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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60年代末的巴黎，将牛或羊的血输入人的静脉为人们带来了返老还童以及重焕生机的希望。本文作者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探索了让·德尼（Jean Denis）做过的一系列富有争议的试验，后者认为动物血液具有道德优越性：其中含有某种物质能够拯救堕落的人性。
在1667年的早春，一起与家畜有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巴黎的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人类第一次出于治疗目的，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
这一被后世称为“输血事件”的实验在当时引发了种种质疑和争议，真相、共识和实验动物本身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巴黎律师路易斯·德·巴斯里尔（Louis de Basril）在事件发生后的1668年2月表示：“从未有任何事情像该事件一样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它俨然是上层人物聚会沙龙上的话题，宫廷中的八卦核心，哲学论文中的讨论对象，甚至医生也在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咨询中谈及这个话题。”
而身处争议风暴中心的则是来自蒙彼利埃的、被誉为“最有能耐的笛卡尔派哲学家”的医生，让·德尼（Jean Denis）。他在巴黎刚刚崭露头角，开创性地使用动物血液来治疗疾病，尤其在治疗癫狂以及延年益寿等方面颇有心得。
1667年6月至1668年1月，他与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保罗·埃梅雷斯（Paul Emmerez）合作，将牛、绵羊以及小山羊颈动脉中的少量血液输入五名患者的体内，其中两人死亡，另外三人据称被治愈并重焕生机。这些实验使医学界产生了分歧，并且让巴黎市民们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可以治愈疾病和让人永葆青春的医疗手段。
“输血事件”的发生深受笛卡尔的影响。让·德尼于1667年在蒙彼利埃医学院受训，对笛卡尔的机械生理学进行了系统学习，同时他的相关试验是在亨利-路易斯·哈贝尔·德·蒙特莫尔（Henri-Louis Habert de Montmor）的赞助下进行的，后者在17世纪50年代举办的私人沙龙或“讲坛”对于笛卡尔的机械论深切认同。
笛卡尔在其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一书中发展了动物为机器的思想，他将“思维物质”与由“肉体和机械”构成的身体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了动物的理性、语言和意识（笛卡尔认为动物没有思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感觉和激情，是没有意识的自动机器，译者注）。
在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三种灵魂的框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三种灵魂，即营养灵魂、感觉灵魂以及理性灵魂。植物仅有第一种灵魂，因此只有生存的能力；动物有前两种灵魂，除了营养生长之外还有运动感觉的能力；而人类则三种灵魂都有，其中理性灵魂让人具有思维判断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盖伦则在该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译者注）动物的灵魂曾作为“感觉”灵魂而存在，但在（笛卡尔的眼中）已然消失。虽然笛卡尔欣赏动物身体功能的复杂精妙机制，但他对动物的内在精神的存在表示极端怀疑，并且不出意料地否定了它们的道德典范性。
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论调在17世纪40年代仅仅引起了一些哲学争议。1668年，他的信徒与巴黎上流社会中文学沙龙的成员产生了更广泛的斗争。在政治领域，笛卡尔的思想（包括他的野兽-机械论）在宫廷中被禁，尽管实际上有很多“笛卡尔主义者”为法国国王服务。
与此同时，一种笛卡尔式的推理方式以及一种自诩为具有批判性和怀疑性的思辨方式也在巴黎精英的沙龙中暗流涌动。1668年，关于笛卡尔的争论——事实上，更普遍的是关于动物的争论——已被具象为对让·德尼输血实验的争论。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量关于输血事件的宣传册、科学报告、平庸的诗歌以及数不清的信件传遍了整个欧洲。让·德尼（以及他的宣传人员和“学生”）出版了介绍其成功实验的书信，并对反对者和批评者进行了回应和抨击。
