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
首先必须承认，图书出版就是为满足人类的阅读需求而产生并存在的。
图书出版在农业时代，并不是纯粹的商业活动；而只是为了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保存智力成果。老子著《道德经》、孔子作《春秋》，李时珍撰《本草纲目》，包括曹雪芹写《红楼梦》都没有商业目的，也没有想着赚钱，甚至是自己搭钱、贴钱刻书印书。他们都是于理想情怀，出于文化目的。
只是进入了商业时代，由于著作权（版权）意识的觉醒，人们才将出版视为了商业活动。图书出版在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同时，也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在中外历史上不乏靠写书、出书而发财致富的人。
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也不把图书出版视为商业活动，更看作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工作。改革开放则恢复了出版的商业属性，让图书出版成为产业。今天，尽管我们的出版产业规模并不大——可能全国的出版产值还抵不上万科一家房地产公司。但其影响巨大，社会贡献率，以及外部商业价值则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今天事实上，又面临着一个出版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了。
商业化的逻辑就是以客户为中心。那么图书出版则强调以读者为中心。也就是说，读者想看什么书，喜欢看什么书，作者就写什么书，出版就出什么书，书店就卖什么书。
为读者服务固然没有什么错误，也是商业制胜之道。
但人类阅读读书的逻辑，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人们其实在阅读方面是盲目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在精神成长，在修养培育，在知识学习方面，该读什么书是需要指引的。中国人一向将接受教育、上学叫做“读书”，道理也于此。
即使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智商很高的聪明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该读哪些书，其实也是需要指引与引导的。
更何况国家意识、主流价值观与思想道德建设，更需要在阅读方面，政府给予推动和指导。这也是我们政府倡导全民阅读的基础原因所在。
那么回到图书出版业本身，生产端（作者与出版机构）如果一味向消费端（也就是读者）妥协、取媚计好，那么图书出版的低俗化、媚俗化，甚至沉沦就不可避免了。近些来，我们图书市场之所以垃圾书充斥、重复出版严重，可能与出版没有很好发挥自己的引领作用，或者说出版过度商业化不无联系。
图书出版是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来在阅读消费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甚至创造新的阅读消费需要的。现在国家在推动物质生产领域的转型升级，并实施供给侧改革；而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同样有转型升级的紧迫性，有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我个人的见解以为，政府与民间非常需要为出版业加油鼓劲，在政策上、在资源配置方面，对那些有文化担当、有理想情怀，有精品意识的出版机构给予支持。出好书，出有价值的书，出能够“穿越时间长河的书”，不一定很快赚钱，甚至有可能赔钱。如果，那些有价值的好书，冷门书，新人的作品，创新型的作品，前沿性的作品，没有机构去出，我们的出版就真要出问题了。
伟大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成名作《尤利西斯》被莎士比亚书店接受出版的时候，首印数才是区区几百本。彻底的赔钱货呀。但是莎士比亚书店，正是由于出版了《尤利西斯》而在世界出版史上名留青史了。
在此，我想呼吁那些在商业出版领域里赚了大钱，在资本市场上淘到了金矿的出版机构，不要总盯着亚马逊书店排行榜而出书，不要仅仅因为谁的书热门流行便出他的书；读者的阅读需求可是千姿百态的，也是神秘莫测的，正等着出版机构出好书去引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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