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
【编者按】在国际上诸多《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排方案中，《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刊登的手稿编排方案最为合理。在编辑观念上，它忠实地再现出这部未完成作品的原貌，排除了其他编排方案主观性地组织作者写作思路的种种尝试。在编辑手段上，它采用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准则与手段，将基础文本同异文两相对照，最为充分地展现出这一非封闭性文本的形成史。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排方案；历史考证版；异文
一．《年鉴》刊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情况
目前，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正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专著卷，并在该版本的配套性研究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年鉴》新辑第1辑（2003年辑）上刊登了一个试行性编辑方案。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先罗列出它的目录，以便在此基础上论述《年鉴》预示的专著卷的手稿编排方案的合理性：
I/5-1：驳布鲁诺·鲍威尔；I/5-2：序言；I/5-3：费尔巴哈和历史。草稿与笔记；I/5-4：费尔巴哈；I/5-5：I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I/5-6：I费尔巴哈。1.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I/5-7：I费尔巴哈。导论；I/5-8：I费尔巴哈。片段1；I/5-9：I费尔巴哈。片段2；I/5-1：莱比锡宗教会议；I/5-1：II. 圣布鲁诺；I/5-12：圣麦克斯；I/5-13：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I/5-14：格拉齐安诺博士；I/5-15：真正的社会主义；I/5-16：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I/5-17：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I/5-18：IV.卡尔·格律恩：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I/5-19：荷尔施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新世界或尘世的精神王国。通告；I/5-20：晚近的哲学家；I/5-21：阿诺德·卢格；I/5-22：共产主义预言家的密谋活动；I/5-23：奥古斯特·贝克尔的月刊：宗教与社会运动的福音；附录 ：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i]
专著卷将完整地、彼此独立地在正文卷中刊登I/5-1至I/5-19，在资料卷中对I/5-20至I/5-23（马克思恩格斯未参与的、由莫泽斯·赫斯撰写的四篇文章）做出说明和描述，并刊登其中部分文字。资料卷还要采用通常刊登异文的方式，刊登驳布鲁诺·鲍威尔（I/5-1a）和卡尔·格律恩：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I/5-18a）这两个异文。至于《年鉴》在附录中收录的约瑟夫·魏德迈在马克思参与下撰写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这篇文本系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集里。
原始手稿分左右两栏书写，左栏是基础文本，主要是恩格斯的笔迹，个别段落是马克思的笔迹，字里行间有马克思恩格斯做的修改，右栏是各种旁注、插入文字、无法归入基础文本的独立段落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迹。作者没有将它们纳入基本文本，也未对如何将它们归入基本文本做出说明。所以，《年鉴》只能采用双栏刊登的方法。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刊登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脚注中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做的旁注，《年鉴》均刊登在右栏中。凡《选集》脚注中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做了删节的文字，《年鉴》均刊登在其资料部分的异文表中。《年鉴》还在资料部分开辟一个专门的栏目，用来刊登《选集》脚注中未予说明的、在主要手稿中予以删节（删节记号为1-8）的文字（除删节记号为1的文字外，马克思恩格斯将删节记号为2-4的文字经过修订收录进《圣布鲁诺》，将删节记号为5-8的文字经过修订收录进《圣麦克斯-旧约-教阶制》）。[ii]