巴黎医学院被认为是“输血事件”中的反对派，它们的教学体系死板地以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理论）为基础，二者的理论均认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进行输血，因此医学院也公开声称反对血液循环。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英国医生，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根据实验，证实了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编者注）在其1628年出版的著作中明确地证明了血液循环系统的存在，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盖伦的理论，虽然后者的理论在笛卡尔的机械生理学中已被迅速抛弃。
1668年之后，巴黎医学院才承认了血液循环，虽然这一生理事实并不影响他们对笛卡尔机械论的抵制，以及对放血疗法（盖伦认为许多疾病都是因为血液过多淤积在身体末端无法被吸收从而腐坏造成的。因此他提出切开人体的血管，排掉多余的腐坏血液可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译者注）的坚持。
至此，巴黎医学院的教员们分为了两派：大部分人反对输血试验，而另一部分则成为了德尼的拥趸且相当积极。根据高等法院律师路易斯·德·巴斯里尔的说法，当时巴黎的医生们花钱雇佣了一个“小菜鸡”——一名二年级医学生纪尧姆·拉米（Guillaume Lamy），以及一个“江湖骗子”和“拔牙师”——皇家特许的江湖医生皮埃尔-马丁·德·拉·马提尼埃（Pierre-Martin de La Martinière）来反驳德尼的申辩。他们“秘密的阴谋”和“猥琐的诡计”催生了一个奇怪的联盟来共同抵制动物血液的使用。这个联盟的成员上至巴黎医学院和新成立的皇家科学院，下至江湖术士和新桥下卖药的药贩子。
1668年2月，赛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的前男仆安托万·莫洛伊·圣-阿曼（Antoine Mauroy de Saint-Amant）去世，输血事件被推向舆论巅峰。他在德尼和埃梅雷斯为其输血三次后患上了某种形式的痴呆症（可能是由梅毒引起的）。
根据德尼的记录，在1667年圣诞节前用羊血进行的前两次输血都比较顺利，病人的状况变好，给予了富人阶层莫大的安慰，“仿若在大赦日虔诚地领受了造物主的恩宠”。然而在一月底，莫洛伊癫狂的症状又重新出现，并且在各个方面，事情都开始恶化，他的妻子不断地迫使德尼继续对莫洛伊进行输血，并在其猝死后迅速将尸体掩埋，使得尸检无法进行，旋即又在巴黎法院提起诉讼。
历史学家哈考特·布朗（Harcourt Brown）评价道，这戏剧性的一幕，“即使左拉本人也无法与之匹敌”。1668年4月，夏特勒法院宣布让·德尼无罪，因为寡妇被发现用砒霜毒死了她的丈夫（至少根据巴斯里尔的说法，可能是拉·马提尼埃提供的），巴黎医学院三个不知名的医生涉嫌贿赂她对德尼进行指控。
然而在后续的诉讼中，巴黎高等法院却在1670年裁定——其依据我们永远不知道——禁止医生“进行输血，违者将受到严惩”，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之后。
输血事件也成了国家之间争夺科学优势过程中的戏剧性高潮。在“科学团体”突破了政治边界成立的时刻，英国和法国的国王煽动起了这一两国之间名副其实的“血战”。
在威廉·哈维发表了他的主要血液循环的证明后（1628年），以及笛卡尔将哈维传统的血液观念进行了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延伸之际（1637年及以后），血液成了竞争的对象。1665年，伦敦皇家学会迫不及待地进行了血液研究的实验，当时理查德·洛尔（Richard Lower）、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和托马斯·考克斯（Thomas Coxe）开始狂热地工作，“将一只动物的血液无损地通过导管输入另一只动物的体内”。
而直到1667年1月，路易十四和他的首相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才指示新成立的皇家科学院跟进此实验。皇家科学院在医生克劳德·佩洛特（Claude Perrault）的领导下，进行着方法不同但目的类似的输血实验。
佩洛特的输血实验以狗为研究对象，但实验在动物全部死亡后宣告失败，他本人也于1667年3月最终放弃了努力，并偷偷调转方向，成了与输血不共戴天的敌人。此时德尼开始发力，并在1667年6月打败了英国人。【5个月后，伦敦皇家学会的埃德蒙·金将“镇静的”羊血输注入精神失常的亚瑟·科加（Arthur Coga）“过热的”血液中。】
1667年3月3日，德尼和埃梅雷斯首次宣告实现了同种异体输血，即将一只雌性“西班牙猎犬”的血液输入到一只“长相酷似狐狸的短毛狗”的体内。随后二人在3月8日又重复了该实验。实验结果很快（以快报的形式）发表。
《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期刊，译者注）很快转载该文，并转换为正面的立场，积极宣传二人的成就。在同种动物输血取得成功后（20只动物，大部分为狗），德尼在4月初转向研究异种动物间的输血。德尼将四只公羊的血输入一匹26岁的老马的体内，根据《学者杂志》的报道，“它恢复了生机和食欲”。
