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电脑右下角便弹出一篇推送文章《他竟然在教科书中替秦桧喊冤》。讲的是，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编了本《白话中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到1935年被南京市长禁止在该市出售，后因国民党党部的压力，吕思勉被迫删改了其观点。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岳飞很多战绩被夸大，而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为何又过了12年，他的观点，才被禁呢？原因在于，当时其实对于岳飞以及秦桧，是有很多不同研究的。但教科书与学术著作不同，它体现的是在台上者的观点。所以，当20年代军阀混战时，讲岳飞等人拥兵自重，是易于接受的；但到了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于是，还原岳飞与秦桧，便不受待见，而成为替主和派张目了——他及同事甚至因此被竞争对手，告上法庭，说他们犯了外患罪。但法庭审判认为，此书出版时，东北还没落到日本手里呢，怎么可能是在向侵略者献媚呢？因此无罪。
说起秦桧，免不了就翻到《宋史》，他的生平，列在《奸臣传》里，可知，元朝人，对这个家伙，也是很不待见的。因为，他——“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朝中“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他整人的手法，咱在岳飞那里见识过了，“莫须有”。实际上，无非几种，“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元朝皇帝，也怕出现这样的权臣啊。因而，归入奸臣，是必然的。
但就算元人写的宋史，也不得不承认，秦桧，最初，乃是个主战派。
靖康元年，金人攻到了汴京，说要宋朝割三个地方就算了。秦桧上书言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受，反而被派着跟张邦昌到金营议和，他却说，此行就是为割地而去的，跟我的观点不同，我才不去！多次上奏折请求别让自己趟这浑水。从此可见，他那时年轻气盛，爱国心是爆棚的。如果皇上批他不顺旨之罪，那还不得千刀万剐啊？
不过，最终他还是去了。主要任务，是送肃王赵枢去做人质。待到李若水他们谈判回来，说金国坚持要割地，否则，就兵临汴京。皇上召集君臣商议，“范宗尹等七十人请与之，桧等三十六人持不可”。可见，他仍然不愿割那么多地给金国。
后来，靖康之耻了，两皇上被抓了，金人说要换个异姓皇上，议立张邦昌，秦桧却说，张邦昌这家伙，本来就是个奸臣，宋朝搞成这样，他要负重大责任啊。现在让他当皇帝，四方豪杰必群起而诛之。“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你们杀我无所谓，我不怕死，该说的，就是要说，唯有留下赵宋皇帝，才是金宋两国之福之利——在汴京陷落的现实情形之下，秦桧尚能与金人委蛇争取宋朝之利益，不可谓不是好大臣啊。
就是这样一个不愿屈服者，后来被抓入金营，带着北上，过了几年方逃回。如果他未被掳走，而是随着康王赵构南渡，会不会是个坚定的主战派最后被某个主和的权臣像岳飞那般杀掉呢？还真说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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