《年鉴》编排手稿的方式同中文《选集》第二版及《全集》第一版编排手稿的方式有很大出入，它不是自始至终地连贯一体的，而是由基础文本和旁注组成。中文《全集》第一版依照俄文第二版，中文《选集》第二版依照1985年出版的德文单行本，将编者认为无法插入基础文本的旁注作边注，在脚注中予以说明，为编者认为可以插入基础文本的旁注选择其在基础文本中的位置。这种做法渗透了编者的主观理解，而主观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此，《年鉴》呈现手稿原貌的做法便显示出了独到价值：它将主观理解排除于编辑工作之外，将其当作在编辑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的研究工作，这样便免除了编者越俎代庖、反而有碍原始手稿一目了然这一嫌疑。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原貌
《年鉴》刊登的手稿编排方案是根据流传下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原貌制订的，因而我们有必要根据手稿原貌以及MEGA2编者对手稿做出的考证，来理解上述手稿编排方案的合理性。就该专著卷正文卷要刊登的文本而言，文本分为三类：I/5-2至I/5-9是草稿与片段，I/5-1、I/5-10至I/5-13、I/5-15、I/5-16、I/5-18、I/5-19是付印稿，I/5-1a、I/5-14、I/5-17、I/5-18a是刊印稿，而I/5-14和I/5-17的付印稿未流传下来。
通常人们所说的I费尔巴哈章由一个主要手稿和一些誊清稿组成。主要手稿即I/5-3，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1）至72），其中3）至7）和36）至39）残缺。整篇文本可分为彼此相对独立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I/5-3α）从1）至29），第二部分（I/5-3β）从30）至35），第三部分（I/5-3γ）从36）至72）。此外，还有一个马克思为加工手稿而写下的笔记（I/5-3δ）。[iii]这同一份文本，或者说四份文本，同样有恩格斯标注的编号[iv]。恩格斯标注的编号6至9、10、11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标注的页码8）至23）、24）至26）、27）至29）。[v]
I/5-3是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特点》中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章的批判。MEGA2编者推测，I/5-3α中遗失的文字，即属于马克思标注的页码中3）至7）的文字，应当以对费尔巴哈的论述为内容，而II圣布鲁诺的付排稿中“征讨费尔巴哈”最后一段应当是遗失内容的思想出发点，[vi]遗失内容衔接以马克思标注页码为8）的文字，这一段完整论述的终结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总结：“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vii]至于主要手稿内部在页码上的间断，如I/5-3α中间断的3）至7）及I/5-3β与I/5-3γ之间间断的页码36）至39），编者推测是作者用来誊清II圣布鲁诺的付排稿后销毁了。[viii]
I/5-4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一书若干章节的非系统性论述，纸张类型同I/5-3完全一致，有可能是在写完I/5-3后写下的，用于进一步修改I/5-3，包括用于修改I/5-3中遗失的文字。[ix]
誊清稿由I费尔巴哈开头部分的不同文本（I/5-5至I/5-7）以及两个片段（I/5-8和I/5-9）组成。I/5-5和I/5-6是两个异文。I/5-6包括导言与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以前的版本将I/5-5纳入I/5-6，这种做法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任何线索作根据。相反，恩格斯为导言写了个誊清稿（I/5-7），删除了I/5-6中被誊清的文字。因此，将I/5-6与I/5-7看作一个文本，更合乎实际情况。誊清稿没有留下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只有恩格斯为I/5-8前一部分标注的编号[3]和为I/5-9标注的编号[5]。剩下的是伯恩施坦分别为I/5-5、I/5-7、I/5-8后一部分标注的编号{2}、 {1}、{4}。至于伯恩施坦是否遵循了恩格斯的意旨，还有待于考证。[x]由于I/5-6没有编号，所以国际上的学者分别将它的前一部分即导言部分以及后一部分即“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标注为[1？]，和[2？]。[xi]
