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杀武将,岳飞等死于非命;不杀文臣,苏轼因此逃生。
据说,之所以不杀文臣,乃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交待。然又有研究者说,赵匡胤,却是宋朝皇帝中,诛杀臣下最甚的,有八十余人之多。是否他因而深思后悔,所以立下重誓?
后世,很多人怀疑,虽然宋朝确实待文臣很优厚,是否存在过此盟誓,却是值得质疑的。
咱翻了下,于历史资料中看到了此事——
王夫之在《宋论 太祖》中有言,“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元人所编《宋史 曹勋》传中,写随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去的曹勋在逃归之后,拿着徽宗亲自写在自己衣服衣领上——原文,乃是“御衣”——想来,皇上所穿的,就是御衣罢,却不见得,是龙袍。因为当时,乃是俘虏呢!想当初,钦宗去金营谈判,被强逼穿金朝衣服,此刻,徽宗身上的,或许也是戎狄之服吧——“诏书”交给宋高宗赵构,看得赵构眼泪叭叭直往下掉。除了“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外,还有“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先插一句,艺祖是谁呢?这里就是宋太祖。乃古代太祖或高祖的通称。
不过,此事更详细的记录,在于南渡宋官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
言及,宋太祖密刻了块碑,藏在太庙的夹壁里,平日锁钥甚严,唯太庙祭祀及新君即位,方可开启阅读。且新君只能带个不识字的小太监一起进去,读过之后,又严密封。靖康之变后,开封被金人所掠,太庙大开,人们方看到此碑内容,上书“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细心的读者,你一定已发现,此三誓,与王夫之所计,前两条皆相似,可第三条,却截然不同。
虽自靖康之耻到王夫之之时,近五百年已过去,然以其治学之严谨态度,若叶梦得所言属实,何不照抄即可?要自己杜撰一条?让后世之人,到底信谁呢——如今我们皆能见到叶梦得之记载,很难想象,王夫之,没有看到啊!
所以,宋太祖是否做了这样一块誓碑,还真让人费解呢!
然则,又有人要说,若无此誓,宋朝皇帝们,为何都那样“仁慈”呢?
有一说,可资参考。
宋仁宗时,强盗张海将过高邮,当地守将姚仲约知道抵挡不住,竟然“论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强盗看到这么懂事的人,高兴得合不拢嘴啊。所以就没有劫掠当地。事情传到朝廷,大家都是目瞪口呆,这作法,也太有想象力吧?富弼等觉得应该把姚仲约杀了,但范仲淹力争不可。最后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富弼气得要晕,说以后还怎么管理官员嘛。范仲淹却私下跟他讲,“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
好一个他日手滑啊!原来,在范仲淹看来,保他人之命,就是保自己之命。若开这样的先例,难免就要杀来杀去了。
后来富弼与范仲淹出守边塞,从河北归来,到了都城,也许是打了败仗,没人敢给他开城门,因为不知道朝廷的是不是要处理他呢。他彻底围床踱步,此刻,才理解到,范仲淹,真是圣人啊!
在宋之前,在宋之后,何朝何代的斗争,不是你死我活呢?也就只有宋朝的官员们知道,咱争的是权力,不是人命——而赵匡胤的基因比较周正平和,赵宋皇帝多非凶狠之辈,当然也是极大原因之一了。否则,他们想杀,文臣集团势力再大,又如何争得过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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