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条件，或者说无条件，就是我与书的关系，即“朝向上帝”本身。”
“也许艺术寻求给予事物面容，她的伟大和虚谎之处都同时存在于此。“
——列维纳斯
身为奥斯维辛的受害者，经历了“既不缺少哲思也不匮乏诗意的恐怖时代”，这两句话道出了犹太思想家列维纳斯诗学的核心。第一句话出自他《超越诗句》一书，这里的”书“，是大写的书，指圣经（对身为犹太人的列维纳斯而言指希伯来圣经）。这句话是列维纳斯的信仰表白，是他作为思想者进行诗学（本文的“诗”都是指广义的诗，泛指文学、艺术）之思的基点；也是他对生存的人的期盼，即一个生存的人的本质，是在其与神话语的关系中，走在朝向上帝的路途上；更是他对诗和诗人的期盼，即始终在与《圣经》的关系中，朝向上帝。
第二句话出自他的《困难的自由》，他提出了诗的本质，是人寻求赋予事物有别于其与生俱来的、被创造赋予的原本面容的另一个形态，为事物命名。这个过程是寻求的过程，寻求的方向有两个面向，一是朝向上帝，二是面向人自我主体的深渊。前者是面向大他者，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进行艺术创作，从上帝这位创造艺术原型的他者处寻得启示和灵感，而后者是人朝向自我，企图寻求绝对自我，向自我的深渊搜寻，在自己与事物的互动中，捕捉从自我的虚无投射到事物表面再返回自身的影子。前者伟大，而后者是虚谎。前者之所以伟大，是因其寻求的是伟大者，所给予事物的面容是从伟大者荣耀中获得的吉光片羽，反射的是伟大者的荣耀。后者之所以虚谎，是因其朝向的是无根的自我，而这个自我的深渊是虚无。虚无是一无所有，是空，也没有影子。之所以还能捕捉到影子，是因这影子是来自人自我身上残存的伟大者形象的碎片，但因其不是朝向上帝，即朝向的是虚无，虽然残存有上帝形象的自我，但仍然是无根。因此而捕捉到的碎片也仅仅是影子，由此所给予事物的面容和命名便是虚谎。而之所以伟大和虚谎并存，这是因为无论是朝哪个方向，艺术都处在已然未然的状态，往往艺术家本人和作品本身在两个面向中逡巡徘徊。
列维纳斯诗学中提出对文学的疑问和期待是:”在一个充满历史灾难的世纪，一个生活意义被各种面目的意识形态和虚无主义涂抹的世纪，文学有没有可能穿过理论与现实的重重迷宫，摆脱来自于神秘抑或来自于美的诱惑，给我们的内在生命开辟一条道路，使这内在的生命还可以回应一种古老的、对人性的爱与正义感的召唤？"可见，他是站在启示、哲思、历史三者维度上对诗学进行思考，同时也尝试寻求诗学的终极意义，即诗（广义的诗称呼，泛指文艺）能否帮助人在其生命中回应爱与公义的召唤？而他整个思考的根基是从启示的维度出发，即前面所说的，他选择在与《圣经》的关系中，朝向上帝。但这个启示与文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因为他所依赖的希伯来圣经本身便是以文学所承载上帝之言。因此，除了朝向大他者——上帝，他试图借助诗学来思考诗学。他试图以诗性及对话语言的理解方式，更基于犹太塔木德的解经传统，将文学与伦理结合，即“从比喻、叙事等发散性思维中寻求对信仰的理解”（p2）。
列维纳斯一方面对以西方哲学中一种剔除个体性具体性的总体性思维作出批判，另一方面批判了身陷自身主体性泥潭的德国浪漫主义精神。在对总体性思维的批判方面，他最为引人注目的贡献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思维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目的主义，在他看来这两种历史观都将沦为强权的工具，而忽视或压抑那从独特具体个人的伦理维度。”前者是一种悲观的对上帝创世的否定，认为历史完全没有超越性可言，只是自身的永续循环，历史本身没有终极判断，就像莎士比亚《麦克白》中说：“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而圣经的历史观是，历史有起点，有终结，会面临上帝的终极审判。整部圣经呈现的是一个救赎历史，圣言，即上帝的话（道）介入人类的历史，更新、救赎，使历史在日光底下无新事的循环外提供了另一种新生活的期待。 历史目的论看上去与圣经历史观相似，这种相似性却是他的“异端性”，即他扭曲了圣经的末世论，将世界的终局和上帝替换为某种抽象、客观、普遍的状态。