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扁舟文史
政治思维是指社会成员或政治成员对于政治现象的认识。而中国先秦时期的政治思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由“神化”到“圣化”的转变，也就是从重“神”到重“人”的变化。
在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政治思维一直都是重“神”。而到了东周时期，由于遭受战乱，民本思潮的涌起，开始逐渐转移到“人”身上。
这种政治思维的转变十分重大，不仅改变了中国往后两千多年的政治思维，还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宗教，体制等各方面，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当中显得独一无二。
在夏朝时期，古中国正从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男性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主角，子继承父的产业而继续发展，这被看作是一种合理的继承。
这种合法的继承也体现在了奴隶社会的夏朝身上。一是为了解释自己的权利的合法性，二是为了愚昧民众和减少叛乱，奴隶主便会把自己的权力的来源解释成神所授予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神”正式踏进了夏朝的政治思维之中。从一开始的父系社会的影响和后来的统治需要，到后来“神化”政治的发展逐渐成熟，出现了占卜等与神沟通的政治方式。“神”逐渐成为了主导，神的旨意就是一切政治行动的依据。
《尚书》曾记载：
“有夏服天命。”
由此可见，在当时，“神”化政治开始建立并成熟壮大。
在商朝，人们对于神的崇拜逐渐增强，神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指导者，更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因此，神成为了政治和生活上的绝对权威。而中国的“神”化政治也在此达到了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商朝时期，崇拜尊敬的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神”，还有一个群体便是神化了的祖先。而且神化的祖先可以和神沟通，这也是在说明商王本身就是神的后裔。虽是出于政权合理性的需要，但将“尊神”和“祭祖”平等放在一起，也变相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这在神化政治当中打开了一个小缺口，具有进步意义。
进入西周，神化政治思想依旧流传了下来。《尚书》中记载：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
但是不同于以往，此时的统治者已经在对“神”这一群体产生了怀疑，虽然官方仍是以“君权神授”来保证其合法性，但是对于江山社稷上，有些社会精英开始反思：靠虚无缥缈的“神”没有实际作用，而只有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够保住江山社稷。
而周公便是其代表，他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即强调要修好自己的德行，还要关注民生。虽然有诸如周公之类的人开始反思，但是并未改变当时的主流思想。
而随着几百年后的社会大变革，政治思维也迎来了大地震。
思想变革的催化剂是社会的变动。虽然在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民本的思潮，但是仍然兴不起波浪。在西周后期，政局逐渐动荡，而民众也开始在怨恨老天。
《诗经》中也曾记载：
“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
这句话表现了人民对于时局的不满，由此也不满于主宰政局的“神”。
真正的社会大动荡则是在东周时期。诸侯兼并，礼崩乐坏，社会一片动荡，而对“神”的怀疑也进一步加大，《左传》记载：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
此时，虽然仍是人神共存，但可以看到神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了。
春秋时期只是对神化政治产生了怀疑，但是并未跳出神化政治的范畴，而真正跳出这个圈子，转向“圣”化政治的则是战国时期的百家。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因为社会动荡。
“神”再怎么强大，但始终是虚无缥缈的，起不到实际作用，但人却能实际的去做到。因此，对于人便开始重视，而优秀的人更是如此，也就是“圣人”。
对于“圣人”并不是战国时期才有的。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到过：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意为圣人是可见而不可及的。其实也是在变相的神化圣人。
而真正的完善圣人观的则是孟子。他提出：
“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他认为圣人并不是不可及的，而是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只要人心向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为圣化政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不仅是儒家，其他的社会精英也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商鞅提出的:：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
这些观点都为圣化政治的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最终这些思潮之所以能够得到官方所应用，仍是由于其政治需要，不像稳定的西周，东周时期各个诸侯都想要证明自己，而被广受质疑的，虚无缥缈的“神”便不合时宜。而能够直接使民众受益的“圣人”则受到欢迎。而诸侯便包装起来，自己成为一个“圣人“，以达到其政权的合法，稳定。
因此，战国时期的”圣“化政治，便逐渐占据主流。
“神”到“人”的转变，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思维变化，这表示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潮开始由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变，具有飞跃式的进步。
首先是社会制度上。原先的社会制度是奴隶社会，奴隶主的合法性由神化政治所解释，对愚昧群众和稳固奴隶主的统治自然有巨大的作用。而圣化政治的思潮兴起之后，人变成了主角，并且只要这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境界，那就是圣人。由此，奴隶主的权力合法性便不攻自破。开始推动了奴隶社会的瓦解以及封建社会的兴起。
其次这种政治思维的变化推动了民本思潮的兴起。在原先，一切的活动要围绕着“神”展开，而不是民众。而圣人政治，便将“人”，特别是民众的地位拔高了许多，这对于民众利益的提升，有了推动作用。
并且这种变化还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奠定时期，这种思想使得中国的政权从未落入宗教手中，而是一直掌握在人的手里，这种人文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思想，使得中国并未经历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黑暗时期。
黑暗的中世纪欧洲
但是，这种思想在后期，由于其矫枉过正，产生了一系列弊端。
首先，由于过分强调“圣人”的价值，认为圣人说的话，做的事以及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这种“圣人一定不会犯错”的变相神化圣人行为，使得许多政策方针都要唯圣人马首是瞻，这便会导致社会的一些停滞，例如“八股文”这种唯四书五经为是，而忽略个体思想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
除此之外，由于其矫枉过正，使得个人的思想不被重视，必须是圣人说的话为真理，虽然大部分圣人都是为民着想，但是这始终只是民本思想，没能将普通民众的权利重视起来，跨越为民主思想。
综上所述，这种转变是有利有弊的，但是综合来看，显然是利大于弊，这种思潮的跨越，对于社会进步与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的奠定，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种思潮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发展与思想变动有着重大关系。社会有先进落后之分，而思想同样如此，并且，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
在之前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可以随意剥削奴隶，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而神化政治思想则像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帮凶”。
但是后来随着封建经济的逐渐起步，民本思潮也随之而来，而圣化政治思维，则是相比于奴隶社会而言更为先进的封建社会所搭配，这种社会的变化，是圣化思维政治的催化剂，而这种思想也推动者社会的继续转型。
后来近代的西方思想的传入同样如此，推动者中国封建社会转型为资产阶级社会，而封建社会的转型也推动着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吸收。
可见，社会思潮与社会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相互促进，相互统一。
参考文献：
《先秦政治思想史》
《论语》
《孟子》
《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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