至于I/5-8和I/5-9，由于它们使用的纸张同莱比锡宗教会议、圣布鲁诺、圣麦克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所使用的纸张完全一致，所以它们的写作时间显然同后面这些付排稿的写作时间比较接近。这里，编者为了将誊清稿编排在一起，起到一目了然的效果，未能完全遵循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文本的原则，但解释说，同这一编排顺序相反的编排方式也是合理的。[xii]本文笔者认为，排列这七份誊清稿的前后顺序，意义并不大，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的文本，未组织成完整的一章，即I费尔巴哈章，而且这七份文本并不是为撰写I费尔巴哈的付排稿所做的准备。意义重大的，倒是誊清稿与主要手稿这两者的前后顺序。
以往的版本都是将誊清稿置于主要手稿之前，而《年鉴》将誊清稿置于主要手稿之后，因为MEGA2编者认为，主要手稿形成于1845年11月底，誊清稿形成于1846年4月中期，甚至是6月初，除了要按照手稿写作时间编排文本外，还要考虑到，作者写下“I费尔巴哈”这一标题的前提是，此时I/5-3α已划分为费尔巴哈、历史和鲍威尔这几部分了，莱比锡宗教会议中的II圣布鲁诺和III圣麦克斯也已成形了，所以作者要构思I费尔巴哈。[xiii]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写下誊清稿时，较之他们写作主要手稿时，思想应当又有所发展。所以，将主要手稿同誊清稿分离，可以避免赋予主要手稿以它所不具备的思想成熟性。[xiv]按照本文笔者的理解，如果将誊清稿置于主要手稿之前，就将主要手稿当作属于I费尔巴哈的内容了。相反，将誊清稿置于主要手稿之后，后面衔接莱比锡宗教会议等等内容，就在形式上将主要手稿排除在I费尔巴哈的范围之外，也就保留了I费尔巴哈的残篇形式，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出忠实于手稿原貌这一编辑原则。
三．手稿的逻辑层次与写作过程
将主要手稿同II.圣布鲁诺和III.圣麦克斯联系起来考虑，则主要手稿明显地含有三重文本层面。第一重文本层面体现在三个前在文本中：I/5-3α是作为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特点》的文章草稿而产生的（H1a）；I/5-3β是作为圣麦克斯-旧约-教阶制的组成部分而形成的（H1b）；I/5-3γ是作为圣麦克斯-新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形成的（H1c）。
就第二重文本层面来说，将H1a分为“鲍威尔”（对鲍威尔的批判）、“费尔巴哈”（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历史”（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阐述），将H1b分为费尔巴哈、历史、圣麦克斯，将H1c纳入费尔巴哈、历史，加上马克思标注的页码1）至72），就形成了“费尔巴哈和历史”的草稿（H2），以及草稿删除了的（删除记号为1至8）文字(H2(E))。[xv]
就第三重文本层面来说，将H2(E)的2至8修订后纳入圣布鲁诺与圣麦克斯-旧约-教阶制的付印稿（作者将H2(E)的1删节后未再采用），就形成了圣布鲁诺的付排稿和圣麦克斯-旧约的付排稿。另外，此时还形成了各个片段性誊清稿。[xvi]
我们将MEGA2编者所做的分析进一步表述出来就是：第一，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是主要手稿的由来，而这时的主要手稿（H1）尚未剔除那些后来删节了的（删节记号为1至8）文字，它以恩格斯标注的编号为标志。第二，主要手稿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本，因为H2和H2(E)已经确定下来。此时的主要手稿（H2）已删除了H2(E)，而这个确定H2和H2(E)的过程同马克思为手稿标注页码是一致的。[xvii]第三，主要手稿实质上起到了为II圣布鲁诺和III圣麦克斯的形成做准备的作用，因为尽管I费尔巴哈后来未能束稿，只遗留下一些誊清稿，但H2(E)的文字大多经过文字修订纳入II圣布鲁诺和III圣麦克斯的付排稿。这样，《年鉴》的编排方式一方面反映出《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未完成著作的原始写作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年鉴》以恩格斯标注的手稿编号为第一个文本层面的标志，以马克思标注的页码为第二个文本层面标志，[xviii]它就充分反映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手稿起草过程中的密切合作。