而个体则是要在每一个时刻中向将来某个时刻牺牲自己，“将来”又从当下每一个时刻个体的牺牲中被赋予。唯有最终的意义才算数。这种思想的巅峰便是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这种思想所导致的危害，在本国的系列运动中都能见到，如文革等，这也是本国的正统意识形态组成部分，未来最终的共产阶段成为个体顺服于强权的“盼望”。这种历史观是一种历史“泛神论”，其实质是“弥赛亚思想经过现代理性主义的变形，转化为可见的现世效应后的弥赛亚主义。”（p6)“当这种总体化思维方式成为对人类最终的宰制时，哲学就终结于功利性，终结于其对现实权力的依附。”(p5)这种思想导致的目前为止最灾难性悲剧就是纳粹的奥斯维辛之恶。
而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批判是源于列维纳斯顺着西方思想史脉络对诗学的反思。奥斯维辛之后，西方思想家纷纷使用诗的解构性思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颠覆，这便是从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时代精神，也被泛称为后现代精神。列维纳斯也是此潮流中的顺应者，但与尼采的弟子们不同的是，他的诗学取向是伦理性和和基于《圣经》启示的，而尼采弟子们则是着眼于非理性的主体本真性和绝对性。在列维纳斯看来，而这不过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延续罢了。虽然他们利用了诗学，却仅仅将其限在人的肉体（把头脑割下）——非理性的层面，认为这才是将人从各种权力的宰制中得到自身的解放，并将这种境界看为让人回归本真，并将其推崇到极致进行崇拜。其实者也是一种泛神论，即将人的肉体欲望跌成各种碎片，将其奉为神明，追求某种诗的神秘性。碎片中闪烁着暧昧和梦幻的光晕。而其”对未来的期待是以一种对悲剧的抒情来获得的。“颓废、焦虑、荒谬、郁闷......成为抒情的词汇。同时，因为要去除各种意识形态的宰制，便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纯“文学口号。这种崇尚非理性的浪漫主义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朝向上帝。即使不少艺术家使用《圣经》的资源，但其基本朝向仍是面对人的自我主体。与上帝背向之后所导致的人的无根性使人更容易”自恋“，”利用文学、艺术建立自我幻想“，”以此填补自我的空虚, 这是自我偶像化，而且这种幻象是”脆弱和缺少德行的，对他人和自我都是不负责任的“（p21）。就如巴塔耶提出的宣告：”文学的道德就是对道德律令的僭越，为恶辩护是文学的“超级道德”，因为文学的道德是对交流的“忠实”。（p20）如此文学、艺术的“深度”交流语言便成了恶的知识。这多么可怕！但也许这些艺术家会说，何为善何为恶，这些不过是你的意识形态。于是一方面灵魂、良知、德行被有故意地摒弃，忽视， 另一方面由于人的空虚和无根性，“又制造灵魂、德行、良知的仿制品，这种悖论使得现代人成为饮鸩止渴的”野蛮人“。这种摒弃道德、宗教维度的纯粹审美精神下的生活，导致了人挣扎于自由与焦虑之中，生活在绝望当中，这种绝望的“致死的疾病”，是生存意义上的绝望，“不是对某种东西绝望，而是不去希望也没有希望”（p23），也就是彻底失去盼望，这便是人选择朝向无根自我的深渊的必然后果。
20世纪看上去像是诗学对哲学的胜利，但人仍陷入绝望和虚无感的雾霾当中。当代的文学、艺术基本都沾染了这种“致命的疾病”，将人引向虚无、绝望的深渊。卢梭早在启蒙运动之初就说过：“难道我们生来就是要死在潜藏着真理的那座源泉的边缘之外吗？”这个警告至今对文学、艺术创作者仍然有效。列维纳斯提出的朝向上帝，基于与《圣经》关系中的诗学方案，可否将当代的文学、艺术从虚谎引致伟大，让人回应爱与公义的召唤？有赖读者和创作者的回答。
2013-12-07 2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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