了离家才五六里的一所初中。
农村很穷，孩子们很苦，能上初中的孩子不到一半。我却尽可能让他们在学校里过得轻松快乐。
我当班主任，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孩子，却把被别人开除的孩子收到自己身边。
我当语文老师，几乎没有叫学生做过作业，但班上的成绩非常好，我也曾经拿到全县教学比武一等奖。
我不会去检查学生迟到，也不会批评迟到的学生，但班级却是全校最好的。
就这样，我当了语文教研组长，当了教务主任。
工作的第七年，我当了校长——这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选择，但我不后悔。
我当校长，把一所小学变成了中学。从100多人到1000多人。那些年，一到开学我就躲起来——“走后门”要进来读书的太多了。
2000年冬天，离放寒假还差一个多月，我突然提出“不干了”。因为我受不了内心的煎熬，我想给自己找一条生路。
我看不惯那些不择手段挖优生、赶差生，千方百计捞油水的校长——他们的工作却风生水起。
我觉得我对不起跟着我的同事，更感觉对不起我自己。
离开湖南时，我连路费都不够。弟弟说：“哥，你太落后了。”妹妹说：“没钱的校长才是好校长。”
（享受孤独的美好）
我逃到了昆明。
我无意中看到一所民办学校——收破烂的当校长，初中生当老师，师生全都挤在又黑又潮的小民房里，粉笔是这里唯一的教具，还被老板定量供应。后来我发现，这样的学校很多！
我暗暗发誓——我要改变昆明的民办教育。
20年了，我没有改变昆明教育，却让昆明教育改变了我。
2011年，我放弃了我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在昆明郊县找了一处旧校舍，又继续办学了，取名“丑小鸭中学”。只招收那些因为难管教被“踢来踢去”的孩子。
（上图：《新教育家》2020年9月号封面）
“詹大年，你胆子真大！”好多人这样说。
我没有想过失败，也没有想过会倾家荡产，我只是想如果我能让一个被放弃的孩子回到正常的生命状态，就是成功；如能够让几近奔溃的家庭找回欢笑与希望，就是幸福。
至于学校可以办到哪一天，我不管，因为那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
能办学，肯定好；办不了，不代表我的失败，更不代表我要离开我的教育。
教育，本来就是激发每个孩子生命里所固有的东西，给予每个孩子生命里所需要的东西。否则，那不是教育。
在我眼里，没有困难，只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再难走，也是通向成功的路。
牺牲，不是失败——只是胜利的必经之路。
哪个“办大了”，我不管——因为我“办不大”。
哪个“赚多了”，我鄙视——搞教育“赚多了”是一种无耻。
2020年是我从教的第40个年头，也是办丑小鸭中学的第10年。
希望可以走下去。
——我计划着，这一辈子在讲台上过60个教师节。
我反对“择优录取”，质疑“高效课堂”，担心“深度学习”。
就这样，落后。
记忆中，我没有获得过“先进XX”“优秀XX”的奖励。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追求，我觉得任何的“平淡”不一定就是“无奇”。
生命，来也平淡，去也自然。
生命里，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
哄孩子，教自己，每一天。
这样，很好。
——2020年教师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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