手稿编排方案关联着手稿写作过程问题，因而认清手稿写作过程，有助于我们识别手稿编排方案的合理性。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史上看，由于布鲁诺·鲍威尔批评马克思、恩格斯、赫斯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逻辑结果，所以马克思写下了《驳布鲁诺·鲍威尔》，以表明自己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态度。这是马克思最早写下的、同后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计划直接相关的第一篇著述，因而MEGA2编者有理由将其纳入专著卷。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又拟订了一份回敬布鲁诺?鲍威尔、批判德国哲学的草稿，这份草稿同后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更为直接，因为它的内容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在这一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圣布鲁诺》、《圣麦克斯》、《格拉齐安诺博士》[xix]和《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引言，但没有《费尔巴哈》章。可能是在《圣麦克斯》的写作将近结束时，马克思恩格斯才形成写作《费尔巴哈》章的想法，因为主要手稿的几个部分分别是作为《圣布鲁诺》的一部分以及《圣麦克斯》的两个部分产生的，是在写作过程中或写作过程结束后从《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中抽出来的。这一点可为下述事实所证实：在《圣麦克斯》的正文中，原本有“见上文第X页”这样的文字，马克思将其改为“参见《费尔巴哈》”。还有，原先制订的章节是I圣布鲁诺、II圣麦克斯，后来章节经过修改，第一卷包括I费尔巴哈、莱比锡宗教会议、II圣布鲁诺、III圣麦克斯……。[xx]
以往的版本大多是按照编者的理解和推测来总结作者的思想线索，据此编排文本，从而将这些草稿、笔记和誊清稿组织成相对完整的《费尔巴哈》章。例如，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确定为费尔巴哈章的标题，就是编者总结出的一条提纲挈领性的思想线索，它将彼此相对独立的各份手稿组织成一个文本整体。但是，这是恩格斯写在I/5-3篇末右栏的文字，无法确定它就是整部手稿的标题，因为I/5-4是否属于这一标题下的手稿，还有待于考证。另外，它也有可能是I/5-5至I/5-7或I/5-8和I/5-9的的标题。所以，《年鉴》将它同其他写在右栏的文字同样处理，为主要手稿确定了一个编辑性而非文本标题：费尔巴哈和历史。
《年鉴》鉴于费尔巴哈章未能写完，彼此独立地刊登各份誊清稿，将主要手稿放在费尔巴哈章之外，保留费尔巴哈章的残篇形式，避免强行赋予誊清稿和主要手稿以一个完整体系。这种编辑方案的合理性可以在作者本人那里寻找到支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明言：“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xxi]恩格斯这段话不但表明，手稿是未完成的，而且透露出，马克思恩格斯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意图未得到实现，因为作者此时尚未彻底形成唯物史观的思想。这也证明《年鉴》排除一个完整文本的编排方案是合理的。
四．《年鉴》的手稿编排方案相对于其他方案的合理性
至此，我们是就手稿原貌、逻辑层次、写作过程来论述《年鉴》的手稿编排方案的合理性的，还没有涉及对手稿编排方案的不同考虑。如果能够辨析这些不同考虑相对于《年鉴》手稿编排方案的不足之处，自然可以反证《年鉴》预示的专著卷的手稿编排方案的合理性。
截止目前，国际上出版了许多《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最早的梁赞诺夫版致力于再现手稿的原始面貌，接下来的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致力于赋予手稿以一定的系统性，因为编者认定，手稿尚未最终划分段落，需要首先根据手稿中的分隔线将手稿各个部分彼此分开，然后根据手稿中的旁注和提示重新编排文本。齐?巴纳于1962年发现了属于这部手稿的新文献以后，[xxii]格·巴加图利亚认为，MEGA1更改手稿文字前后顺序的做法缺乏充分理由，所以巴加图利亚版按照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来编排主要手稿（包括巴纳新发现的属于主要手稿的第1页和第2页在内），按照恩格斯标注的号码编排誊清稿。因此，巴加图利亚版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梁赞诺夫版的回复。MEGA2试编本首次采用分左右两栏刊登文本的方法，这种方法为广松版所继承，但广松并不认为基础文本有空缺，而认为这些所谓的空缺可为誊清稿所填补。[xxiii]这样，广松版实质上又回复到MEGA1编排文本的观念上去了，即要建构手稿的系统性、完整性。