德尼和他的辩护者，包括他年轻的“学生”克劳德·加德罗伊斯（Claude Gadroys）只发表正面结果：狗和其他动物都恢复了活力，它们都重获生机。
在这一系列实验结束后，德尼声明他并未造成任何动物的死亡，且仅偶尔观察到给受血者造成的“副作用”，如“黑尿”等——医学史学家现在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溶血反应——不过该现象会很快消失，同时动物的状态普遍会好转。不过，作为供血者的狗以及其他动物的状况则很少被提及。
从同种输血实验迅速转向异种输血实验后，德尼随后又迅速将目光投向利用动物血液给人类输血的可能性。
在1667年6月15日，德尼和埃梅雷斯完成了史上第一次被登记在案的动物-人输血手术——实验对象为一名患有慢性发热的15岁男孩。在一名巴黎医生的监护下，患者在过去两个月中被放血了20次“以缓解过热的症状”，并一直处于极度嗜睡以及失忆的状态。据德尼描述，当他的患者被输注了8盎司从一只绵羊的颈动脉中提取的血液后，该患者感觉到“手臂发烫”（可能是溶血反应导致的副作用），之后便令人惊异地恢复了。“看起来容光焕发”，他的心情也变得愉悦，并且吃得香，睡得好。
在这一结果的激励下，德尼和埃梅雷斯在一周后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们承认这“更多地出于好奇而不是需要”，手术对象是一个魁梧健康的45岁搬运工，他们为后者支付了费用。
德尼表示，该名受试者（输血后）变得反应敏捷，精力充沛且性格开朗。输血并未让他变得虚弱，这位搬运工在输血结束后迅速起身，将作为供血者的羊宰了，剥皮放血之后又去酒吧畅饮了一番，第二天又自愿接受其他的实验。
而变好的“胃口”并不仅限于食物。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荷兰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土卫六的发现者。编者注）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写道：“据说那一晚他表现得勇猛无比，与妻子一起贡献了一场精妙绝伦的表演。这最后的细节在当地妇女中广为流传，让她们对输血行为双手双脚赞成，而其中想让自己丈夫也进行输血的妻子并不算少数。”
但在那年秋天，德尼在瑞典男爵邦德（Baron Bond）身上进行的第三次输血实验却导致了男爵的死亡——虽然即使是德尼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男爵身上的坏疽是其致死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让·德尼会认为某些动物的血液可以让人重焕生机，治愈疾病甚至延长寿命呢？或许在一些猎奇的传记细节中可以管窥一二：让·德尼实际上是克劳德·德尼（Claude Denis）的儿子。克劳德是皇家喷泉工程师，也是一名有抱负的诗人，他在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的领导下，负责安装和维护凡尔赛花园中的水泵和运河等基础设施，特别是皇家动物园和皇家迷宫中动物雕塑喷泉的排水系统。（同时还对他还对与水相关的疗法兴趣浓厚，这在一篇委托出版的论文中展露无疑，该论文解释了波兰一个“奇迹”喷泉背后的科学，即喷泉中的硫元素起到了治疗作用。）就像笛卡尔的理论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样，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许也影响了让·德尼的人体血液模型理论。
克劳德·德尼不仅是一名专业的喷泉工程师，还是一位业余作家，他为凡尔赛宫花园创作了一首独一无二的“英雄诗篇”。在这首诗中，他将皇家动物园诗化成一群温顺、优雅且美丽的鸟儿。阳光越过庭院里的八角亭倾泻而下，这群鸟儿在光影间展现着庄严的雄姿。凡尔赛动物园对克劳德·德尼来说是一个文明、优雅且和谐的典范（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吵闹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似乎对动物有着某种共同的感情。对让·德尼来说，从生理和道德层面上能提升人类境界的，不是动物园里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兽，而是普通且为我们所熟悉的四足动物——小牛和羔羊，偶尔还有一只小山羊。
德尼确信，这些动物的血液实际上在生理上优于人类血液，因为它们在道德上没有那么混乱，他在发表的关于第一次异种输血实验的信中阐述了这一点：
他继续写道，经验也表明在动物身上，“坏血”十分罕见，然而人类的血却不可避免地被腐蚀，他重申，这也导致了人类陷入堕落之地。言辞之悲观，颇似蒙田在凄风苦雨之日写下的文字（此处作者指的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米歇尔·德·蒙田，他的文字被普遍认为充满了悲观的色彩。译者注）。
让·德尼在对血液循环以及笛卡尔生理学的深信不疑中显得像半个“现代人”。作为一名机械论者，他在物理学与天文学领域完全遵循笛卡尔的思想，就像他在与J.D.P莫尼埃（J. D. P. Monnier）合著的关于1665年彗星的书中所述那样。而在对延长寿命的渴望上，德尼也是一名坚定不移的笛卡尔主义者。
