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电脑右下角便弹出一篇推送文章《他竟然在教科书中替秦桧喊冤》。讲的是,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编了本《白话中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到1935年被南京市长禁止在该市出售,后因国民党党部的压力,吕思勉被迫删改了其观点。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岳飞很多战绩被夸大,而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为何又过了12年,他的观点,才被禁呢?原因在于,当时其实对于岳飞以及秦桧,是有很多不同研究的。但教科书与学术著作不同,它体现的是在台上者的观点。所以,当20年代军阀混战时,讲岳飞等人拥兵自重,是易于接受的;但到了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于是,还原岳飞与秦桧,便不受待见,而成为替主和派张目了——他及同事甚至因此被竞争对手,告上法庭,说他们犯了外患罪。但法庭审判认为,此书出版时,东北还没落到日本手里呢,怎么可能是在向侵略者献媚呢?因此无罪。
说起秦桧,免不了就翻到《宋史》,他的生平,列在《奸臣传》里,可知,元朝人,对这个家伙,也是很不待见的。因为,他——“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朝中“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他整人的手法,咱在岳飞那里见识过了,“莫须有”。实际上,无非几种,“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元朝皇帝,也怕出现这样的权臣啊。因而,归入奸臣,是必然的。
但就算元人写的宋史,也不得不承认,秦桧,最初,乃是个主战派。
靖康元年,金人攻到了汴京,说要宋朝割三个地方就算了。秦桧上书言事,“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受,反而被派着跟张邦昌到金营议和,他却说,此行就是为割地而去的,跟我的观点不同,我才不去!多次上奏折请求别让自己趟这浑水。从此可见,他那时年轻气盛,爱国心是爆棚的。如果皇上批他不顺旨之罪,那还不得千刀万剐啊?
不过,最终他还是去了。主要任务,是送肃王赵枢去做人质。待到李若水他们谈判回来,说金国坚持要割地,否则,就兵临汴京。皇上召集君臣商议,“范宗尹等七十人请与之,桧等三十六人持不可”。可见,他仍然不愿割那么多地给金国。
后来,靖康之耻了,两皇上被抓了,金人说要换个异姓皇上,议立张邦昌,秦桧却说,张邦昌这家伙,本来就是个奸臣,宋朝搞成这样,他要负重大责任啊。现在让他当皇帝,四方豪杰必群起而诛之。“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你们杀我无所谓,我不怕死,该说的,就是要说,唯有留下赵宋皇帝,才是金宋两国之福之利——在汴京陷落的现实情形之下,秦桧尚能与金人委蛇争取宋朝之利益,不可谓不是好大臣啊。
就是这样一个不愿屈服者,后来被抓入金营,带着北上,过了几年方逃回。如果他未被掳走,而是随着康王赵构南渡,会不会是个坚定的主战派最后被某个主和的权臣像岳飞那般杀掉呢?还真说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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