上述编排方案的一致之处是，认定I/5-6是被誊清的手稿，其他的是誊清稿，并将誊清稿放在主要手稿前面。它们彼此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所围绕的核心，一是主要手稿是否相对完整，即是否有空缺（梁赞诺夫版、MEGA1、广松版否认手稿有空缺，认为誊清稿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填补空缺的尝试，相反，巴加图利亚版和试编本认为手稿有空缺是事实，尽管手稿在思想逻辑上是前后一贯的）；二是如何编排誊清稿。为直观起见，我们将上述版本编排各份誊清稿的前后顺序刊登如下：
梁赞诺夫版（1926年）： I/5-6前半部分、I/5-5、I/5-6后半部分、I/5-9；[xxiv]
MEGA1（1932年）： I/5-7、I/5-5、I/5-6后半部分、I/5-8、I/5-9；[xxv]
巴加图利亚版（1965年）：I/5-7、I/5-5、I/5-6后半部分、I/5-8、I/5-9；[xxvi]
试编本（1972年）： I/5-5、I/5-7、I/5-6后半部分、I/5-8、I/5-9；[xxvii]
广松版（1974年）： I/5-7、I/5-5、I/5-3α、I/5-3β、I/5-8、I/5-3γ[xxviii]
比较上述版本编排誊清稿的不同方案，可以看出，除了广松版情况特殊外，其他版本都将主要手稿与誊清稿彼此分开。而且其他几个版本编排誊清稿的方案却大同小异，区别仅仅在于，它们赋予誊清稿的思想线索有一定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别能够带来的影响仅仅是，对主要手稿的思想线索形成理解上的细微差别，而不会给主要手稿的编排造成分歧。况且，赋予誊清稿的不同编排方案以一定意义，前提是将誊清稿置于主要手稿之前。这样，对誊清稿的思想线索形成不同理解，才会影响到对主要手稿的思想线索形成不同理解。但是，随着《年鉴》将主要手稿刊登于誊清稿之前，对主要手稿的理解就不那么依赖对后面的誊清稿的认识了。再有，将各份誊清稿当作彼此独立的手稿，就否定了它们彼此间的密切联系，上述前提也就不复存在了。
广松版编排文本的方案比较特殊：第一，它认为I/5-7是费尔巴哈章待誊清的导言，因而将其置于开头部分的右栏；第二，它认为誊清稿是作者用来衔接手稿间断处的，因而将I/5-5置于I/5-3α中马克思标注页码为8）-29）的文字之前，将I/5-8置于I/5-3β与I/5-3γ之间，即将它们统统插入基础文本，置于左栏中；第三，它认为I/5-6和I/5-9是马克思标注页码为11）至16）的文字的异文，因而将它们置于与其相对应的右栏的位置上；第四，它否认巴纳发现的马克思标注页码为1）和2）的两页手稿属于主要手稿，因而将它们放在附录中。[xxix]
从编辑观念上说，第一，虽然广松涉批评MEGA1主观地建立主要手稿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但他本人也试图在主要手稿与誊清稿之间建立极其密切的联系，在没有实际考证成果作证据的前提下，运用推理，拿誊清稿来填补主要手稿各部分之间的空缺。所以，广松版与MEGA①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它们对手稿中的种种思想联系的具体理解不同而已。第二，广松涉填补主要手稿空缺的作法有一个前提，即手稿是完整的。随着《年鉴》将主要手稿刊登在誊清稿之前，并彼此独立地刊登各份誊清稿，广松涉有关I/5-7应当放在I/5-5之前的论证也就剩下一个写作时间推测上的意义。第三，广松涉没有充分重视以往的考证成果，即马克思标注页码为1）和2）的文字属于主要手稿，否则他不会因为这两页妨碍他组织手稿的思想线索就将其置于附录中。而且以往各版本的编者不可能认识不到手稿在不完整的外表下具有内在思想联系这一常识，只是在现有考证成果所允许的范围内，承认手稿有残缺、是未完成的。如果理解这一点，广松涉便不会说：“以前的各种版本的编者们，包括MEGA2版的编者在内，未能洞察到现存手稿的内在关联性。”[xxx]