但是德尼对于动物的思考以及他所进行的动物实验却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二元论背道而驰。笛卡尔认为动物是时钟、机器或喷泉这样的机械装置，对德尼来说，正是动物血液在道德和生理上的优越性使得输血成为一种积极的干预措施。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证明他的实验是合理的，德尼不断地强调人类在宗教意义上的堕落（即人都是有罪的），以及某些动物在基督教中所象征的道德纯洁——尤其是羔羊，暗指“上帝的羔羊”，与吃圣餐可以获得永生之源有着相似的逻辑。（基督教中，羔羊会象征耶稣及其追随者，同时圣餐中的食物被认为是耶稣的圣体和圣血，吃圣餐也被认为是领受主的恩宠，与主同在，译者注）。
无论是在德尼对动物及其感情的理解上，还是异种输血有着隐藏的基督教背景，所有的这一切都与笛卡尔格格不入。
无独有偶，这一基督教背景也被“输血事件”中一名匿名画家所采纳，他出版了德尼在1667年6月描述第一次异种输血的信件副本并于1671年在阿姆斯特丹重新出版。这幅画在许多方面都让人浮想联翩，包括输注的是狗血，但受血者的面庞和耶稣十分相似，而这幅图中的真正的主角，则是他（受血者）右侧的仆人，如使徒般的德尼。
德尼对动物血液的道德化显然还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以及“快乐的野兽”的动物至上主义相关，二者影响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哲学、文学和科学思想，在人类堕落状态的对比下，动物具有道德优越性。到了17世纪中叶，从博学的自由主义者，到自然哲学家，再到神学家，动物至上主义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已被广为接受。动物不仅被视为与人类有亲缘关系，而且被视为道德典范，较少受到标志着人类堕落状态的破坏性激情的影响。
笛卡尔的看法以及古典自然主义，挑战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其所有关于人类至上的表达。对于笛卡尔和其拥趸来说，动物的身体可以被认为是无限复杂、精心设计、没有意识的机器，但受制于物理和数学法则，没有灵魂、语言或意识，很难成为人类美德的典范。
让·德尼对人与人之间的输血持怀疑态度。这不仅是因为他相信动物血液的优越性，还因为他想要避免不必要的“残酷”。针对“残忍”的质疑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在辩论中——但只针对涉及狗的实验，而不是其他可以作为食物的动物。
来自克雷斯梅莱的医师兼诗人克劳德-德尼·杜福尔（Claude-Denis Dufour）支持输血，尽管他在一首诗中讽刺道：“残忍的人”在输血实验中使用了诗人自己的狗，那个人肯定进不了“狗的天堂”。
让·德尼并未使用人血，无意中也暴露了他的实验中（供血）动物可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尽管他声称所有接受新鲜血液的狗和受血动物都状态良好，但并未在详细记录中透露，他所谓“完善”的从股动脉采血的技术往往会导致严重出血，并直接造成供血动物的死亡。
证据就是他自己的声明：以牺牲供血者为代价来治愈受血者将是一种“延长一些人的生命，同时缩短另一些人生命的非常野蛮的手术”。该声明至少揭示了包括实验动物在内供血者的高死亡率。动物的血液可能更纯净，更少被人类恶习所污染，因此少量输注有所裨益，但归根结底，使用动物的血液要比使用人类的血液更方便、经济。
一直以来，关注医学的历史学家在德尼在输血史的贡献上兴趣浓厚，虽然他的输血实验被普遍谴责为无知导致的失败。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挽救生命的输血实验使生理学家们证明了异种血液的不相容性，尤其是在1901年确定了人类血型的存在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异体输血开始备受关注。
但最近在“输血研究”中[1]，异种输血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会面临机体产生抗原抗体反应等严峻挑战，但从动物体内可以获得纯净、无限供应且成本低廉的治疗性血液（例如使用猪的红细胞）。对早期异种输血实验的医学描述已经从医学史上的小插曲演变为对输血，特别是异种输血所带来的挑战的持续分析。人们在巴黎第一次进行动物-人输血的350年后，“输血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文/Peter Sahlins
译/药师
校对/Yord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beast-in-the-blood-jean-denis-and-the-transfusion-af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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