从编辑手段上说， 广松涉认为试编本刊登 异文时采用的新标注法即异文表不方便使用，[xxxi]因而采用了将异文直接插入正文的做法。在广松版的影响下，日本[xxxii]和韩国的学者纷纷提出建议，仅就正在编辑之中的该专著卷而言，放弃试编本刊登异文的方法，即采用Deskriptive Variante[xxxiii]这一异文展示方法而非Diskursive Variante[xxxiv]这一异文展示方法，甚至采用复制作者手迹的方法，来达到客观性、忠实性、精确性。[xxxv]但是，试编本并没有标新立异地采用什么新标注法来刊登异文。异文表是历史考证版照惯例要采用的刊登异文的方法，而历史考证版在西方产生于18世纪，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歌德全集》、《路德全集》、《莱布尼茨全集》等历史考证版著作集的编辑出版，它在编辑观念和编辑手段上都得到进一步的锤炼。异文表同其他编辑手段一样，就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起来的。[xxxvi]MEGA1之所以没有采用异文表，是因为它编辑得较早，异文的编辑手段尚未形成一整套像今天这样严密的体系。这也是MEGA1已经落伍，要用MEGA2取而代之的原因之一。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他版本未采用异文表，是因为它们不是历史考证版，无须采取学术要求过高的异文刊登方法。像许多版本没有刊登我们在上文提到的H2(E，也属于同样情况。
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版本都必须保证正文的可读性。历史考证版只能在达到这一最起码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编辑手段，进一步达到学术性要求高的版本需要额外达到的编辑要求，这就是异文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之所在。相形之下，广松版将异文插入基础文本，结果将正文切割得支离破碎，无法形成一个可读性强的正文文本。这也印证了Deskriptive Variante会削弱编辑文本的可读性，而Diskursive Variante恰恰可以通过更为理性的方式达到客观性、忠实性、精确性这一要求。《年鉴》采用异文表刊登异文，证明正在编辑之中的专著卷将继续采用这种更为理性的异文刊登方式。况且，电脑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革新了编辑工作的观念与手段。广松版在文本可读性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电子版的隐含文档来消除。所以说，广松版实质上是试图用纸质介质来完成本应由电子介质完成的任务。
但是，广松涉以及其他日、韩学者提出的意见反映出一个问题：历史考证版是西方文献整理与文字传统的结晶，[xxxvii]这一结晶很难移植到东方文献整理与文字背景中来。正因如此，对异文表提意见的，都是东方学者。也正因如此，虽然广松涉对自己的版本呕心沥血，但它仍有一些可改进之处。例如，就手稿识别结果而言，广松涉对以往各个版本等量齐观，将它们识别手稿的不同结果均列入自己的版本中。而实际上，试编本的手稿识别结果是对以往各版本手稿识别结果的勘误，而不是不同于以往编辑文本的异文。异文与勘误是不同的概念，异文属于作者，所以有必要刊登。勘误分勘作者之误与勘编者之误。作者之误有可能是有意为之，编者难于判断，所以要反映在一个版本的附属资料中。而编者之误纯属错误而已，既然新版本的编辑文本本身就包含了对以往版本的编辑文本的勘误，就没有必要连篇累牍地刊登以往各版本识别手稿的不同结果，从而进一步增加广松版在可读性上的难度。
反过来说，广松版尽管有方方面面的缺点，它毕竟是跨越东西方文献整理及语言差异、用东方语言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次创举。而且它翻译成中文后，为我们国内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材料。在这一意义上，广松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东方的传播史上起到了里程碑式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跨文化沟通这一角度，而仅仅就编辑观念与编辑手段本身来看，应当说《年鉴》体现的手稿编排方案
[i]参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约瑟夫·魏德迈：《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I.费尔巴哈和II.圣布鲁诺的文章、付印稿、草稿、誊清稿片段和笔记》，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柏林版（以下简称《年鉴》），前言第5页。另见英格·陶伯特、汉斯·佩尔格、雅各·格朗让：《MEGA2I/5“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莫泽斯·赫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1845年11月至1846年6月）”的结构》，载于《MEGA研究》1997年第2期，阿姆斯特丹版（以下简称陶伯特等：《结构》），第57-58页。
[ii]鉴于标注删节记号为1-8的文字在中文版中未得到反映，这里不可能详尽介绍，故省略。
[iii]参见英格·陶伯特等：《结构》第50-53页。
[iv]恩格斯标注的是Bogen的编号，马克思标注的是Seite的编号，一个Bogen分两个Blatt，四个Seite。
[v]参见《年鉴》第178页。
[vi]参见《年鉴》第166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196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1页。
[v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8页。
[viii]参见《年鉴》第168页。
[ix]参见英格·陶伯特：《论“费尔巴哈”手稿的产生史及其在MEGA2I/5总的编排》，载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丛》1989年第26期，1989年柏林版，第101、107页。
[x]括号为编辑人员所加，其中的[3]也有可能是伯恩施坦标注的编号；另见《年鉴》第300-304、308-309、315页。
[xi]参见郑文吉：《就“I.费尔巴哈”章的复原谈〈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编辑的若干问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丛》新辑1997年辑，论证出版社柏林版（以下简称郑文吉：《复原》），第47-48页。
[xii]参见《年鉴》第320页。
[xiii]参见《年鉴》第300页。
[xiv]参见《年鉴》前言第21页。
[xv]H指手稿，H1指前在手稿层面，H2指在前在手稿层面基础上形成的手稿，（E）指Erledigungsvermerk，即删节记号，H2(E)指标注删节记号1-8的文字。
[xvi]参见《年鉴》前言第20页；正文第337页。
[xvii]不考虑文字排列顺序、位置，仅就文字本身来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版第1卷反映的是H2，而不是H1。
[xviii]参见《年鉴》第170-171页。
[xix]格拉齐安诺博士指阿诺德·卢格。
[xx]参见英格·陶伯特：《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新观点、新问题和新争论点》，载于《特利尔卡尔?马克思故居文丛》1990年第43期第49页。
[xx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3页。
[xxii]巴纳发现的新文献分三部分，一是主要手稿中的1）和2），二是29）中的一些内容，三是一些可归入圣布鲁诺的内容。
[xxiii]参见郑文吉：《复原》，第42-45页。
[xxiv]梁赞诺夫版将5-8视为费尔巴哈章的结束语而将其置于全章后面，并省略了I/5-7。
[xxv]MEGA1将I/5-6前半部分作为异文排在全书的最后。
[xxvi]巴加图利亚版将I/5-6前半部分作为异文置于I/5-7的脚注中
[xxvii]试编本是按照编者确定的手稿写作时间顺序编排的，它将I/5-6前半部分放在异文表中。
[xxviii]广松版将I/5-6和I/5-9置于对应I/5-3α中11）至16）的右页。
[xxix]参见郑文吉：《复原》，第46、52页。
[xxx]参见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xxxi]同上，第338页。
[xxxii]这里的日本学者不包括参加MEGA2若干卷次编辑工作的日方人员。
[xxxiii]Deskriptive Variante没有对应的中文术语，它指不但展示异文的文字内容，而且展示异文在手稿上的位置，如在第几页第几行左侧空白处，或在正文中某个字的右上方。
[xxxiv]Diskursive Variante也没有对应的中文术语，它指仅展示异文的文字内容，提供文字改动的结果，而不展示异文在手稿上的位置。
[xxxv]参见英格·陶伯特、汉斯·佩尔格、雅各·格朗让：《在编辑文本与异文表中展示作者手迹：答复对1972年MEGA2试编本与1993年MEGA2编辑准则的批评》，载于《MEGA研究》1997年第2期，阿姆斯特丹版，第170-173页。
[xxxvi]关于历史考证版的异文处理方式，请参见鲁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异文处理方法》，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
[xxxvii]关于历史考证版的编辑观念，请参见l鲁路著：《结合MEGA2谈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准则》，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来源：中共中央编译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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